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中亞”：中亞的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複線歷史

“中亞”（Central Asia）位於世界最大的連片陸地——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長期扮演著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交往橋樑的重要角色，是著名的“絲綢之路”貿易活動與資訊交流的重要週轉地區。“例如吸收歐洲的許多發明，傳播至於中國的，就是中亞人；而許多中國的發明，也由他們帶回歐洲。由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國可包含於世界史的範圍內，則中央亞細亞顯然也應受同樣的待遇。”到了近代，隨著整個世界力量中心從陸地轉向海洋，這一區域又成為世界列強大博弈的舞臺。隨著蘇聯解體和中亞五國的獨立，由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和塔吉克所構成的當代中亞，開始形成新的身份認同與對外認知框架，從而為這一區域的未來發展打上新的時代烙印。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正如英國學者漢布里所指出的，中亞在人類歷史上起了兩種獨特的、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於中亞大部分地區的乾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通道（中亞多數大河注入北冰洋），其主要作用是隔開周圍的中國、印度、伊朗、俄國等文明；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中亞的古代商路，也為中亞周邊的諸文明提供了一條細弱的但又綿綿不絕的聯絡渠道。正是依靠這些渠道，中亞周圍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貴重商品之外，還得到了一些關於對方的有限知識。如果不存在中亞商路的話，它們就得不到這些，或者至少要困難得多。封閉性與聯絡性共存的狀態，構成了中亞在亞歐大陸乃至整個前近代世界的基本圖景，併成為我們面對當代中亞及其區域定位的過程中所必須理解的基本前提與基礎。

長期以來，作為歐亞大陸東西段之間的交流通道，中亞缺乏自身穩定的政治結構、歷史傳承與族群結構，動盪與流動成為這一區域的顯著特質，在文明史的脈絡中無法形成具有連續性的整體認同，因此往往作為周邊文明歷史的“附屬區”而存在，而該區域自身在與周邊諸文明力量的互動過程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則呈現出週期性的特徵。從知識發生學的角度而言，中亞一方面始終在吸引著歷史和現實的目光，另一方面卻吞噬著我們對於這個地區的既有認識，唯一不變的就是這一區域內部秩序的不斷變動與外部界限的混沌不清。這種形態，塑造了中亞在歐亞大陸認知框架中的基本狀態，也構成了公眾層面中亞認知的基本樣態。在此基礎上，我們必須首先回答與地緣身份相關的幾個問題：中亞是什麼？中亞不是什麼？中亞會變成什麼？

中亞是什麼？

中亞是什麼？這是一個關於中亞區域及其地緣定位的問題，只有理解了中亞與更大的外部世界的關聯性，我們才能理解中亞本身。

從歷史與地理的視角來看，中亞可以是中國古代王朝歷史視野下廣闊的西域地帶，這一充滿傳奇色彩的西域地區，在中國曆代正史中構成了中原核心敘事的重要補充，其內容的豐富與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正史敘述及其相關王朝是否為大一統王朝的重要標誌。中亞也可以是歐洲文明中的亞歷山大東征曾經接觸過，但同時又長期沒有關注的東部世界的組成部分，在這種認知中，中亞成為古代草原絲綢之路空間的一部分。著名的古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其不朽名著《歷史》中曾這樣記述中亞的場景：“直到這些禿頭者所居住的地方，這一帶土地以及居住在他們這邊的民族，我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為在斯奇提亞人當中，有些人曾到他們那裡去過，從這些人那裡是不難打聽到一些訊息的。從波律斯鐵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臘人那裡也可以打聽到一些事情。到他們那裡去的斯奇提亞人和當地人是藉著七名通譯，透過七種語言來打交道的。”這條關於斯奇提亞人繞裡海、鹹海往東前行的道路，正是絲路北道的西段路線，是漢代之前的東西方商隊逐步走出來的。

