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與庫爾德人戰爭

作為20世紀以來長期困擾伊拉克的民族與社會問題，庫爾德問題曾長期制約該國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影響其未來局勢走向。隨著庫爾德民族主義自身的發展，跨界政治與國際格局的變動，庫爾德問題亦具備動態性特徵，呈現出一定的發展規律。庫爾德問題的發展階段作出如下分期：第一階段（1914~1945年）為庫爾德問題的形成階段；第二階段（1946~1991年）為冷戰背景下的激烈鬥爭階段；第三階段（1992~2003年）則迎來了後冷戰時期庫爾德民族跨界鬥爭的高潮。具體至伊拉克庫爾德問題，其分期可定為：庫爾德問題的形成階段（1921~1947年），爆發階段（1958~1990），變化階段（1991~2003）及穩定階段（2004至今）。

一、歷史根源

庫爾德人將其在中東世代繁衍的地域稱為“庫爾德斯坦”（“斯坦”在波斯語中意為“地方”），“庫爾德斯坦”即為庫爾德人之地。然而，作為具有實體意義的行政區劃，該地名卻從未出現於歷代的中東地圖。通常學者將東起伊朗巴赫塔蘭，南至伊拉克基爾庫克，西抵土耳其幼發拉底河上游，北達亞美尼亞埃裡溫的廣袤區域視為“庫爾德斯坦”。至十七世紀初，除東部地區隸屬波斯薩法維王朝外，大部分“庫爾德斯坦”地區為奧斯曼帝國所轄。

彼時，奧斯曼帝國東部邊境雖林立著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庫爾德“埃米爾公國”，但各公國間卻無人為的疆域阻隔，仍可視其為統一的文化地理單元。19世紀以來，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式微與西方殖民勢力的東擴，緣起於西歐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濫觴中東，刺激著庫爾德人民族意識的覺醒——庫爾德問題由此緣起。20世紀初，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裹挾著庫爾德人捲入了國際體系的劇烈震盪。一戰後，英法帝國主義加速了其中東殖民戰略，推動了庫爾德問題的初步形成。加之戰後中東諸國民族國家建構的開展，一國中主體民族對少數民族的限制與排斥日趨激烈，庫爾德問題正式形成。

二、庫爾德問題的形成

1。 伊拉克庫爾德問題緣起

伊拉克庫爾德問題緣起於現代伊拉克王國的建立。與現代中東地區的許多國家相似，伊拉克並非是自古有之的“歷史國家”，而是一戰後由託管方英國據其殖民利益“現場拼湊”而成的拼盤國家。因而自伊拉克建立之初，其國家建構就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宗派矛盾與民族矛盾。儘管統治者費薩爾一世於就職演講中已強調“對於真正的伊拉克愛國者，‘穆斯林’、‘基督徒’，又或是‘猶太人’、‘庫爾德人’等宗教、民族標籤是毫無意義的”，但隨著新王國的進一步整合，以阿拉伯民族主義佔據主導的“伊拉克民族主義”逐漸抬頭，以致庫爾德人的政治訴求、社會形態及文化意識逐漸成為了政治犧牲的物件，引起了當時庫爾德人的普遍不滿。伊拉克庫爾德問題至此緣起。

2。 伊拉克庫爾德人的起義

早在1911年至1927年間，來自蘇萊曼尼亞地區的庫爾德教長馬哈茂德·巴爾贊吉（MahmudBarzanji）先後以擺脫英國控制、建立庫爾德王國、抵制“英伊條約”為由，陸續發動三次武裝起義，但都遭英國及受其控制的伊拉克當局的鎮壓。自1927年起，巴爾扎尼部落逐漸成為了伊拉克庫爾德民族運動的最強音。1929年，該部落正式向伊拉克政府提出訴求，意欲在伊北部建立一個庫爾德屬性的省份，但該訴求無疾而終。當英國於1930年結束其在伊拉克的委任統治時，北方各庫爾德部落紛紛發動起義，巴爾扎尼部也於1931年發動武裝起義。儘管該起義在短短几個月內便被中央政府鎮壓，穆斯塔法·巴爾扎尼卻因之威名遠播，成為其一生功業的起點。二戰後期，伊政府藉助英國力量取得北部地區的實際控制權，穆斯塔法·巴爾扎尼於1945年起義失敗後遠遁伊朗。

