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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 由 申論薈 發表于 足球
  • 2021-10-28
簡介由此可見,劉勰關於“對策”寫作應當“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理論主張,體現了他在《文心雕龍》中始終強調的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理論原則

情采是什麼文學

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在《文心雕龍》的《議對》篇,劉勰分別論述了“議”和“對”兩種密切相關而又有所區別的文體。其中,“對”這一特殊的文體可以追溯到漢代。

西漢初年,為廣泛選拔經國濟世的人才,漢文帝先後於二年、十五年兩次下詔舉賢良,凡“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直諫者”,透過策試取得優異成績的,就可以被朝廷選拔錄用。

漢武帝即位的第一年,也同樣下詔推行策試製度。西漢形成的這種策試製度,開創了我國曆史上後來延續千百年的科舉考試製度的先聲,“對”就是在那個歷史背景之下產生的一種文體。處於南北朝時期的文論家劉勰,敏銳地覺察到“對”這種文體在國家社會歷史中的作用,因而在他的文論鉅著《文心雕龍》中透過《議對》篇精闢而深入地探討了“對”這種文體的寫作理論問題。

在《議對》篇,劉勰首先簡要地考察了“對”這種文體的特點及其運用情況。劉勰指出,由於考試形式的不同,“對”分為“對策”和“射策”兩種,前者是“應詔而陳政”的答卷,後者是“探事而獻說”的答卷。雖然“對策”和“射策”名稱不同,但都有相同的實質,即它們都要向帝王“陳政”,都要向朝廷“獻說”,即都要針對有關國家社會問題提出治國安邦的對策。

可見,“對”即考生針對考題對答,發表政見,通俗地說便是一種考場作文。不過,“對”作為一種文體,它在封建社會中起到了帝王、朝廷用以徵詢政見和考核人才的雙重作用。根據這一個特點,劉勰認為,“對策”和“射策”“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它們在實質上都是“議”另一種形態。

原來,“議”是漢代在秦朝法定公文“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並被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沿用的法定公文文種,屬於上行文。“議以執議”,其主要用途是臣僚向帝王陳述對於某些重大政事的不同意見。

因此,劉勰將“議”與“對”兩種文體合在一篇加以論述,顯然是將“對”視為公文一樣的文種,這也還是相當恰當的。由於“對策”和“射策”只是形式不同而性質相同,其寫作原理都有共同之處,因此劉勰闡述有關“對”的寫作理論,主要側重於“對策”方面。《議對》篇末尾有一段總結性的論述:

……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於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

這是劉勰關於“對策”寫作的總結性論述。在他看來,能夠寫出“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對策”,那將是朝廷上最優美的“對策”!可見,“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便是“對策”寫作藝術的最高境界,是“對策”在寫作上的美學要求。清代著名學者紀昀曾對劉勰這一段論述讚賞不已。

紀昀當時作了這樣的眉批:“語尤精確。前辯潔四句論文章,此四句論意旨。議對之要,包括無遺矣。”紀昀的眉批,的確抓住了劉勰論文的精髓,有助於我們對“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這一論斷的深入理解。

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是個形象性的說法,它的深刻涵義需要認真琢磨。在這一段話語中,“對策揄揚,大明治道”,是在說明“對策”的寫作宗旨,即必須正面闡明自己的觀點,深刻地表明自己的治國主張;“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云云,是在說明“對策”在論述過程中的要求,即論事必須深明政術,說理必須切合時務;

“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於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云云,則指出“對策”寫作中應當注意防止的兩種不良傾向,即不能脫離實際,不能空發議論,誇誇其談。由此可見,“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深刻含義就是前面這些論述的形象性概括。其中,“風恢恢而能遠”側重於思想內容方面的要求,“流洋洋而不溢”則側重於語言表達形式方面的要求。

從整段論述可知,劉勰主張,“對策”的寫作要密切聯絡社會現實,深刻的闡述自己的治國方略,它應當具有恢宏而深遠的社會內容,象風一樣能吹送到遙遠的地方;應當具有洋洋灑灑的語言表達形式,卻又不能有溢美之嫌,就像充盈的水一樣卻不會外溢。這一個理論主張,既闡述了“對策”寫作與一般議論文寫作的區別,也闡述了“對策”寫作與詩歌散文等文學寫作的區別。