中亞同樣可以是近代以前歐亞大陸東西方文明內部交流的中介區域。在漢代，位於中亞區域“中央位置的貴霜帝國所擁有的財富和它的重要性，可以說這裡成了一箇中心。這個巨大的十字路口獨霸著向西穿過帕提亞國，通向巴爾米拉、佩特拉和地中海沿岸的道路，東邊通向喀什噶爾、和闐和中國大都市的道路，向南的道路直通塔克西拉、旁遮普邊境。遊客從這裡可以抵達巴里伽扎港，然後乘船駛向阿拉伯半島、埃及，最後從這些地方取向羅馬。一路上，從印度北部的東方港口開始，佛教文化就一直伴隨著它的前進步伐，途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府南（今柬埔寨）和安南（越南北部沿海）的印支王國。大部分商人、使者、藝術家、冒險家、醫生……在穿越貴霜領土時都經歷了從敘利亞或從埃及到中國的那段艱難路程。在這塊文藝繁榮的交融地上，貴霜帝國力圖保留和吸收每種文化最精華的部分，這使得印度藝術和思想的魅力從西到東大放異彩”。

近代中亞更是成為俄國與英國彼此競爭的內陸亞洲區域，並從地緣角度影響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政治軍事形勢。正如俄蘇中亞史研究大家巴托爾德（又譯巴爾托里德——筆者注）在1920年撰寫的《中亞簡史》中所指出的：“19世紀，當歐洲最終確立其文化的領導地位時，中亞作為伊斯蘭化的亞洲區域距離歐洲最遠的部分，在文化發展上又低於其他伊斯蘭國家。在俄羅斯來到這裡以前，中亞沒有印刷業，不論是石印或是活字印刷，而那時土耳其和波斯早就有了印刷業。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國家、社會生活中，早在18世紀時已見有歐洲的影響，而中亞在這方面仍完全處於中世紀的狀態中。只有蒙古入侵後首次復工的金幣鑄造廠表明，透過波斯的中介，它和歐洲曾發生過某種經濟上的聯絡。但是，如果認為俄國征服者在中亞碰到的只是野蠻愚昧和沒有什麼可以贊成的文化活動的話，那是錯誤的。在俄國征服時，中亞大部分的經濟狀況比起一個世紀前，已有很大發展。希瓦和撒馬爾罕又再次成為重要城市。比起16和17世紀，在19世紀，希瓦和浩罕汗國在文化（尤其是歷史學）和建築方面呈現出一幅比布哈拉更為生機勃勃的局面。費爾干納首次成為一個大國的中心，它幾乎包括了整個錫爾河流域。浩罕汗成功地把錫爾河省東部和七河省西部的一部分遊牧民置於其統治之下。在中斷了數世紀之後，又恢復了對草原地帶的墾殖活動，並在浩罕汗國新建堡塞的保護下，恢復了農業生產……費爾干納首次在中亞取得了經濟上的首要地位，並在俄國統治下一直保有這種地位……像別的地區一樣，中亞的未來決定於它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地位。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地區，中亞在商業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賴於鐵路的發展（它恢復了與海路貿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陸路貿易），中亞大概將不再起它以前起過的那種與遠東貿易上的作用，並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亞鐵路外，又修建一條貫穿中亞到中國的鐵路。不管怎樣，未來修築歐洲-印度鐵路的問題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不知道在這一規劃中中亞將起什麼作用。為此，俄屬中亞不但有其過去，同樣也有其未來。”在這裡，巴托爾德預測到了中亞有可能在鐵路互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卻沒有預想到中國在新的世界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當然，中亞同樣可以是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的俄國-蘇聯中亞區域，更可以是當代的中亞五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和塔吉克，甚至更為廣大的區域。從總體來看，它是一種經歷過幾個階段變遷的文化-生態共生區域，是一種與周邊文明與國家力量有特定關聯的區域，也是一塊我們在思考自身社會與文明發展過程中無法全然迴避的區域。比如說，當我們在思考歷史上的北方民族遷徙問題以及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力量之間的南北互動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意識到中亞在這些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外部角色。

中亞不是什麼？

中亞不是什麼？從嚴格意義上說，中亞不是一個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獨立單元，在可觀察的一段時間內，它無法確立起自身的整體性話語與認同，而必須附屬於歐亞大陸周邊的某一力量單元，方能展現自身的能量。從現實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層面而言，中亞也不是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共同體，它自身在經濟和生態上的脆弱性使其無法在長時間內形成一致性的力量，在認同層面，在可預期的時段內，也難以出現一種共同的、穩定的“中亞人”意識。

