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郗士：文化失衡，羅馬帝國還是秦帝國

弗朗西斯科是誰

導讀：中美之間的關係深刻影響著世界格局的變動，權力制衡成為大國之間頻繁探討的一個話題。對於中國的崛起，諸位漢學家試圖透過中國漫長的歷史溯源，尋找線索和依據。在中國第一次大一統的時代，秦帝國的模式給作者提供靈感。在研究古代秦帝國的形成過程中試圖尋找今天中國與世界相處的內在邏輯。本文主要探討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秦帝國之間截然不同的形成過程，也對目前世界的局面提出假設，為讀者提供思路。

【文/弗朗西斯科·郗士 譯/觀察者網 陳露】

權力制衡是在現實政治中具有實際意義的文化問題。也許，它是目前中國和美國或其他國家之間爭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它對所有西方文明都至關重要。

一般而言，歷史學家認為，權力制衡的思想產生於希臘城邦和拜占庭帝國。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上該地區最強大的城市，但是它仍然不能團結凝聚必要的力量來擊敗其敵人，並建立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聯盟和外交往來。如果可以，這將使敵人互相鬥爭，而它就可以成為爭端的仲裁者。

話說回來，權力平衡的想法也許還是產生於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公元3世紀，戴克裡先皇帝將帝國一分為二，因為他認識到由其統一控制帝國全部是不可能的，而在東方劃分出一個小的帝國更為容易。

他的繼任者君士坦丁在東部建立了另一個首都：君士坦丁堡，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開始與羅馬抗衡，甚至超過了羅馬。於是帝國的兩半必須學會彼此共存。在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時期，隨著義大利諸國力量的平衡，權力制衡這一思想甚至在後來的地中海和歐洲得以延續。

因此，掌握權力相互制衡的政治是至少2000年來西方的一個關鍵概念。美國的13個殖民地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幾乎輸掉了與英國的戰爭，但最終還是利用法國與英國之間的矛盾取得了勝利。

簡單粗暴地說，美利堅共和國之所以能夠建立地起來，是因為法國人幫助美國人對抗了英國人，而不是因為美國人能夠靠自己贏得戰爭。

在文藝復興和中世紀，權力的制衡有一個自然的政治/宗教因素，教皇的作用就是透過祝福皇家婚禮、加冕禮和戰爭來保持歐洲的權力平衡。

不同的權力平衡

中國的歷史背景和西方非常不同。事實上，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在中國也有一些“權力制衡”的理論。

幾個世紀以來，權力的寶座一直在變化和移動。（圖片來源：中國圖片庫）

《史記》中提到了縱橫家，即合縱連橫學派，主要觀點是以強制弱或以弱制強。“橫”指一個強國抵禦眾弱國，“縱”指眾弱國聯合對抗一個強國。

在《墨子》中，我們也發現了類似的東西。在《非攻》篇，墨子這位哲學家主張大國不應攻擊小國。

然而，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後，這些理論都被擱置一邊。因為秦帝國實際證明了，解決“權力相互制衡”是可能的——那就是一國徹底消滅所有其他國家。

秦朝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是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因此它擊敗了所有其他國家。漢朝滅亡後，在大約五個世紀的時間裡，“中國”再次分裂，同時關於一國與另一國競爭制衡的理論再次出現。

基本上，較弱的國家必須設法讓兩個最強的國家互相爭鬥，從而取得勝利。或者一個強國應該在保證其他國家不會干預的前提下單獨對抗弱國。但是，在隋、唐、宋分別統一“中國”之後，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上很清楚地看到，統一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實現的。

於是中國的歷史便設定了基本的政治模式，一直到今天都被許多人所信服，那就是：佔領中央，稱霸平原，然後就可迅速擁有一切必要的權力。

這些傳統不僅僅是觀念，還深深植根於地理環境。中華帝國在北部和西部有明確的邊界：沙漠和山脈。在東部和南部，有山脈和茂密的叢林；而且在東部，還有廣闊的大海。

另一個眾所周知的大帝國與中國之間隔著世界上最高的山脈——喜馬拉雅山。中國的中原地區是一個界限分明的空間。如果你控制了這個空間，你就擁有了更多的資源，更多的人口，從而獲得了更大的軍事和政治權力。

