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在南安二中的十年

難忘的十年

黃水源

1978年10月，我結束了南安“普及大寨縣工作隊”的下鄉生活，安排在南安二中任教。1988年11月，參加招聘考試，成為泉州石獅市首批公務員，離開了工作整整十年的南安二中。：；

大家知道，上世紀1966至1976這十年，我國正在“文化大革命”，當時教育戰線受到很大沖擊，大中專院校多數停辦，初高中畢業生需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時，工廠幾乎沒有招工，到部隊當兵畢竟少數，成為“工農兵學員”更是鳳毛麟角。這十年積攢的一大批青年分散在山區、農村，在不同的角落無奈地等待、煎熬，渴望著渺茫的前途。1977年10月，國家決定恢復高考。這一訊息給渴望前途的青年注入了活力，帶來了希望，許多有理想有才智的社會底層青年圓了大學夢。

因“文革”十年造成人才斷層和涸竭，恢復高考後的人才培養，短期內還不能滿足各行各業的需求，尤其是教育戰線。當時的二中，服務區域是羅東、九都、向陽和洛江區的羅溪、虹山等5個鄉鎮。二中創辦早期是借埔頭黃氏宗祠作為校舍，後來陸續建了4幢土坯平房教室和教師宿舍，文革後期從初中校升格為完中校，辦學條件極為簡陋，資金緊缺，師資嚴重不足，很難適應一所完中辦學需求。當時擺在二中教職工面前的不僅僅要教書，而且要親自參加並帶領學生進行建校勞動，如挖土方、填坑窪、印土坯，還要配合學校爭取社會各界、學生家長對學校的理解、認可和支援，可以說是非常辛苦。在困難面前，二中的教師沒有怨言，沒有退卻，而是迎難而上，同心同德，共克時艱，因為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為了學校的發展，為了父老鄉親的重託，為了實現自身價值。當時，大家都非常珍惜和愛護南安二中這一平臺，並竭力盡慧，加磚添瓦。

我清楚記得：時任中共南安二中支部書記潘元成老師經常在教師會上說這樣一句話：“再苦再累，我們也要為羅東人民多出三分地而奮鬥”。那個年代，大中專畢業生國家包分配，“草鞋換皮鞋”，農村戶口遷到工作單位吃“皇糧”。這樣，考上一個大中專生，羅東大地就少一人分享“人均三分地”份額，也等於為羅東多開墾三分地。其實，考上一人，何止多了三分地，其為家庭、家鄉和社會帶來的效益是難於用數字衡量的。潘書記這樸素又實在的一句話，表達了羅東人對“鯉魚跳龍門”的迫切願望，是潘書記對二中師生髮自肺腑的心聲和號召。正是這樸素有力的號召，進一步增強了教師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大大激發了學子們學習的自覺性和積極性。南安二中良好的校風、教風、學風的形成和發揚，與潘書記“為羅東多出三分地”號召的鼓動無不關係。我們應該感謝潘元成老書記。

我清楚記得：78年我剛到二中，僅有四幢土坯平房教室，操場尚未完整，學生和部分老師的宿舍緊擠在黃氏宗祠，沒有用膳地點，師生只能帶著蒸飯在自已宿舍用餐。當時，潘書記與總務處主任黃報捷、總務潘海水研究辦法，帶領師生齊動手，挖土方擴建操場，印土坯建教室、宿舍、實驗室。雖然現在已看不到當時的勞動成果，但當時的勞動場景仍留在許許多多親歷校友們的記憶裡。

我清楚記得：上世紀80年代，文革期間從重點中學下放安排在二中的老教師紛紛調到原校，不少較優秀的和有門路的老師，也紛紛請調到重點中學或交通便捷的學校，每年分配到二中的新教師難得一二名。教師缺編嚴重，只能向社會招聘民辦、代課教師來補充，教師整體學歷水平低，教學經驗不足，有高中畢業班教學經驗的老師少而又少。二中的領導、老師直面現實，自已招聘，自已培訓。泉州藉文革前泉州五中教導主任金大釗老師下放到二中工作時，還戴著“老右派”帽子，月工資降至38元。但他從不叫屈叫苦，積極協助教導處招聘培訓民辦、代課教師，指導備課，入堂聽課評課。在金大釗老師的培訓指導下，一大批民辦教師迅速成長，不但勝任教學，而且能擔任初高中畢業班教學工作。當年經常位居全縣第一的英語、數學科中考成績，不少是來自這些民辦教師辛勤努力的成果。這批民辦教師以後陸續轉正，有的評上高階教師，有的成為學校中層以上領導，為社會培養許多人才。金大釗老師為南安二中的教師培養付出了大量心血，可尊可敬。我們懷念金大釗老師。