例如，在中亞的漫長曆史上，我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囊括這一區域的，並以本地區為政治中心的長期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即便是在著名的蒙古帝國時代，中亞也並沒有成為蒙古帝國的中心，而只是整個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俄爭奪中亞的時代，中亞在英國殖民政策的定位上也處於某種邊緣位置，其地位無法與當時作為英國南亞戰略支點的英屬印度相比。而在其內部，由於後來蘇聯因素和宗教、族群因素的巨大影響，當代中亞五國的共同區域身份認同相對而言是比較弱的，遠不及先前蘇聯的蘇維埃共同體認同，以及當代基於特定宗教與種族身份的共同體認同，當然，更比不上中亞各國自身的民族國家身份認同。從這種意義上說，中亞更多的是一個外部附加的區域概念，而較少成為這些區域及其國家的內生認同概念。所謂的中亞國家聯盟（The Union of Central Asian Nations）更多的是一種哈薩克單方面的構想，人口密度與歷史傳統居於優勢地位的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等國未必願意承認哈薩克的主導地位，而且現實狀況也表明，這種構想始終處於懸置狀態，在具體的發展層次上，甚至不如俄羅斯所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更不用說形成類似的更具共同性的東盟甚至歐盟結構了。

烏茲別克

中亞會變成什麼？

有意思的是，雖然中亞在印度殖民帝國體系中的地位比不上英屬印度，但歷史上的中亞曾經以獨特的方式重塑了印度乃至整個南亞的歷史，莫臥兒帝國及其創始者巴布林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正如萊恩普爾所指出的：“巴布林是中亞和印度之間、以掠奪為生的遊牧民族與帝國政府之間，以及帖木兒與阿克巴之間的橋樑。亞洲兩大雄主成吉思汗和帖木兒的血液融合在他的血管裡，他把波斯人的教養、溫文爾雅與韃靼遊牧民族的勇敢和好動結合了起來。他將蒙古人的活力、突厥人的勇敢和能力帶給了懶散倦怠的印度教徒。他本人是一個幸運的戰士，並不是帝國的締造者，然而他給他的孫子阿克巴所建成的輝煌建築物奠定了第一塊基石。他對印度的征服為一個帝國世家開闢了道路，這奠定了他在歷史上的不朽地位；而他早期的英勇冒險和不屈努力，以及他追述這些英勇冒險和不屈努力的回憶錄，奠定了他在傳記寫作和文學上的地位。”這種經由特定的人物與帝國關聯而形成的區域性聯絡，為我們思考中亞的未來轉變提供了基礎與可能。

正如卡爾·施米特所揭示的，一戰及其後果影響了整個世界的走向：“在先前的數個世紀中，都是由歐洲會議決定世界空間秩序，但是在1918-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第一次乾坤顛轉：由世界決定歐洲的空間秩序。這意味著人們試圖在一個完全失序的世界裡為歐洲創設一種新秩序。在國際聯盟的護衛下，世界大會對歐洲大陸的土地進行強行的重新分配。”歐洲秩序在這之後，已經無法塑造整個世界框架並明確地緣角色。而隨著歷史的推進，近代以來世界政治及其地緣政治變遷為中亞賦予了新的角色。正如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在20世紀初指出的，歐亞大陸內部區域，因其身處內陸以及海上力量無法滲透，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樞紐地帶。但在他的眼裡，中亞只有在附屬於俄國（以及之後的蘇聯）的基礎上才能發揮作用。而在蘇聯走向瓦解之後，中亞又面臨著新的抉擇。它是成為所謂的土耳其勢力範圍的一部分，還是繼續留在俄羅斯的影響下，抑或是尋找美國這樣的“域外”大國作為其平衡外交的支點，或者與中國、印度、伊朗等周邊鄰國形成新的睦鄰合作關係，這些不同的選擇，都將決定中亞的未來定位，而在中亞內部，各國之間也將呈現出更多的複雜性和內部發展路徑。