一般議論文雖然也要議論說理,但它往往只表達對一人一事的評論,不可能像“對策”那樣具有恢宏而深遠的社會內容;詩歌散文等文學寫作雖然也要反映現實社會的生活內容,但它們往往只抒發個人的情懷和感受,而不是治國安邦的建議和對策。

當然,要全面而準確地理解“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深刻涵義,我們還應當聯絡到《議對》篇有關“對策”寫作問題的全部內容。

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首先看看劉勰對優秀“對策”作品的評價。

在《議對》篇,劉勰特別讚賞晁錯、董仲舒、公孫弘、杜欽、魯丕等五家的“對策”,並將他們的作品視為“前代之明範”。他具體分析指出:觀晁氏之對,驗證古今,辭裁以辯,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

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素質,以儒雅中策,獨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

劉勰這些評論,準確地反映了這五篇代表性“對策”在寫作上的特色。晁錯的《賢良文學對策》,其主要特色是語言簡潔、內容通暢而豐富;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其主要特色是深明事理,內容繁多而結構不亂;公孫弘的《舉賢良對策》,其主要特色是善於抓住要點而簡略行文,論事確切,情意顯豁;

杜欽的《白虎通對策》,其主要特色是簡略而有專指,密切結合治國之道,不是為文章而寫文章;至於後漢魯丕的《舉賢良方正對策》,其主要特色是文辭樸素,以儒雅見長。

這些代表性的“對策”之所以在當時的策試中出類拔萃,獨佔鰲頭,並能夠產生重大而深遠的社會作用,就是因為它們在內容上或“事通而贍”,或“煩而”,或“事切而情舉”,或“不為文作”,或“以儒雅中策”!因此,劉勰“風恢恢而能遠”之說的深刻含義,由此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

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其次再看看劉勰對魏晉以後其他“對策”作品的批評。

《議對》篇繼續指出:魏晉以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

這裡反映了形式主義文風給魏晉之後的“對策”寫作帶來的嚴重影響。“稍務文麗”、“以文紀實”便是當時“對策”寫作中存在的不良傾向。

即使是詩歌散文等抒情性的文學作品,尚且不能過分地追求華麗的辭藻,何況是“大明治道”的“對策”呢!漢代五家優秀的“對策”,或“辭裁以辯”,或“總要以約文”,或“略而指事,辭以治宣”,或“辭氣素質”,不僅有充實的思想內容,而且在語言表達形式方面也是相當簡潔的,這也是他們的“對策”能夠“獨入高第”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務文麗”、“以文紀實”便是“對策”寫作的大忌!由此可見,劉勰所謂“流洋洋而不溢”的“溢”,便是指“對策”寫作中內容空虛、過分地追求華麗辭藻的不良現象。他要求“對策”寫作“流洋洋而不溢”,就是對形式主義文風的批判,其深刻涵義也就不言自明瞭。

由此可見,劉勰關於“對策”寫作應當“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理論主張,體現了他在《文心雕龍》中始終強調的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理論原則。“道”與“文”的高度統一,即“文道合一”的審美觀念,是劉勰在《原道》篇所強調的重要原則。《原道》篇在《文心雕龍》全書中是居於“文之樞紐”地位的篇章,它所提出的理論原則,對於包括《議對》在內的各個篇目,無疑都具有理論的指導意義。

而“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理論主張,便是劉勰“文道合一”審美觀念在“對策”寫作中的具體表現。《情采》篇是《文心雕龍》中專門論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的篇章,它的理論根據來源於“文體論”部分對各種文體寫作的深入考察。在《情采》篇,劉勰主張“述志為本”、反對“採濫忽真”的形式主義文風。而《情采》篇的這一理論主張,與《議對》篇提出的“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論斷,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

劉勰不僅給“對策”寫作提出“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的美學要求,同時也給人們指出了提高“對策”寫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徑。《議對》篇末尾的感嘆,真可謂意味深長:

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劉勰的感嘆,從表面看是對於人才難求狀況的惋惜,實質上卻給人們指出了提高“對策”寫作能力和水平的根本途徑。他認為,透過“對策”考試選拔的人才,不該只是會舞文弄墨的書呆子,不該只是會做不會寫的政客,而應當是全面發展的“通才”,即既要熟悉國家社會問題的治理,又要擅長於文章寫作。如果是“練治而寡文”,或者是“工文而疏治”,那都是不行的。

