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中後期海南海防建設：從逐步完善到重回捉襟見肘的時代

近些年來，世界海洋局勢風起雲湧，愈加複雜，諸多沿海國家都將維護海洋權益及開發海洋資源視為國家發展的重要一環，中國亦不例外。海南島之海防，並非僅是一島之防，它既作為廣東沿岸地區的第一道屏障而存在，更是南部海疆聯防的重要綴連區。清代海南島的海防狀況，根據時間線索主要可分為前期、中期與後期三個階段。

清前期海南島的海防建設

清初期的海防設定，大體上是對明朝防衛體系與海防設施的繼承。明代海南島海上之患，除閩粵地區大大小小的本土海盜之外，倭寇與番盜亦是明代海上亂象的重要原因。洪武至永樂年間，襲擾海南島的主要以倭寇為主，番盜次之，至宣德到嘉慶中期，海氛稍平，但劫掠事件仍時有發生。

嘉慶後期至隆慶、萬曆年間，閩、廣海上巨盜集團迅速崛起，縱橫浙、閩、粵洋麵數十年。明末諸個大海盜集團，在海南島“來來往往，殺掠村市，如入無人之境，任彼所為。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而地方官兵避之不及，不敢觸其鋒芒，對此情形，海瑞憤怒而無奈地寫道：當時的海南百姓已經對明朝官府失去了信心。

雖然明代末期海南島的海防體系逐步怠廢，但從整體而言，明代海南的海防軍事建設相較之前歷朝，已是海南島歷史上極為嚴整的時期，明朝政府也根據不同時期海防物件的活動，制定了多層次的預警防禦機制。

而清代海南島的初期局勢可以用混亂不堪來形容。一方面，南明政權與清朝的軍事爭奪拉鋸在海南島上還在繼續，清政府在海南島上的統治並未穩定，時有反覆，被招降的一些明朝舊部也視時局變化，降而又叛。部分黎族地區因不滿清朝強硬的剃髮政策，也拒不歸順清朝，甚至主動接受南明政權的拉攏。

另一方面，當時的海南島上勢力混雜，在與清軍作戰的同時，明朝殘餘勢力之間內部也紛爭不斷，並非同心抗清，而是為了各自的利益撕扯不休，互相搶佔地盤。在這一片混亂之中，清王朝連對海南進行實質上的統治都相當困難，又何談建立起相應的海防防線？因此，在明清之際的海南島上，才會出現兵制雖在，但實際上海防形同虛設的局面。

在康熙帝的認知中，海上武裝集團雖然造成了一定的麻煩，但“海賊易治，陸賊難治”，對於海防的重視程度並不高，也造成了前期重視陸地防禦的海防特徵。康熙帝在統一臺灣島後曾言：“海賊乃廯疥之疾，臺海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這與西漢棄置珠崖之語何其相似，與臺灣島同為陸地藩籬的海南島，在康熙的眼中，所持看法恐怕也相差無幾。

所以，清前期，海南島上局勢混亂，海防物件主要為帶有明確政治目的的明朝殘餘勢力，其次為因災所迫而為盜的沿海平民。清前期對海洋防衛並不過多重視，防衛重心僅在於“防盜”，海南島雖有海口與崖州兩地水師形成一北一南兩大水師分防全島的“兩點連線型”防衛，但實際上只有海口水師在進行巡哨，其餘各地雖有守軍駐防港口，但主要為陸地守軍兼防。

清中期海南島的海防建設

自楊彥迪海上武裝覆滅後，海南海患逐步平息。乾嘉之際，海患再起，清廷一開始對此並不重視，一來當時時局已穩，二來清廷並不認為這些海盜能夠掀起多大波瀾。但海盜武裝並未如清廷所想只是小打小鬧，反而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勢漸燎原，由西南兩廣洋麵蔓延至東南閩浙洋麵。

清中期時，為了解決遊弋在中越洋麵的海盜，清政府展開了一系列聯合緝捕的行動，並且完成了海南島本島的連界巡防體系，防守更加縝密。跨區聯合緝盜的一個典型性案例是發生在乾隆年間“崖州案”。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參將錢邦彥在追擊襲擊崖州的海盜過程中戰死，由此揭開了崖州案的序幕。

海盜拒捕並殘忍殺害水師將領，此事一經上報便引起了乾隆的極大關注。這一事件，透過乾隆的命令，發動沿海各府縣以及安南國軍隊共同對海盜進行跨區域、跨國界的嚴密追捕，最終效果顯著—— 不但將崖州案逃犯抓捕歸案，同時在抓捕過程中，對官吏的整治以及來自最高統治者的指令也使得沿海官員對緝捕海盜更加出力，打壓了海盜的囂張氣焰。