三、爆發階段

1。內戰衝突期

1958年，伊拉克“七月革命”爆發，時任“自由軍官組織”領導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發動政變推翻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卡塞姆政權為鞏固其統治基礎，贏得境內廣大庫爾德民眾的支援，不僅從蘇聯迎回了穆斯塔法·巴爾扎尼，更承諾給予庫爾德人以區域自治權。在中央政權的支援下，巴爾扎尼當選庫爾德民主黨（即KDP）黨魁並使該黨獲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到1960年初，卡塞姆政權所謂的“自治承諾”毫無兌現之跡，中央政權更是屢屢煽動庫爾德各部間的矛盾，以至隨後的兩年間庫爾德各部衝突頻現。1961年初，擊敗清政府部落的KDP與中央政權間的矛盾加劇，巴爾扎尼開始公開驅逐派至庫爾德地區的中央官員並於同年6月向卡塞姆政權發出望其改弦易轍的最後通牒。中央政府對此通牒未作出任何有效迴應。同年9月10日，一夥庫爾德武裝伏擊了正在行軍途中的政府軍，雙方隨即正式交火。由於卡塞姆政權對軍方的不信任導致了政府軍作戰行動遲緩，雙方僵持局面的形成更是激怒了軍方中的鷹派勢力。

然而新上臺的復興黨政權隨即陷入了激烈的派系鬥爭，加之對庫爾德人作戰的消耗，該政黨執政未滿一年既已失勢：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於同年11月發動政變驅逐復興黨人，出任伊拉克總統。新上任的阿里夫總統亦無法擺脫對KDP圍而不破的僵局，只得在1964年2月宣佈停火。1966年，新政府上臺伊始再次發起了對KDP的圍剿。然而面對1966年5月“翰德林山”（Handrin）戰役中政府軍的慘敗，意識到獲勝不易的拉赫曼·阿里夫宣佈“12點和平計劃”以期和平解決庫爾德問題。

無奈復興黨於1968年第二次成功奪權，拉赫曼·阿里夫總統的這一計劃並未得到實施。與前幾屆政府一樣，第二次執政的復興黨政權在上臺伊始便展開了對北部庫爾德人的軍事征討，但由於外部勢力的干涉（如伊朗對庫爾德武裝的暗中支援，蘇聯則施壓望復興黨能與KDP議和），加之彼時復興黨自身面臨的嚴峻形勢，至1969年雙方既已停火。1970年3月11日，伊拉克復興黨與以巴爾扎尼為首的庫爾德各派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即“3·11宣言”。儘管該宣言的簽訂絕非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庫爾德問題，但較之其他地區，伊拉克庫爾德人率先享有了法定自治權，其自治區的創立亦有了明確的法理依據，伊拉克庫爾德問題的演進在此展開了新篇章。

2。過渡轉型期

“1974年庫爾德戰爭”後，隨著阿拉伯化政策在庫爾德地區的實施，及1980年9月兩伊戰爭的爆發，伊拉克庫爾德民族運動逐漸呈現出新的特點：第一，庫爾德民族運動中的傳統部落及宗教領袖因素迅速減弱。1974年戰爭勝利後，復興黨當局積極鼓勵南部阿拉伯人遷移至庫爾德地區（尤其是基爾庫爾地區），同時增加對該地區的投資，用以水利、基建、教育及衛生等領域的恢復發展。1975年6月，當局透過組建農業合作社以深化庫爾德地區的土地改革。

阿拉伯移民與戰後重建加速了該地區的城市化程序，生活於城市的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開始代替傳統部落領主及宗教領袖，成為日後庫爾德民族運動新的“發聲桶”；土地改革使得庫爾德農民擁有更多屬於自己的土地，其與傳統地主及宗教領袖間的經濟依附程度亦不斷減弱。第二，KDP勢力大減，面臨分裂之虞的同時已無法勝任庫爾德民族運動的唯一領導地位。1974年戰後，復興黨當局為徹底消滅KDP殘餘勢力，不惜堅壁清野，以致在1978~1979年間，約600餘庫爾德村莊慘遭焚燬，20餘萬庫爾德平民被驅逐他境。巴爾扎尼之子馬蘇德·巴爾扎尼亦在KDP九大上強調，本黨以至最危險、最困難的時刻。