然後你就可以控制所有直接毗鄰中原的其他地區。也就是說，如果掌握了中心地區，鄰國無論是單獨還是聯合起來都不可能挑戰中國。

當然，如果中國因為某種原因力量薄弱並且在政治上處於分裂狀態，那麼任何特定的鄰國都可以趁機利用這種情況。

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其他地區

羅馬帝國的地理環境完全不同。中華帝國是一個平原帝國，河流在其上穿流，而羅馬帝國是一個海洋帝國，陸地在其海岸邊。

羅馬帝國成為這樣一個帝國的時間與中國差不多，都是在公元前3世紀和2世紀之間。當時，羅馬擊敗了另一個擅長航海的商業帝國迦太基成為帝國。為此，羅馬必須將其軍隊從陸軍轉變為海軍。羅馬人在地中海地區發明了新的海戰方式，並擊敗了迦太基人。

在公元前1世紀凱撒征服北歐時，他在羅馬的對手龐培擊敗了海盜，並有效地建立和鞏固了羅馬在地中海的統治。

雖然羅馬帝國在地中海的統治邊界直至陸地，但在這個陸地上，也有不甚分明的界線。在北部，羅馬人從未設法控制過那片森林，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日耳曼人便居住於森林中，並一直使羅馬人備受痛苦。

繼日耳曼人之後，斯拉夫人和原突厥人來到此處，他們一直在東北邊境上四處轉移，因為邊境線沒有像中國的那樣被天然屏障明確標示出來。

在東部，有一個強大的帝國與羅馬爭搶他們的土地的控制權，這塊土地極其富饒，同樣沒有地理上的界定線。波斯帝國在羅馬成為一個帝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甚至在羅馬崩潰後還在不斷轉型。

南方有更明確的邊界，因為撒哈拉沙漠將北非與非洲中部富有強大的王國隔離開來。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使那片邊界地區完全安寧。

圖拉真紀功柱，公元 107 - 113 年在羅馬建立的羅馬勝利紀念碑，以紀念羅馬皇帝圖拉真在達西亞戰爭中的勝利。（圖片來源：法新社/安德烈亞斯·索拉羅）

地中海本身的範圍並不明確。比如，黑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嗎？君士坦丁堡在那個角落的建立證實了黑海必須被視為海洋帝國的一部分，然而羅馬人很少能真正地完全控制黑海，就像他們在地中海那樣。

紅海也是大地中海盆地的一部分，然而，羅馬人很少能觸及亞丁灣，並在那裡建立某種形式的權力。

也就是說，羅馬帝國的邊界界定極為鬆散。因此，這些邊界很難保衛，帝國的統一也是鬆散的，與大漢帝國不同。

這也反映在這兩個帝國的建立方式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是一個有等級秩序的國家，透過消滅所有其他效率較低的王國，將其秩序強加於所有已知的地方（天下的所有地方）。

中國是一個高效的政治組織，消滅了其他所有較低效的組織，透過明確的地理邊界確定版圖，沒有其他可與之匹敵的高效政權來挑戰其權力。

羅馬帝國是一個res publica，即共和國。一群人團結在一起，信賴共和國，並全心全意地保衛公共利益。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羅馬共和國被最英勇的迦太基將軍漢尼拔一次又一次地擊敗。波里比烏斯為這段歷史書寫了特別重要的篇章。

布匿戰爭（資料圖）

然而，儘管羅馬人屢戰屢敗，他們最終還是贏得了勝利，因為他們團結在一起進行戰鬥，永不放棄。他們沒有建立起一個金字塔等級體系，沒有以皇帝為中心來強加秩序，但他們有一個相對鬆散但仍然緊密的組織，有對公共利益的信念，這成就了歷史，並拯救了羅馬帝國。

這也是基於不同的農業系統。農業是古代的主要生產方式，但在古代中國和羅馬的農業組織方式不同。在古代中國，至少從公元前4世紀開始，隨著商鞅變法的推行，土地被分割給各個土地所有者，即農民。農民們用稅收和徭役，其中也包括兵役，來償還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這些農民因國家給予他們了土地而揹負債務，但同時他們也“不是”國家權力體系中的一分子。

如果以皇帝為代表的國家沒有履行社會協議中的它所承諾的職責，即建立秩序、提供穩定的經濟條件，農民就可以有天賦的權利不遵循協議中他們的承諾，也就是扣留稅收、逃避兵役、發動革命、改變天命、推翻一個王朝和皇帝，並開始一個新的朝代。

