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與榮耀：猶太人與“大型的猶太人”

阿德勒法中的勒怎麼讀

◎雲也退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大師與翻譯理論家，當代傑出的人文主義知識分子，熟諳英、法、德等數國語言與文化，執教於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語言、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及“二戰”大屠殺的影響。美國文理學院榮譽會員，曾獲法國政府榮譽團騎士級獎章、阿方索·雷耶斯國際獎等多項殊榮。代表作有《語言與沉默》《悲劇之死》《巴別塔之後》等。

上帝來了，右手拿著聖書和天堂的許諾，左手拿著柏林的報紙《柏林人公報》。猶太人看見，伸手要了報紙。——這笑話是黑格爾說的，帶有反猶意味。但它無意中說出了一個關於猶太人的真相：他們愛讀，過去讀聖書，現在讀報紙，無論讀什麼他們都虔誠，虔誠地認為自己能從閱讀中瞭解一切，尤其是歷史和時間的內在流向。

跟猶太人有關的笑話是世間笑話的頂點，最妙也最高階。另一個笑話也關乎看報紙。一個猶太人走進柏林的一家咖啡館，問店家要一份納粹黨的機關報看。店家告訴他“這報紙已經沒了”。猶太人走了，次日又來，又要這份報紙，得到同樣的答覆後又走了。第三天，第四天……同樣的事一再發生。最後店家終於忍無可忍，叫道：“你這人有病嗎？我告訴你無數次了，這報紙已經沒了，納粹倒臺了，連希特勒都死了！”

猶太人笑道：“我知道，我就是想聽你說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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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斯坦納（1929—2019），這位堪稱全面的、“大型的”人文知識分子，在講起這些關於猶太人的“趣話”時，就彷彿在講他自己作為猶太人的經歷的一部分。他出身中歐，在報業最發達的時代里長大，這個行業裡充滿了猶太人的身影，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和語言天賦，善說能寫，又有著習慣漂泊奔波的特性，在與各國的人、各行業和各種文化的接觸中，他們的猶太人身份失去了本質意義，他們的身份一般都是某個歐洲國家的公民，而當後人研究他們時，會覺得他們屬於被歐洲造就的一類特立獨行的“歐洲人”。

當斯坦納談起報紙時，他想說的話之多，生命感觸之深，超過了任何讀訪談的人的想象。他會想到，自己在還是個位數的年齡，就已經在縈繞著貝多芬、莫扎特、瓦格納和馬勒的音樂氛圍中開始看報了。他生在媒體網路最發達的地方之一——巴黎，而他的父母是在他出生前的1924年離開奧地利遷到這裡的，因為他們嗅到了一種“對猶太人的有系統的、教條化的仇恨”，而到巴黎後，他父親也是百般小心，因為他相信如果迫害猶太人的行動發生，法國不會是主謀，卻也會成為幫手。日耳曼人的音樂和文學，對他的緊張心情來說，是一種保護和安撫，但猖獗的反猶言論，透過報紙進入到斯坦納閱讀的範圍之內。這並不全是壞事，因為具有反猶色彩的話語和報道，正是促使他形成身份意識的一種重要的力量。

當他完全瞭解到，自己是那個被攻擊的民族的一分子的時候，他的家人帶他移民去了美國。他就此住在了紐約。一直到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時，有一位法國作家洛爾·阿德勒前去拜訪他，在談話中，問起他“能否繪製一張反猶主義回潮的地圖”（這樣的問題也就是能向斯坦納提出來，因為知道他hold得住），斯坦納這樣作答：

“它無處不在。翻開報紙，總能看到各種襲擊猶太人墓地和猶太會堂的事件。還有民族主義運動、右翼運動公然表達對猶太人的仇恨。所以，至少是暫時的，我想給出這麼一個基本的假定：不管什麼地方，那裡再沒有猶太人了，甚至都從未出現過猶太人，都會有一種對猶太人的仇恨……”

這些話，讓人容易忽略的地方在於，斯坦納說話時的情緒並不是憤激的，或遺憾的，他並不表達“納粹屠猶的事情都過去了七十多年而且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居然還會有這種粗暴低劣的話語見諸報端實在是讓人難以置信”之類的意思。儘管當年讀報時的印象依然鮮活，但他並沒有拍案而起的意思。他是在思考的，饒有興趣的，他年近九旬，仍然在不乏熱情地從這些現象中思考如“我是誰？做猶太人意味著什麼？”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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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猶太人的標誌性特徵，即醉心於悖論，在這些話裡表露了出來。他說，在根本沒有猶太人的地方，對猶太人的仇恨都大行其道；日本古往今來都沒有猶太人生活過，可是一本口吻激烈的反猶小冊子卻在日本賣得很好——這就是悖論。為何猶太人總是最善於發現悖論，進而痴迷於此？因為猶太人生來就要面對重重矛盾。一箇中歐的猶太少年，在1930年代的社會環境裡，很可能會憎恨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然而這種自憎，聯手那些必要的猶太教育和儀式，又使他不由自主地珍惜自己無法選擇的民族歸屬，因為他意識到自己來自特殊的一群，這群人的共同點，就是有著“上帝選民”的自認和一個被一部聖書記錄在案的、神神叨叨的版本的歷史。

