切·格瓦拉：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化身，及其與他有關的文化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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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的一天，影片《摩托日記》在美國上映。該片的主人公是被人們稱為理想主義者的切·格瓦拉和他的朋友艾伯特。

《摩托日記》海報

1928年出生於阿根廷的切·格瓦拉，在大學畢業兩年後的1955年，在墨西哥城遇見了卡斯特羅。1959年，新的古巴政府成立。1965年，格瓦拉前往剛果（金），後又赴玻利維亞。此後，在玻利維亞被捕後遭槍殺。

在這個世界上，極少有人能夠跨越種族、信仰和文化的鴻溝，而切·格瓦拉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切·格瓦拉

緣於其信仰的堅定和對理想的執著，格瓦拉死後，成了理想主義者的化身和一個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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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日記》是根據切·格瓦拉的日記改編而成，之前，此日記已以《南美叢林日記》為書名出版發行。

1951年的一天，格瓦拉和艾伯特騎著一輛摩托車，踏上了穿越整個南美洲的旅途。摩托車中途報廢，他們便搭便車繼續他們的旅程。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促使格瓦拉開始思考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重大的命題，並樹立了新的世界觀。

《南美叢林日記》

第二年9月，格瓦拉回到了阿根廷。他在此後的日記中描述道，在重新回到阿根廷時，原來的自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日記中，格瓦拉不乏戲謔性的幽默描述。因此，編劇在編寫劇本時，竭力把他日記中的那種幽默展現出來，並藉此表現出兩個主人公人性的方方面面。

《摩托日記》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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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拍前，攝製組用兩年的時間重走了格瓦拉當年走過的路。在旅程中，攝製組成員見到了格瓦拉的家人和當時已經80多歲的艾伯特。

在拍攝的8個月中，攝製組既到過氣溫超過45攝氏度的亞馬遜河，也到過氣溫在零下的安第斯山脈，還到過格瓦拉呆過的麻風病院。

導演塞勒斯把格瓦拉的日記與艾伯特的回憶錄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賦予了影片真實的敘事背景和更加廣闊的鏡頭視野。

導演塞勒斯和賈樟柯

片中的懷舊情調和人物對人性的嚮往，顯示出了導演含蓄的藝術風格，以及對人物塑造與情感氛圍很強的控制力。

《摩托日記》滲透著人物對理想的探索和反思，它試圖告訴人們，理想是心靈深處的忠誠，而不是毫無意義的追尋。

《摩托日記》劇照

該片曾獲第77界奧斯卡最佳原創歌曲金獎及最佳改編劇本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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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法國哲學家薩特訪問古巴，並與切·格瓦拉會面。

薩特認為，如果要尋找一個既屬於這個時代又屬於將來的一個典範，這個"毫無瑕疵的典範就是切！"

哲學家薩特

現在，格瓦拉的頭像常出現於各種場合，他那堅毅的形象成了現代社會的文化符號，這的確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

世界各地的人們常以各種形式來紀念切·格瓦拉。為此，我國當代藝術家何工曾在幾年前進行了一場藝術實踐————重走傳奇者切·格瓦拉的“摩托車之旅”。

藝術家何工

在何工眼中，切·格瓦拉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純粹的人。

在回答記者“切·格瓦拉對您的生活和藝術是否有影響？是怎樣的影響？”時，何工說：“他始終困擾我。”

何工有著真誠的探索精神和執著的文化理想，他的回答可謂意味深長，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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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關切·格瓦拉的出版物不計其數，其中他的傳記就有很多版本。

筆者所見最早的國外作者的版本，出自前蘇聯的約·拉弗列茨基，1974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格瓦拉傳》

彼時，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關於這一點，從這本書的《譯者的話》中可見一斑。

譯者多次用“蘇修”一詞指代前蘇聯，那是當時經常使用的一個專用詞彙。

譯者寫道：“作者聲稱，他自己寫這部書是為了對抗某些觀點的。他說：‘在一大批有關格瓦拉的書中，包含著各類的虛構和偏見’。”

格瓦拉與家人

此書原作者的這番話，也許的確是針對一些格瓦拉傳記中的“虛構和偏見”，也許只是出於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需要。事實到底怎樣，我們不得而知。

但那由於某種原因而左右文字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國內各種版本的《格瓦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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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8日《攝影家格瓦拉》展在京開幕，展出的照片記錄了格瓦拉在南美的旅行，和他作為古巴大使在其他國家的見聞。

那次攝影展的策展人是切·格瓦拉的長子卡米洛·格瓦拉。他稱，展覽讓人們看到了作為攝影家的父親的另一面，而他的文字和攝影作品能夠長久的流傳，也正是他的希望。

格瓦拉攝影作品

談到切·格瓦拉的精神遺產，他說，父親的真誠和正義感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希望繼承父親的精神，和他“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的理想。

格瓦拉

在談及切·格瓦拉的頭像出現在流行文化中，是否過度商業化的問題時，他說，

人們應真正瞭解切·格瓦拉所追求的理想和為此奮鬥一生的信念，而不是簡單地借用他的頭像那個空洞而沒有實際內容的符號。

而這，也正是筆者想要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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