我清楚記得：二中剛升格為完中，規範管理、提高質量是面臨的重要課題。剛從國光中學調任二中教導主任的陳維新老師和84年任副校長的黃祥藹老師，帶著這一課題走進教師宿舍，走進教室，多次召開各型別的座談會，討論研究並形成共識：改變臨考前猜題押題為功在平時、紮實基礎年段和基礎知識；改變各自為戰的狀況，建立扎實有效的教研製度；制定量化的質量評價指標。根據這些共識，當時教務處建立了教研組、備課組教研活動制度和聽課評課制度；建立了期中期末年段、學科質量分析制度；倡導結對拜師，以老帶新；引導教師重視教育教學經驗總結，鼓勵教師積極撰寫論文，發表論文。陳主任還設計了多種表格進行量化跟蹤評價。同時，他積極聯絡華僑中學、南星中學開展三校互為交流命題活動，以此提高教師的命題水平，從三校比較中找差距、研措施。正是曾被老師戲稱為“表格主任”的的這一些表格和制定的制度，教學管理得到進一步規範，年輕教師逐漸成為學校的教學骨幹，教學質量進一步提高；良好的教風和學風進一步形成。南安二中在83—86年曾被評為南安縣、福建省“兩個文明建設先進單位”。陳維新主任和黃祥藹副校長的良苦用心和貢獻，至今還被許多校友所懷念。

我清楚記得：南安二中的良好校風，與當時有一支年輕積極的政工隊伍息息相關。時任政教處主任的傅炳輝、黃振瑜老師與李燦陽、王強樂前後幾任團委書記，還有少先隊總輔導員李榮生老師，他們經常穿梭在班主任和學生當中，與學生幹部一起“在游泳中學游泳”，經常召開班、團幹部培訓會，開展豐富多彩的各種班團隊等活動，培養他們的領導管理能力。這樣，既提高了管理效益，又為學生的成長打下良好的基礎。這些學生幹部走上工作崗位後，有的成為科級、處級乃至廳級領導，有的成為科研院校領導，有的成為企業經理、老闆、董事長。人才輩出，得益當年。

我清楚記得：當時的英語教研組長林春生老師，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年段主任、班主任。他從實踐中總結出這樣一條經驗：每位教師手中都要有幾顆“原子彈”加以培養，為他們將來出類拔萃打好基礎。校領導把這個經驗在教師中宣傳並倡導實踐。現在許多校友成為專家、精英，大都是當時教師們手中的“原子彈”。當時，為了這些“原子彈”，老師們細心呵護，費了大量心血，不但在學習上“開小灶”，在生活上給予全方位的關心，比如關注學生的家庭情況，擔心受家庭原因影響學習；擔心因早戀而分心；擔心臨考緊張吃不好睡不著。有的老師還自掏腰包送麥乳精等營養品給貧困學生。當時對學生這樣關心的老師不在少數。透過這些點滴，我們不難理解二中的校友那麼尊重老師，不難理解他們會對老師深情地說出“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等感恩謝語。

讓我難以忘懷的不僅僅是同事校友——

我沒有忘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愛國僑胞、羅東老僑聯主席黃菊尊先生經常來校，瞭解學校的辦學情況，意識到辦學條件制約著南安二中學校的發展，就多次自費奔波於東南亞各地，鼓勵僑胞支援二中改善辦學條件。同時，他為學校提供各地僑胞的有關資訊，指導學校與僑胞密切聯絡，聯絡感情。1981年旅新僑領黃昆明伉儷慷慨解囊，獨資捐建南安二中“協怡禮堂”，大大改善了學校的辦學條件。正因為有黃菊尊老先生的努力，有黃昆明伉儷的捐資興教楷模，帶動了不少愛國僑胞捐資二中，捐資助學這一優良傳統得以發揚，如侯昌財先生樂捐近億巨資，使二中舊貌換新顏。這一切，是南安二中的福氣，是羅東人民的福氣。

