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防禦工事—壕溝、圍牆和城堡，是如何構成的？

早在新石器時代前期，中國原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以農業、畜牧經濟為主，並開始定居的時期，先民們就懂得利用天然障礙或用人工在住地周圍挖掘壕溝，以保護部落不受其他部落的突然侵襲。

如屬於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的西安半坡遺址、臨潼姜寨等居住地周圍，都挖有寬5。6米和深約2米的壕溝。

隨著部落戰爭的增多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原始弓箭的效能有所提高，射程和殺傷力都超過了飛石索。這時，單純向地下挖掘壕溝，已不能有效地防護自己不受箭矢的傷害，於是出現了重壕和高出地面的圍牆。如屬於龍山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遺址的河北磁縣下潘汪居住地四周，同樣挖有兩條平行的壕溝；河南安陽後屯和內蒙古包頭阿拉善旗居住地四周，就砌有厚為2-4米的土圍牆和厚為1。1-1。2米的石圍牆。這些壕溝，圍牆和城堡的功能作用，已不僅是預防獸類侵襲，而主要是遮蔽敵人的箭矢，隱蔽自己的行動和阻滯敵人的進攻。

英雄時代的中心居住地主要靠高聳的城牆和深陷的壕溝來保護。河南偃師二里頭的1號宮殿的建造，足以證明夏代的政治中心，為了抵禦戰爭，更注重增加了對宮殿建築群安全的防衛。

當戰爭進一步發展，作戰規模進一步擴大，軍事行動變為經常性活動時，部落聯盟或酋邦領袖及其氏族、部落的所在地，就成為全聯盟或酋邦的軍事中心。這時的聯盟或酋邦領袖，不僅擁有很大的公共權力，能夠動員和支配聯盟或酋邦內各部落的人力物力，而且自身還擁有比一般部落首領多得多的、由戰爭俘虜和掠來的人口轉化而來的奴隸，可以在居住地周圍構築工程浩大的城牆。

由於各地區發展程序不同，所以圍有城樓牆的城堡出現的時間也略有先後。目前已發現最早的城堡是仰韶文化晚期的河南鄭州西山古城堡。大致建於距今5300年至5200年間。

城堡平面略呈圓形，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城牆底寬約6米，現存殘高3米多，牆外挖有寬約6米、深約4米的外壕。此後，隨著戰爭的日益頻繁，城堡大量出現。

僅據目前已發掘出的就有50座。如河南龍山文化的淮陽平糧臺，登封王城崗、輝縣孟莊、郾城郝家臺；山東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前2500年）的滕州西康留，龍山文化的章丘城子崖、鄒平丁公。茌平教場鋪、壽光邊線王；湖北屈家嶺文化（公元前3000年至前2600年）的天門石家河、石首走馬嶺、江陵陰湘、荊門馬家垸；湖南屈家嶺文化的澧縣城頭山、雞叫城；四川寶墩文化（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新津寶墩、溫江魚鳧、郫縣梓路、都江堰芒城等。此外，在內蒙古河套地區，還發現構造幹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石城近20座，如包頭東大青山南麓的阿善、莎木佳，涼城蠻汗山東南坡的西白玉、老虎山，準格爾旗與清水河之間黃河兩岸的寨子塔、石城嘴等。

上述城堡，除內蒙古的石城尚屬圍牆性質，少數城堡城牆較窄外，多數城堡的城牆已相當寬。如平糧城牆底部寬13米，丁公城牆底部寬20米，寶墩城牆底部寬30米，石家河城牆底部寬50米。僅以牆窄城小的平糧城來說，城為正方形，邊長各185米，底寬13米，殘高3米多。估計原高及頂寬當在6米左右，築城的土方工程量，在4萬立方米以上。如以牆寬城大的石家河城堡壘計算：城為圓角長方形，城牆長約2000米，底部寬50米，現存高度約6米，頂寬8-10米，則土方工程量高達35萬立方米以上。在以石工具為主、作業率還相當低下的條件下，構築這樣浩大的工程，如果不是大的酋邦，僅賴少數幾個部落的人力是難以完成的。

這種頂部寬達8-10米，可以在上面待機而動的城牆，已和以前的土、石圍牆有質的不同：它不僅能起到遮蔽、障礙的“保護自己”的作用，而且可以保障守城人員居高臨下地據以發射弓箭、投擲石塊、實施觀察和指揮戰鬥，起到在防守戰鬥中消滅敵人”的作用。所以，這種軍事工程設施，雖然還極為原始，簡陋，但就其效能而言，已經是相當全面的早期永備築城工事了。

總之，我們認為中國戰爭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五帝時代，是有著充分的理論依據及大量的考古發現和中國古代最早的軍事文獻為佐證的。這一時期的戰爭，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過程中發揮過特殊的影響；對完成社會形態的轉變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尚武、王權與部落聯合體的形成，阪泉之戰、涿鹿之戰（見圖2）等數十次戰爭的發生，河南澠池縣仰韶文化、甘肅馬家窯文化、山東章丘縣龍山文化、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甘肅和政縣齊家文化、湖北京山縣屈家嶺文化和江蘇淮安青蓮崗文化以及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四川成都三星堆文化、浙江餘姚良箭文化等考古遺址的發現，不僅印證了中國古代關於堯、舜、禹傳說的歷史真實性，而且，也把中國戰爭源頭之說建立在科學的戰爭理論和堅實的文物考證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