3。庫爾德問題爆發期

伊拉克庫爾德問題於90年代呈現出新的變化：該時間段內，庫爾德問題開始表現為內部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與激烈的政黨衝突。1990年8月2日，復興黨當局悍然入侵科威特，隨即便遭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美國於1991年1月17日率領多國部隊發起“沙漠風暴行動”，打響海灣戰爭，迫使伊拉克軍隊撤出科威特。同年3月，伊拉克庫爾德人趁當局處於戰後恢復期，發動反政府起義，大肆攻擊庫爾德地區的政府機關，迅速佔領自治區大量領土。

3月下旬，復興黨當局發起反攻，重奪基爾庫爾地區，重創庫爾德武裝2萬餘人，致使100多萬庫爾德難民湧向土伊邊境，引發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4月5日，聯合國設立禁飛區。禁飛區的設立使得當局基本失去對庫爾德地區的控制，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開始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為挽回頹勢，復興黨當局於1991年8月邀請KDP及PUK的領導人共赴巴格達，以“3·11宣言”為藍本重啟和談。起初和談進展順利，爾後雙方卻在基爾庫克歸屬，自治區防務，海關管理及對外關係等敏感問題上陷入僵局。

同年10月，和談再次破裂，當局立即對庫爾德地區實行經濟封鎖，斷其糧食、石油供應，加之伊拉克此時正遭受聯合國制裁，庫爾德地區因之面臨雙重製裁，民眾恐慌加劇，再現大規模人道主義危機。此外，為填補復興黨當局撤離後的政治真空，庫爾德人於1992年5月19日舉辦議會選舉，組建了KDP與PUK平分秋色的聯合自治政府。但即使於自治政府成立後，KDP與PUK間仍舊矛盾疊出，前者以埃爾比勒為中心，後者則以蘇萊曼尼亞為據點，形成一北一南，擁有各自行政機關、軍隊及安全機構的對峙局面。1994年初，隨著聯合政府的垮臺，雙方隨即爆發大規模衝突，至同年5月初，雙方激戰已致1000多人死亡。此後至1998年“華盛頓協議”簽署前，因KDP與PUK兩黨間的權力鬥爭，伊拉克庫爾德地區陷入嚴酷的內戰之中。

四、結語

伊拉克庫爾德政黨於伊拉克國家框架內訴求自治的同時，不放棄對民族獨立的追求。在伊拉克庫爾德民族運動的漫長曆程中，庫爾德人若悍然獨立，則於國際法法理不容，也無內外政治環境予以支援；若選擇武裝獨立，則因自身實力相對較弱，無付諸實踐而獲勝的可能。然而，與敘土兩國不同，伊拉克各屆政權均未以單一民族觀構建其國，此政治現實無疑給予了伊拉克庫爾德人落實其自治權的可能。加之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半自治”統治模式早已深入人心，訴求伊拉克國家框架內的自治逐漸成為後世庫爾德政黨的主要政治目標：KDP於1946年成立之初將建立獨立或聯邦制的“庫爾德斯坦”視為最高奮鬥目標，但不久便將該最高目標改為追求自治（Autonomy）。

PUK成立至今，雖幾易黨章，但追求“民主平等、民族自治”的政治總目標卻始終得到保留。但自60年代以來的庫爾德民族運動中，KDP及其他主要政黨面對族際衝突時常將“民族自決、庫爾德斯坦獨立”視為叫板中央政府的最後一棵稻草。尤其近十幾年來，歷經“安法爾運動”、“哈萊卜傑村慘案”的庫爾德軍民於灰燼中重生，不斷落實自治乃至坐享聯邦。苦難回憶加之自身漸強的實力，後薩達姆時代庫爾德政黨與民眾的離心趨勢愈發明顯，獨立訴求時隱時現，成為了影響當代伊拉克主權完整與地緣政治穩定的“定時炸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