總之，作為世界空間秩序的一部分，中亞的這種內部結構將形塑其外部走向的持續性與整體性；而其本身，則會更多地受到歐洲之外區域與國家的重大影響。

內部結構

漫長的20世紀，不但是一個世界歷史的真實舞臺，而且是一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地緣政治實踐場域。它不僅塑造了當今的世界整體秩序，而且對各區域內部結構形成獨特影響。義大利學者阿瑞基提示我們：“就像在17世紀晚期和18世紀早期，霸權角色對於一個像尼德蘭聯邦那樣大小的國家來說變得太大了一樣，在20世紀早期，霸權角色對像英國那樣大小和資源量的國家來說也變得太大了。在這兩種情況下，霸權角色都轉交由另外的國家來承擔——18世紀是英國，20世紀則是美國。這兩個國家開始享受豐厚的‘保護費’，也就是獨享（絕對或相對的）與地緣政治學上的島國特徵相聯絡的專屬成本優勢……但在這兩種情況下，這兩個國家也要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中佔有足夠的分量，以便能夠根據它所認為的合適方向改變競爭國家間的權力平衡。由於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在19世紀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充套件，所以在20世紀早期成為霸權國家就需要比18世紀多得多的領土和資源。”俄國在中亞的推進及蘇聯在這一區域的制度改革，同樣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種領土與資源的結構性變化。

俄國在中亞的擴張過程，不僅是其帝國結構在中亞的延伸，還是其邊疆觀念在中亞這一新的歷史與生態空間中發展與立足的過程。從歷時性角度而言，中亞被納入俄國的實踐成為俄國邊疆理念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對俄國來說，其自身獨特的“邊疆性”正是在其與東部蠻族的對抗中逐漸形成的，而且在其自我敘述中，俄國本身也成為整個歐洲的屏障。正如捷連季耶夫所指出的，從17世紀開始，“俄國在戰勝了一個敵人之後，就得馬上對付另一個敵人：打敗金帳汗國之後，馬上就要制服喀山，制服喀山之後，又得去制服巴什基爾人等等；戰事不絕，好像這就是俄國今後的使命。各汗國一個接一個地竄向俄國邊境，可以說是在敲打歐洲的大門，但嚴峻的守衛者毫不客氣地攆走了這些不速之客。從這時起，歐洲聽不到武裝的民族‘大遷徙’的不祥的喧囂聲，也聽不到我國邊境村民的呻吟，只有一個俄國傾聽這種呻吟聲，併為他感到痛苦。希布察克人、巴什基爾人、卡爾梅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他們挨個兒在俄羅斯人民堅不可摧的威力前碰得頭破血流。俄羅斯人民不僅使自己，而且同時也使歐洲擺脫了類似阿提拉和拔都那樣的野蠻韃靼軍隊入侵的恐怖……俄羅斯就是採用這種不斷往前伸展的一條條防線，向東推進，勞而無功地去企求安寧。在她還沒有遇見一個能尊重條約、開化到不靠劫掠為生，而且強大到足以禁止屬下匪幫對我國邊境進行強盜式侵襲的民族以前，她是得不到這種安寧的。由各個草原和各野蠻汗國所促成的，而我們不得已予以採納的這個計劃……只能決定構築要塞來遏阻他們”。

葉卡捷琳娜二世而隨著俄國版圖向東拓展，歐洲文明的屏障才越發深厚。到了葉卡捷琳娜在位時期，俄國進一步向中亞方向推進，“設定一系列類似當時帝國內部已建立的機構，把半野蠻的臣民拴在共同的國家制度上，深入亞洲草原，開闢一條通向進步和文明的道路”。在這種思想認知之下，俄國本身向中亞的擴張同時是一種其內部“流動性”被漸次消除的過程，並在“文明開化”理念引導下被納入整個帝國的內部治理當中。正如後來的蘇聯學者H。M。休金娜在總結俄國在中亞的地圖繪製歷史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國對中央亞細亞的考察來說有代表性的是繼承性和堅定的目的性。考察隊有計劃地開闢路線，以便把中央亞細亞地圖上的空白點分成越來越小的地塊。由於考察的這種堅定的目的性，中央亞細亞在很短期限內在地圖上就不再是‘未踏勘地區’，而是具有了清楚的圖形。”中亞地圖的繪製，正是這種理念初步深化和實踐的重要產物。