我沒有忘記：南安二中從創辦早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都是借用埔頭黃氏宗祠。1985年，黃氏族人在還作二中學生宿舍的祠堂舉行元宵點燈活動。這期間，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大力支援二中擴建，收回修復宗祠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社會的響應和政府的支援並付之實施。這一舉措，結束了二中幾十年借用宗祠的歷史，結束了二中校區一分為二，不便管理的狀況，從此也迎來了擴建二中、捐建二中的建校熱潮。當時黃氏宗祠這批“建委們”卓識遠見，功不可沒。

我沒有忘記：上世紀八十年代，文革結束不久，南安二中百業待興，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與否尤為重要。時任泉州市副市長薛祖亮曾來校調研指導，充分肯定二中教師安貧敬業的精神，教師們深受鼓舞。時任南安統戰部主任潘用燦、縣僑務辦主任黃培基主任等經常來校關心，指導學校打好僑牌。時任羅東黨委分管教育黃貞亮書記多次為學校排憂解難。泉州教育局、南安教育局經常來校指導教育教學工作。時任泉州教育學院主任侯怨水教授（羅東人、二中老校友）為二中的教育教學改革嘔心瀝血，精心指導。這一系列的關心，鼓舞了師生計程車氣，增強了二中辦好學校的信心和力量。

讓我難於忘懷的還有很多，正是許許多多的感人事蹟感動著我，鞭策我在二中期間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回想起來，十分溫馨，也值得回味。

78年剛到二中，擔任本專業生物科教學工作。因當時生物不是高考科目，學校又缺化學教師，我服從學校需要連續擔任6屆高中畢業班化學科教學（擔任教導處副主任三年仍在高中畢業班），直至84年擔任校長後，才回到本專業，連續教了三年高中生物。這期間的教學工作，我收穫頗多，既練就了當教師的基本功，又初步掌握了中學教育教學基本規律及抓畢業班工作的基本方法，為我1984年後擔任校長辦好教育打下一定基礎。

擔任校長期間，我緊記“為羅東三分地而奮鬥”的現實口號，以尊重教師、依靠教師為理念。為了搞好工作，我經常走進教師宿舍聊家常、聊教學，虛心聽取老師的意見、建議。每到中高考前一兩個月，經常與畢業班老師研究衝刺措施，有時聊到夜間十多點，肚子餓了就“瓜菜代鴿飲“（合夥煮點心），有菜拿菜，有米粉拿米粉，有的還到埔心街買菸買酒，大家非常開心，氛圍很好，至今還非常懷念那快樂的時光。

我生在農村，從教師崗位走上領導崗位，深深感受到當老師的不易。因為當時教師工資少，社會地位低，很多人月工資不足50元，更不用說民辦教師。在那種情況下，我認為應該給老師多一些人文關懷。每年春節，我倡導老師之間相互登門拜年，學生就近向老師拜年。我親自帶領行政人員到老師家賀年。平時老師家中有什麼困難或需要，比如就學就業、分配調動、病困應急、看病就醫等，我都會調動一切資源盡力幫忙。離開二中後，不止一位校友對我說：你好相處，沒有架子，樂於助人。

在二中工作期間，我一家人住在作為學生宿舍的埔頭祠堂裡與廁所相鄰的小宗祠，住宿條件雖然差，但有著更多瞭解、親近學生的機會，解決學生問題更直接更迅速。學生有什麼需要，也經常來找我家人幫忙，有的學生病了，也會來討水討藥。我離開二中後，無論是在職或退休，不管走到哪裡，有什麼需要，都會得到當時校友的鼎力相助，我真切地體會到：“二中校友”這個身份，是我人生的寶貴財富，我為擁有這個財富而自豪。

在二中工作的這十年，我盡心竭力，不敢懈怠。但因能力水平所限，力不從心，虧欠不少，自感有愧。我離開二中後，劉戰國、侯晚全、黃種國先後幾任校長，承前啟後，一步一個腳印，帶領二中穩健前行，從普通完中升格為三級達標中學，繼而升格為二級達標中學，如今又在譜寫新時代二中新篇章，我甚為欣喜，我們共同祝福二中明天更輝煌！

詩人普希金說過：“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有過去，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念”。我離開南安二中已有三十多年了，不管走到哪裡，處在哪個崗位，每當想起當時二中這支有朝氣、有凝聚力的教師團隊和聰明好學的莘莘學子，每當想起那些支援二中的僑胞鄉賢、社會各界，每當想起關心我、支援我的校友，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這些讓我難以忘懷的人和事，不斷催我自新，喚我前行，不斷給我信心和幸福。

難忘啊，在南安二中十年的崢嶸歲月！

感恩您，人傑地靈的羅東這方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