如果僅僅是抨擊反猶主義，那對斯坦納來說就太掉價、太無趣了，事實上，就是笑話裡的那個反覆問詢報紙事情的猶太人，都不是像他嘴上說的那樣，是想體會報復的快感。反猶，並非一般的流氓惡棍舉動，甚至不能輕率地扣上“種族主義”的帽子，它常常出於深層的心理動機，而猶太人在反猶的壓力下得以被磨練、被塑造。

在和阿德勒的對話中，斯坦納說出了這樣的雋語——“我堅信上帝就是卡夫卡的叔叔，他不讓我們活得輕鬆自在”。作家卡夫卡，他也是一位以中歐為背景的“大型的”猶太人物，是談論猶太人的文化、文學和思維所繞不過去的知識分子——但他的“叔叔”又該如何理解？

中譯者對此語並沒有做什麼考察，也沒有加註，我只能自行推斷。在下文中，斯坦納說起了他非常崇敬的一位20世紀作家，即法國人塞利納，他說塞利納寫出了莎士比亞級別的傑作，然而這人又是一個反猶分子。據此，我想斯坦納的意思可能是：上帝按說是猶太人的神，可他偏偏又創造了了不起的塞利納來跟猶太人作對，這就像卡夫卡的名作《審判》中，主人公約瑟夫·K的叔叔卡爾一樣：K蒙受了莫名之冤，但卡爾專程從鄉下趕來，卻胳膊肘往外拐，對著K好一通訓斥，說“你把你的案子弄得一團糟，我們在鄉下都被你丟了臉”等等。斯坦納拿來比喻上帝的，可能就是這位K的叔叔。

正因此，事情才會變得複雜，也需要我們以複雜的思考來對待這些事情。對猶太人的憎惡，總能牽扯出那個特定的概念——“猶太人問題”，“問題”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可惜本書譯者沒能區分兩者），其複雜程度，遠非比如民粹黨徒對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的憎恨能夠與之同日而語。斯坦納說：“我想給出一個初步的迴應，如今，在我時日將盡的時候，這個迴應正讓我覺得越來越可以信服了。”——這裡的“迴應”是“response”，但本書譯者卻譯成了“答案”，這真是對斯坦納的巨大麴解；他絕不會給答案，一個精於思考的人不會輕易說“我有答案了”，他是對一個題目做迴應，做答覆，“對這個問題我有話要說”。

他的這個初步的迴應是：猶太人的民族身份和歷史身份存續（endure）的時間太久了，足足有五千年。他的下一句話，乍一看是在讚許中國人，他說“世上唯一能有這麼久的傳統的民族是中國人”，但他隨即就說，“然而，顯然地，你必須考慮他們的人多”——與坐據遠東、人口眾多、歷史文化遺產極端豐富的中華民族相比，猶太人，他們的民族和歷史文化的傳承，就如同一條流經亂石雜草的涓涓細流，貌似隨時會消失，卻又始終在那裡。

猶太民族的持久生命是這個世上最大的奇蹟之一。與之相關的，是一個更加神奇的事實：猶太人不僅能宣稱“我的民族在摩西和大衛（聖書中古以色列部落最為重要的兩位領袖）的時代就存在了”，還能坦然地表示，如果摩西和大衛再生，我們能和他們自由交流，毫無障礙，因為我們用的語言完全一樣。聯想一下，我們中國人固然能說，我們的民族在秦皇漢武的時代就存在了，但能不能擁有猶太人式的自信，說假如秦皇漢武再世，走到我們身邊，我們就能和他們隨意嘮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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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富有玄學意味的傳承，讓無數作者（不管他是不是猶太人）在處理類似的主題的時候，心中橫生出了優越感，尤其是像前幾年問世的《我的應許之地》這樣的書，更是把這一點預設為一種屬於猶太人的無上光榮。但是，在這裡，斯坦納卻把自己抽離出了猶太人的身份軀殼，而拿出了好奇探究的態度：何以如此？何以在經歷了大屠殺這樣毀滅性的打擊（一般認為在世界範圍內，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總數在600萬左右）之後，猶太人的數量竟比大屠殺之前還多？“究竟是什麼令猶太人想要繼續做猶太人，既然上帝曉得這是多麼悲慘的命運？”

這時你會發現，斯坦納從一個“迴應者”悄然變成了“提問者”，他說，他寧願冒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也要提這個問題：當大屠殺的真相披露於世後，猶太人理應想到，類似這樣的事情會再度發生，理應懂得做猶太人的結局可能多麼悲慘，但為何即便如此，他們還在堅持生孩子，並堅持做猶太人，以至於總人數在戰後幾十年裡還能增長到一個新的高度？