從歷史程序上看，俄國逐漸征服哈薩克草原的過程是從鎮壓哈薩克諸汗政權開始，中玉茲、小玉茲和大玉茲分別在1822年、1824年和1848年被征服。“沙皇統治在哈薩克草原的確立，是一個緩慢而審慎的過程。彼得堡政府並沒有給予哈薩克人以臣民的地位，他們還仍然保持著‘外僑’（inorodtsy，allogénes）的身份。”在一開始，俄國的中亞政策更多地採取保留當地原有社會秩序的方式來實現間接治理，“沙皇在中亞的對內政策是，打算用維持住這一地區的和平和秩序，而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方式儘量少加干涉的方法，來保證持續的統治”。但之後的棉花、剩餘土地和市場需求，改變了俄國之前的中亞政策。以1822年頒佈的《西西伯利亞吉爾吉斯人條例》為標誌，俄國對中亞地區既有的政治結構進行了系統調整，這一調整首先以哈薩克草原區域的中玉茲開始，俄國將其領地納入鄂木斯克省的外圍區，受西伯利亞總督的直接管轄。

隨著俄國在19世紀後半葉逐步吞併中亞地區，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其在中亞北部設立草原總督區，駐地為鄂木斯克，在南部綠洲設立突厥斯坦總督區，駐地為塔什干，從而確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綠洲”的中亞治理格局。從周邊生態與政治態勢而言，這一治理格局儘管在組織方式上呈現多種形式，但其內在基礎始終是中亞在氣候、土地、水資源方面已形成的分佈格局，其南—北結構始終未變。從總體上說，一直到20世紀初期，即便是在俄國控制這一區域之後，當時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這種狀態，符合當時以農牧業為主的區域經濟格局及相關的人口與群體分佈態勢。長期以來，在中亞的這種南—北結構中，位於費爾干納的南部主體區域在經濟、人口、歷史文化等方面佔據優勢。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間，中亞社會內部的主體性意識逐漸高漲。作為蘇俄國內戰爭的後果之一，蘇維埃政府在當地漸漸掌握權力，並在之後蘇聯的整體政治實踐和治理框架中形成新的“平等”話語，進而從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轉變了長期以來南—北結構中以南部為中心的歷史圖景，以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為中心的北部草原區域逐漸成為當代中亞新的南—北結構中的北部中心，並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中亞內部國家敘述歷史與理解邊界的方式。

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繼承了蘇聯時期劃定的行政結構，繼續維持現有邊界，共同奉行不破壞邊界的原則。這種在蘇聯政策中基於平等原則塑造的中亞國家“並行”結構，在蘇聯解體之後成為一種被“繼承”的內容，並在隨後各國的國家認同建設中成為某種基本共識。1993年8月，獨立不久的中亞五國簽署宣告，進一步確認了維繫各國間現有邊界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中亞各國基於各自國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決自身與周邊各國的邊界爭議問題，但由於這一問題的歷史遺留特徵，以及其在中亞各國自身民族國家建設中所扮演的政治動員工具，因此在具體的解決方面進展緩慢。

有研究者指出，中亞各國的公民認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領土-文明的認同感基礎之上，“與公民認同感相聯絡的民族性在中亞大的民族中都佔優勢，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為公民自我意識的基礎，在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中也佔優勢。老的中亞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國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佈於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斯坦，有費爾干納谷地、布哈拉、撒馬爾罕、塔吉克南部地區和烏茲別克南部地區（蘇爾漢河州），他們正形成類似非命名的中亞土著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識，如在烏茲別克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烏茲別克人，他們是在中亞傳統的領土-文明基礎上形成的。因為這些領土的大部分是在烏茲別克，從總體上講，該國的公民認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亞國家體制強力影響下的產物，與該國鄰國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形成了中亞新獨立國家邊界衝突的潛在根源”。這種中亞國家在疆域及邊疆結構方面呈現的複雜性，不僅在現實政治層面影響著中亞國家間的相互關係，也將在各自歷史敘述的層面得以呈現。