在羅馬，土地被分給農民、軍團成員（士兵），然而戰爭的戰利品逐漸改變了羅馬的生產方式。將軍被贈予較大塊的徵地，原先是敵軍的奴隸負責耕種這些土地。羅馬農民就是國家權力體系中的一部分，是共和國的創造者。如果國家出了問題，他們自己也有責任將其恢復正常。

中國和羅馬的皇帝所擔任的角色是不同的。

在中國，皇帝的絕對權威是通過幾個世紀的官僚體制變革實現的。這種演變的過程是：從最終被消滅的貴族階層手中奪取權力，並將權力集中在官僚機構手中，而後重新分配資源和管理人民，以提高經濟生產和進行戰爭的效率。皇帝是天子，代表國家，他根據自己對國家的設想選擇大臣，或決定選擇大臣的方法。

羅馬皇帝是透過直接的軍事戰爭產生的。在這裡，指揮官不是共和國的管理者，而是手握刀劍作戰的軍事家。羅馬皇帝最初出現之時，地位類似於一個最高階的將軍。而皇帝的角色在幾個世紀的內戰過程中出現，它削弱了共和制結構，但從未將其取代。

盟友國家也從一開始就與羅馬人並肩作戰。盟國的作用有增有減，但從未缺席。也就是說，羅馬政治中也存在著權力的制衡。這種平衡隨著時間和情況的變化而變化，但帝國內外的人們必須信服或被說服而同意，他們並不單純是服從命令。

今天的情況

這些因素對今天的情況有重要的影響。

今天的地理環境是什麼樣的？這個世界是否是邊界明確的空間？在這個世界中，是否只需要擊敗幾個敵人，就能贏得一切？還是說，這個世界是一個鬆散得多的地理環境，邊界和鬥爭是不明確的？對中國來說，人們可能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國挑戰美國且打敗了它，世界其他國家也會跟著倒下。

但事實是怎樣的？如果美國垮臺，其他每一個國家會甘願遵從中國文化的等級制度嗎？

從美國的角度，也是從許多中國鄰國的角度來說，世界可能看起來是非常不同的。它可能看起來是這樣的情況：好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決定一切，事態更加混亂，有許多變幻莫測的組成部分。

這些不同的觀念也反映了內部政治結構，並對其產生了影響。在西方國家，羅馬共和國的繼承人內沒有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決策是透過內部辯論做出的，這些辯論一波接一波。如果一個人在決策圈之外，他將很難理解決策圈子裡的人；如果他被納入這一政治結構內部，他也會因此受到這些辯論的影響。

如果中國想更好地瞭解美國，它必須加入與美國的公開辯論。但透過加入公開辯論，它在自己被改變的同時，也會改變美國的公開辯論形態。如果它不加入，它不僅不會“影響美國”，而且還很難理解當下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在這個階段，如果中國不被美國的公開辯論所改變，或被其觸動，那麼中國就會被強制地排除出去。

不同的辯論也是不一樣的。在傳統的辯論規則中，中國的哲學家們回答問題，就像孔子一樣。相反，蘇格拉底，這一西方古代哲學的轉折點人物，是問問題的。中國的哲學家與國王和統治者對話；希臘的哲學家則對同儕進行有針對性的對話。

問題是，當今世界的辯論是什麼樣的？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國家，它能夠在外部力量的影響和幫助下去統治本國和世界？還是說，存在一個可以被調動的全球辯論，並且這個全球辯論可以用多種方式使決策被執行？這些問題，連同地理問題一起，對確定中國未來的方向至關重要。

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中巴經濟走廊上的一個山口。（圖片來源：臉書）

中國第一次打破了其自我孤立狀態，也打破了“天下”的被動設想，它不只是等待和被動與其他國家接觸，而是主動向世界伸出了手。

中國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是一個美國幾乎無處不在的世界，雖然美國沒有直接統治其他國家，但擁有一個帝國，類似於羅馬對大地中海盆地的統治。

如果世界是羅馬式的，那麼“一帶一路”倡議只是同意一個不同秩序的第一步，其他重要的步驟必須跟上，才能讓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明確其地位。

美國能否真正接受中國作為新的“天朝”的中心地位，對其俯首帖耳？還是更現實和實用主義地來看，中國將接受類似羅馬的這樣一個世界？如果美國和中國不盡快找到彼此對話的方式，可能會有一場武力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