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之間的最大差別，在於讀不同的書和讀書的多與少

腳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錢鍾書先生說過：“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只是個郵差。”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屯溪人。清代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學者、哲學家和思想家，他之崛起於乾隆年間的學術界，成為乾嘉學派的代表性人物，是個奇蹟。梁啟超稱之為“前清學者第一人”，胡適稱之為中國近代科學界的先驅者。

戴震的一生充滿坎坷與傳奇。他自幼跟隨父親走南闖北經商，廣泛接觸社會生活，見多識廣，從小就養成了獨立思考、追本窮源的思維習慣。其一生的學術成就，也完全得力於他敢於懷疑、敢於批判的學術品格。

戴震22歲寫成《策算》，23歲寫成《六書論》，24歲寫成《考工記圖》，25歲寫成《轉語》，27歲寫成《爾雅文字考》……可謂天資聰穎，著述繁富。他一生汲汲於科舉考試，但屢遭敗績，直到40歲才考取舉人，51歲被召為《四庫全書》纂修官，52歲才得到乾隆皇帝的特別開恩，賜同進士出身，而次年他便英年早逝了。

他在10歲入學讀書時就表現出了超強的專注力，記憶力也特別強。他每天堅持熟讀幾千字的文章；而且他讀書喜歡尋根究底，力求弄懂，從不放過一個疑點。

每次上課，戴震都會一邊認真聽講，一邊思索著老師的每一句話。有一次，老師教他念宋朝朱熹註解的《大學》，這是儒家經典著作“四書”之一。老師說，這一章叫《經》，是孔子說的話，由曾子記述；以下十章叫《傳》，是曾子的見解，由曾子的學生寫下來。

戴震聽了，便問道：“老師，你怎麼知道的呢？”

老師說：“這是朱熹在註解上說的呀！”

“老師，請問朱熹是什麼時候的人？”

“是宋朝人。”

“那麼曾子是什麼時候的人呢？”

“他是周朝人。”

“曾子和朱熹中間相隔多少年？”

“大約相隔一千六七百年。”

“既然相隔這麼多年，朱熹怎麼會知道那個時候的事呢？”

這一問，連老師也回答不上來了。但戴震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精神讓老師很讚歎：“真是個了不起的孩子啊！”

朱熹是南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他建立的理學被明清兩代統治者奉為儒學正宗。可是小小年紀的戴震並不盲信這位大人物，對他的《四書章句集註》提出了大膽的懷疑。而且，戴震的疑問提得很有道理，老師也經常被問倒。

從這以後，老師講課就更加認真了，又發現自己的知識已滿足不了戴震的要求，就把許慎的《說文解字》和其他字典、詞典交給了戴震，讓他自己去查閱。

戴震在讀經書時常常查閱這些工具書，還找來漢代經學家解《經》的各種著作，互相參照、比較、考證；對每個字都窮本溯源，貫串群經，給予確切的解釋。

經過三年多時間，他就把前人彙編的《十三經注疏》等有關著作都研究了一番，掌握了非常豐富的知識，終於成了一代語言文字大師。

戴震博聞強記，除精通經學、語言學外，對天文、數學、歷史、地理均有深刻研究，並著有《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等。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他被特召為纂修官。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同他學生時代的刻苦鑽研分不開的。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大多數時候你不會發現讀書帶來多麼明顯的變化，讀書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一個延遲滿足的美好。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默默融入你的骨子裡，滲透進你的血液中，飄逸在你的舉手投足間，體現在你的一言一行中。

讀書的意義是使人虛心，較通達，不固執，不偏執。讀書越少的人，越容易過得痛苦；讀書越多，人才會越通透。

正如周國平說：一個人但凡有了讀書的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種特別眼光，甚至有了一個屬於他的豐富多彩的世界。書讀得越多，心胸越大，視野越寬。

有句老話說：“不會讀書的人，書越讀越多；善於讀書的人，書越讀越少。”

有讀者向作家梁曉聲提問：“讀書的習慣對人究竟有什麼好處？”

梁曉聲回答說：“讀書，可以使人具有特別長期地抵抗孤獨的能力。”

生活中，很多人沉溺於各種社交活動，打遊戲，刷影片，最後往往只感覺到空虛。

當你把閒暇時間用來讀書，以書中壯闊瑰麗的風景，抵禦內心的匱乏。

事實上也是，讀書越少越固執，讀書越多越通透。缺少知識時，我們的思維是固有的，對一人、一物的判斷，依靠的是過去的經驗和認知。但固有的經驗和認知往往會產生差異和謬誤。當二者的差異越來越大時，兩人的鴻溝就會越來越深。

在讀書的過程中，記錄在紙上的思想就好像沙上行走者的足跡：我們也許能看到他所走過的路徑，但如果要知道他在路上究竟看見了什麼，則必須用我們自己的眼睛，用我們自己的大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用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為夢想打下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