複線歷史

與當代中亞內部疆域結構的複雜化相對應的，則是各國在自身作為“歷史連續體”的敘述方面呈現出的複線特徵。“複線歷史”在中亞各國的歷史話語創制中成為一種基調，它既意味著基於俄國-蘇聯空間的統一的中亞歷史敘述就此終結，也意味著在中亞各國的歷史敘述中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互相競逐的局面。瞭解和認知這些國家的敘事風格及其歷史觀念，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區域內部國家當下和未來一個時期的自我定位與走向。

以當代中亞最大的國家哈薩克為例。蘇聯時期的哈薩克歷史敘事服從於蘇聯歷史的整體架構，以某種公式性的方式呈現。（1）哈薩克同俄國的聯合，是16世紀末期以來哈薩克人民最著名、最有遠見的統治者所一直追求的目標。（2）哈薩克同俄國的聯合，防止了其他野蠻國家奴役哈薩克人，並使其與一個比一切亞洲鄰國都“更為文明”的國家形成了密切關聯。（3）哈薩克歸併於俄國，制止了周邊力量瓜分這一區域，併為其進入更進步的經濟形態開闢了道路。（4）哈薩克人在他們全部歷史中都從未有過一個真正有組織的國家，只是一些聯結得很鬆散的半國家組織。蘇維埃政權使哈薩克得以有一個真正的自己的國家——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到了蘇聯解體後的1992年，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建立和發展作為主權國家的哈薩克戰略”中，指出了歷史因素在哈薩克國家建構中的巨大作用，認為哈薩克的現有疆界是歷史上後來定居的、控制了整個哈薩克疆域的民族部落的領土。

此外，他還指出，一個獨立的國家不是哈薩克人的禮物，而是其歷史的家園。當局將採用一切手段來確保統一國家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這也是這一不穩定時期哈薩克關於其國家定位的重要宣告。這種理念，體現在哈薩克自身的國史敘述中，表現為其徹底拋棄了蘇聯時代的框架，開始以自身作為歐亞歷史運動的中心之一來定位：“塞人時代的文化表明，作為中亞一部分的歐亞大草原是獨立於黃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單元。歐亞草原文明集各時代各地區文化特點於一身……在世界上，各個時期都有若干非常活躍的族源中心，其族人就像大鍋裡的開水沸騰後水花四濺一樣向四處擴散遷徙，最終改變整個大陸的面貌……哈薩克始終是歐亞大陸上這些不規則遷徙運動的中心地帶。”從認知角度而言，這種敘述在中國自身對於中亞的認識框架之外，形成了新的“歷史連續體”敘述，值得關注。目前，在尋找“歷史連續體”的目標之下，對國家感與歷史性的塑造，已然成為中亞國家認同建構的基本內容。但在這一目標之下，必須進行歷史與現實層面的妥協，各國自身所試圖追尋的帝國榮耀及其歷史記憶，與這些國家在蘇聯時期的劃界現實始終存在著某種錯位。實際上，中亞地區這些歷史上的榮耀帝國與現實中的國家疆域無法形成一一銜接的關聯，“獨佔的”與“切割的”國史敘述及其帝國想象無法在中亞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得到徹底貫徹。因此，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複線歷史”基礎上的“共享”與“交錯”都將是中亞各國曆史版圖與現實疆域之間關係的基本態勢。在未來，中亞各國的民族國家建構依然任重道遠，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一過程同時是一個構築不同於蘇聯時期的自我同一性的過程。由於中亞各國構築其國家公民認同感的基礎不同，各國推進民族國家的程序、力度與方式也各有差異；與之相應，其“歷史連續體”的書寫也各不相同。

最後，讓我們回到大地與海洋的命題。正如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曾經說過的：“中亞雖然是內陸，但我們有兩片海洋，一片叫中國，一片叫俄羅斯，只要打通陸路運輸，他們就是我們最好的海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中亞所具有的地緣身份、內部結構與複線歷史之間的複雜關聯，並思考以之為物件的大地與海洋。它們同樣永恆，也同樣久遠。我們認知中亞的圖景與視角，也正是在這種結構變動中得以推進與深化。

（本文摘自袁劍著《尋找“世界島”：近代中國中亞認知的生成與流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9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