確實如此,“對策”寫作往往是研究和探討有關國家社會政治管理的重大問題,它不可能像詩歌散文那樣僅僅抒發個人的情懷,也不像一般議論文那樣僅僅闡述作者對一人一事的主觀評價,它必須冷靜深入地分析當前國家社會政治管理中的矛盾問題,經過嚴密的論證,最後提出令人信服的治國安邦的對策和建議。

如果僅僅“工文”而不“練治”,那麼,最多有可能寫出感人肺腑的詩歌散文,或者能夠寫出短小精粹的小評論,但絕不可能寫出令人信服的政務管理方面的“對策”!因此,要提高“對策”寫作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須既“練治”,又“工文”,熟悉和關心國家社會的治理問題,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全面提高一個人的綜合素質。

如上所述,可知紀昀對劉勰“對策”寫作論的讚譽並非虛言。劉勰對於“對策”這種文體的寫作特點和規律所作的探討和總結,確實從一個方面豐富了中國古代寫作學的理論寶庫。透過對劉勰的“對策”寫作論的研究,筆者不禁又聯絡到“申論”的寫作問題。

“申論”是當前國家公務員錄用考試的筆試科目之一。由於公務員錄用考試製度的推行,它現在已逐步演變成為一種新型的特殊文體。無庸諱言,“對策”與“申論”有著本質的區別。“對策”畢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為鞏固和維護封建社會服務的,而“申論”則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產物,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的。但是,我們不該簡單地否定“對策”的歷史作用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正所謂“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我國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早已隨著歷史的發展程序而壽終正寢了;“對策”這一文體,也早已在社會的變革之中銷聲匿跡。當前,我國公務員錄用考試的科目和文種,再也不是漢代開始推行的“對策”了。但是,繼承我國曆史上策試製度的優良傳統,吸取劉勰有關“對策”寫作理論的精華,對於提高申論寫作的能力和水平,促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為我國現代化事業服務,還是必要的。

“申論”與“對策”之間存在著的微妙關係。這至少表現在幾個方面:其一,二者都是國家推行的人才選拔制度的產物,都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成為國家社會考核優秀人才的一種文章體裁;其二,二者都很注重經國濟世的文章內容,杜絕那種迂闊高談、不務實際的形式主義文風;其三,二者都注重考察考生的綜合知識和綜合能力,尤其是解決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劉勰“對策寫作論”及其對申論寫作的啟示

那麼,劉勰所總結的“對策”寫作理論,對於我們當今的申論寫作有哪些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呢?筆者以為,從劉勰的“對策”寫作理論,我們應當得到這麼幾點啟示:

第一,必須認識“申論”的文體特點。

申論寫作,既有別於詩歌散文之類的文學寫作,也有別於一般議論文的寫作。申論寫作所反映的內容,往往是解決當前國家社會有關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熱點問題的對策。

這一點,恰恰是詩歌散文之類的文學寫作和一般議論文寫作所不可能涉及的內容。因此,要寫出優秀的申論,就必須拋棄文學寫作和一般議論文寫作的思維形式,就必須從安邦治國的高度來分析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建議來。

第二,必須處理好申論寫作中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申論是一種特殊的文體,它的寫作具有特殊的內容,因而應當採取相應的表達形式。

在辨事論理方面,它不能像一般議論文那樣採用“大中取小”和“小中見大”的方法,也不能像詩歌散文那樣採用人物刻畫、景物描寫、借景抒情以及含蓄幽默之類的寫法,更不能容忍玩弄詞藻、無病呻吟的形式主義文風,而應當根據給定資料所反映的紛紜複雜的社會生活內容,準確地分析概括其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從國家社會發展進步的角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並在此基礎上深入進行令人信服的論證,以簡要、精巧的表達形式來表達廣泛而恢宏的社會內容。

第三,必須從根本上全面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質。

申論寫作是在特定的考場環境中寫作的一種特殊文體,但它的文章質量並不僅僅是臨場水平的發揮,而且更重要的是“功夫在考場之外”。

因為,申論寫作對於人才能力的考察,不僅僅是文章的寫作能力,而且還包括行政管理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創新能力等各個方面。因此,要寫出優秀的申論,在平時就要多多關心社會問題,熱情地投入到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之中,養成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習慣,全面培養和鍛鍊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質。

文|勞玉靈,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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