除了正規軍外，清廷裡有一些有識之士亦認識到海防的兵力防禦重點應放在地方力量的發動上。兵科給事中陳昌齊在《洋麵緝捕事宜疏》中就已指出廣東西路水師兵力較弱，官兵追捕不及的問題。並且提議招募沿海熟悉水勢、身體健壯的鄉勇防守村莊，給予重賞。

在嘉慶初期（1796 年-1810 年），鄉勇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已經是地方防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在應對突發襲擊時因為就在當地，反而比官兵更能發揮作用，成為官兵到來前的第一道防線。

嘉慶年間旗幫海盜的平定，離不開清政府所採用的招剿並用政策。在清中期歷任兩廣總督中，最為突出是那彥成和百齡。

那彥成花費了大量的金錢招撫海盜，海盜歸降的數量也不少，但效果欠佳，海警頻發依舊，海盜劫掠並未有所緩和。因為海盜並無畏懼，也無性命之憂，甚至將受招撫作為謀利的渠道之一。在孫玉庭的彈劾下，那彥成最終被革職。

其後繼任的幾位總督也並未有所突破，直到嘉慶十四年（1809 年）百齡到任，清中期的海盜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而百齡招撫張保時，在對海盜的作戰中取得了較大的優勢。嘉慶十四年（1809 年）二月，“圍賊香山屬萬山，生擒二百餘人”，十月“困張保於新安赤瀝角大嶼山，斃賊三百餘人”，張保等歸降，其本質原因是難以對抗清軍，為儲存性命而為之。

嘉慶十五年（1810 年），“總督百齡遣人招撫，許以不死”，張保仔也隨之投誠。張保仔的加入，成為了剿殺藍旗幫海盜重要的一步棋。在之後的二十餘年，海南地方誌書上便幾乎沒有海寇襲擾的記載。而張保仔改名張保，後來官至福建閩安協副將，為清政府駐守澎湖列島。

清中期海南島的主要海防物件是旗幫海上武裝集團中以烏石二為首的藍旗幫。為了防禦烏石二等人對於海南島的襲擊，清政府與海南本土官員、民眾做出了諸多努力。透過跨國、跨區域的聯合緝捕，加強各州縣村莊的團練防守，輔以招剿並用的靈活政策，解決了清中期的巨大海上威脅。同時，對於本島巡防區域的劃分以及軍事部署也進一步完善。

清後期海南島的海防建設

清後期，海盜的威脅並未消失，依舊存在，甚至更甚以往。尤其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清軍的內外巡洋基本陷入了停滯，海盜行動無所顧忌，來去無憂，掀起了又一輪劫掠高潮，而海南島各地駐守官兵，守備將領以及士兵訓練裝備廢弛，戰鬥力低下，實力遠遜海盜，消極畏戰，對海盜有畏懼心理，明哲保身的態度，更是讓海南島可作戰的軍事力量大打折扣。

在巡海方面，巡哨制度自然也難以維持下去。魏源就指出，類似吳建勳這種在近海小島逗留，大打折扣完成巡哨任務的行為在沿海水師廣泛存在，“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岙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想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

巡哨的公文必須由兩界官兵碰面進行交接，而這種“省事”的方法得以流行，必然得到了兩方領巡人以及官兵的認同，視為尋常。如此一來，巡哨制度不過淪為欺瞞上級必須完成的一個任務而已，於海防而言，已無實質性作用。

另外，軍事力量的不足，還體現在海南島官兵的武器裝備上。同治、光緒年間新式武器在民間的流傳，讓官兵的劣勢更加一分。官兵在面對盜匪時，不僅不在武器裝備上佔優勢，甚至處於劣勢之中。

在海盜的威脅之外，晚清時期海南島還面臨著西方列強的垂涎窺伺。鴉片戰爭（1840年）之後，西方列強逐漸注意到海南島這一南洋貿易的中心。當時英、法等國在東南亞大肆開發殖民地，南洋勞動力緊缺，英、法等殖民國透過種種手段，或招募、或誘騙、或拐賣，在海南獲得大量開發所需的勞動力。

總而言之，清後期海南島的海防建設，官方建設的著力點在於防範法國入侵，以打擊大型軍艦、阻礙小艇登陸為目的，因而建立了環島的炮臺防禦帶。同時，啟用了輪船提高緝捕海盜的效率。

民間防禦對海南島海防的補充則主要是對本土海盜的防範，透過建立安全社，制定從偵查示警、實際作戰到事後獎罰的詳細規章，以村落區域聯合的方式，保障沿海村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起到了相當的效果。但伴隨著清政府的衰敗，陷入賠款泥塘的財政，讓海南島上的海防建設難以維持，最終以軍隊的大量裁撤而無奈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