當提問的熱情超過迴應的熱情，斯坦納就真是一個標準的猶太人，一個天生的精英主義者了。每個猶太人都是精英主義者——這種判斷也是促成了反猶情緒的來源之一。他接著講到了一個內坦·沙蘭斯基的軼事，沙蘭斯基是個蘇聯的猶太裔異議分子，曾入獄九年，當他被帶去天寒地凍的科雷馬勞動營時，他厲聲呵斥看管他的俄國警衛，還在那裡跳舞。“俄國警衛似乎很害怕他。”這段軼事並非一定屬實，但聽起來是那麼的可信，讓我想起另一位猶太裔俄國知識分子約瑟夫·布羅茨基曾在一篇散文裡說到的事：有一個猶太人被關進勞動營，別人都在威逼毆打之下苦著臉的時候，唯有這個人，他彷彿活在自己的一個世界裡，整天步履從容，幹活時時而興奮，回營房後倒頭就睡，從不理會環境有多麼惡劣。那些獄卒對別人頤指氣使，見到這個人卻會收斂脾氣，很少刻意刁難他。

這裡的存活之道，不僅是關乎體力的，更是關乎意志的。猶太人具有非同一般的意志力（在此可參看斯坦納回憶錄中關於他父親的一些描述，他父親體弱，但文化素養極高，求知慾旺盛，是典型的意志力），他們“拒絕消失”。這種拒絕，這種來源不明的、無法解釋的活著的狀態，激怒了其他人——雖然沒有明說，但斯坦納其實是有了結論的：猶太人所認為的，他們與他們的上帝之間，與他們的先祖之間的超強的紐帶，帶給他們一種獨特的目空一切的氣質，你管它叫傲慢也好，叫瘋狂也罷，它一直在激發其他人對他們的仇視。所以，作為民族的猶太人延續多久，反猶現象就會持續多久，但反過來，如果後者不存在了，前者大機率也要式微——猶太人的生命力和反猶的生命力，實為兩翼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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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斯坦納的著作時，必須靜心，肅然，但不必緊張，而要帶著一份從容的、有微笑的謝意，哪怕是這本小得不能再小的訪談錄也一樣。斯坦納無論談什麼，無論給出怎樣的睿見，都不曾露出驕矜的意思。當話題轉入猶太人的時候，他首先是個好奇者，推究者，讓他享受的與其說是他所談論的事實或問題——比如猶太人為何能存在五千年之久——不如說是這類問題所引起的津津有味的推究過程。身為猶太人，他從來就無需考慮為自己的思考和想象盤曲不斷且天馬行空而向任何一個對話者道歉，因為他在這方面不僅有天賦，更有一種“天職”。

更大的原因在於，他對於自己能夠開展這些智識活動，一向是抱持感激的——他因為自己能讀到如此多的好東西而感到幸運。訪談錄中其他各個篇章，各種主題，無論是談女性，談書籍，談德國哲學，談法國文學，談卡夫卡，談猶太人的上帝……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會讓你看到，他仍然保持著當初獲得這些洞見的時候的那種熱情，那種驚喜和感動。最值得一說的，就是書中關於塞利納的一段話：

“《茫茫黑夜漫遊》讓塞利納成為法語世界中最偉大的魔術師之一，與拉伯雷比肩。但他的偉大還不止於《茫茫黑夜漫遊》。他流亡丹麥後所寫的三本小說《從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北方》和《裡戈東》（現在很少有人讀）有非常出色……我用詞一向謹慎，但這個可怕的男人有著卓越的創造性的詩意。他還有悲天憫人的情懷……作為一名讀者，作為一名教授，我虧欠這些文字很多。它們滋養了我的思想和存在。”

塞利納的影響至今還主要限於法語世界，夠不上一個國際級經典作家的標準，但斯坦納談起他，儘管語若珠璣，卻保持著有如一個如獲至寶的文學愛好者一般的“驚奇態”，完全不像什麼話語權在手的大批評家。接著，他又說到塞利納的一些反猶傾向嚴重的作品，塞利納曾叫囂要把猶太人都扔進焚屍爐，以至於戰後不得不流亡丹麥。對這些“糟粕”，斯坦納更不做聲色俱厲的指控，而是說：我最大的運氣就是不必去遇到文字背後的真人。

這些語句裡浮現出了大智慧的模樣。對他來說，“成為猶太人”帶給他的榮耀感，主要就在於智識追求上的熱忱、勇氣和無限深刻化。他為自己能夠寫書為榮，為自己的家族裡盛產高校學者為榮。除此之外，猶太人的智識熱忱還是與道德水準正相關的。他說，21世紀的西方世界，至少在一個方面出現了肉眼可見的大幅的道德墮落，然而，在見諸報端的校園性侵事件中，他尚未見到一起是發生在猶太學校裡的。“所以我想，或許，成為猶太人就意味著成為這麼一個人，他永遠不會虐童，永遠不去折磨別人。以及，當他讀一本書的時候會手持鉛筆，堅信自己會寫出一本書來，比這本更好。”

【來源：北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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