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旌表制度是怎樣的？又有何作用？

旌表制度是中國傳統社會維持社會風教的重大動力之一，它折射著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精神，也是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導向的有效方式。

在漢代，旌表制度是怎樣的？又有何作用？

旌表方式

兩漢的旌表方式多樣，採用的標準相異，可劃分為不同型別。按照旌表地點的不同，可大致分為宮殿、間裡、廬墓等處的旌表，根據旌表所運用的物質載體之相異，又大體可分為立碑、樹祠、圖象等等。

先秦時期把“聖賢”，“豪傑”著名於圖書的傳統到漢代有了進一步發展。而且漢代儒學的得勢和深入，更使得漢代的美術帶有一種較濃厚的禮教色彩。以儒家三綱五常為標準的美術內容如旌表、鑑戒之類，成為禮教美術集中體現的物件。

西漢中後期，隨著對匈奴和羌人戰爭的勝利，出現了“四夷賓服”的“中興”局面。甘露三年，匈奴首領呼韓邪單于率眾歸附了漢朝。漢宣帝劉詢“思股肪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令人把功臣們的形體相貌畫在麒麟閣上，並註名他們各自的官職、爵位和姓名。

這其中有中有武、昭、宣三朝重臣霍光、安羌功臣趙充國、入匈奴堅貞不屈的蘇武等。這一旌表的方式直到東漢時還在運用。東漢永平年間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這就是功勞卓著的“雲臺二十八將”。

分利用繪畫所含的旌表作用，無疑對於宣示皇恩和引臣民效仿有重大意義。在漢代，尤其是宮廷中，肖像畫並不是可以任意為之的，被畫肖像的人必須具備相應的資格和地位，沒有特殊的原因或貢獻，一般人無法得此殊榮。皇帝有時還親自派人對地方上出現的典型人物予以圖畫。

朝廷畫像的做法也影響到了郡國各地，各諸侯王國和各郡縣中，也將一些值得稱許和一記載的人和事，用繪畫這種美術形式記錄下來。

除此之外，還會立祠旌賞。《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漢官儀》日“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寢”是作為侍奉墓主靈魂日常生活起居的處所，而重要的祭祀祖先的典制則在廟中舉行。西漢中晚期以後，這一制度有所變化。隨著儒家思想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影響的深入以及厚葬之風的蔓延，

一些世家大族開始在墓地上建築祠堂。

東漢墓上建築發展迅速，墓祠更是成為一個重要的禮樂文化中心和行禮呈孝的場所。除親朋好友為墓主起家立祠外，國家更是將其作為自己宣揚傳統禮教的旌表場所。如光武帝對文齊建祠予以顯揚，郡中之人也紛紛響應，立廟祭祀。

還有就是摩崖刻石。在漢代的石刻文字中，有些是刻在山崖陡壁之上的。至於有人仍稱之為碑，可理解為對碑含義的引申。摩崖刻石肇始於西漢，但真正形成氣候還是在東漢，與立碑的興起和鼎盛是同步的。位於陝西漢中的褒斜道為古代連線川、陝的交通要道，是東漢摩崖的薈萃之地。由於秦漢兩代為溝通褒斜道不斷的穿山鑿洞，修葺重建，褒斜道摩崖上留下了一批頌功、紀事的文字。

旌表地位和作用

《韓非子·說難》：“凡說之難，在所知所說之心”，受眾的心理是傳播過程中難以逾越的關口，尤其是在古代中國社會這樣一個基本上不存在大眾傳播媒介的閉塞情況下。旌表以其符合民眾心理的特有方式，在推動儒學社會化的過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宗法性農業社會，以小農業為基礎，以皇權專制的大一統政治為根本，處於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之上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無時無刻不受到這兩個前提的制約和影響。專制統治和以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型自然經濟和血緣宗族關係讓人們產生了許多獨特的社會心理，如安於裡井、家族情緣、盲從等。

首先，這些受旌表的物件是平時生活在自己周圍的間裡居民，他們平素的行為都為人所熟知。對民眾來說，這具有很大的權威性和可信性，容易受這些旌表物件事蹟的感動，願意從心理上向這些受旌表之人學習。

其次，由於宗族聚居，中國古代居民還往往有著難以割捨的“榮耀鄉里”的想法，為國家建立了多大的功業若不能衣錦還鄉以報父老，終不為美。若有德有行者受到國家的表彰，在鄉間間裡樹立某一標誌永為流傳，則是難得的榮耀。

統治者瞭解這一心理，更是樂意在人群聚居的鄉里社會中予以表彰，更好的達到教化的目的。

最後，與其他令儒學社會化的途徑如學校、錄用、祭祀等相比，旌表作為表彰的一種形式，極富特色和生命力。它沒有政治錄用的投機性、學校教育的說教性以及祭祀的沉重性。祠、廟、碑、匾額等更適宜於社會傳播，它們矗立於社會，呈現於眾人面前，給人們以具體的教諭，是向民眾顯示貞賢忠孝的較好的傳播載體。這樣，就為忠孝貞義普及至民間成為普通人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並且使之潛移默化到民間的風俗信仰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提供了較為堅實的保障。

旌表制度特點

其制度方式靈活多樣。

第一，旌表運用的物質載體的多樣性。刻石表閻、圖象其形，樹碑立祠、扁表其門……都是政府常用的旌表手段。

第二，旌表地點的多樣性。既有在閻裡進行的彰表，又有在墓地、宮殿等處予以的族顯，事蹟突出者還“圖象百城，以厲風俗”。

第三，既有旌表方式單一使用的情況，又有幾種方式共同運用的情形。

如郡縣為孝女叔先雄立碑的同時，還“圖象其形”刺史張喬對立有戰功的從事楊諫不僅以圖象方式予以嘉美，

而且將其事蹟“刻石勒銘”加以彰顯。第四，旌表的同時還往往伴隨著物質褒獎的激勵。

它同時是未顯強力的制控工具。這是由旌表制度在漢代尚處於初步確立時期所決定的，主要是朝廷的旌表並未成為制控社會風氣的強力工具。刻石表間、樹碑立祠等政府的旌表方式並沒有成為才高德俊者唯一的人生追求。

班超就曾輟業投筆嘆日“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而且自光武帝表彰氣節、禮重名士以來，東漢知識分子競以名節自勵，形成崇尚節操的社會風氣，為後世所稱美。東漢的知識分子所競相表現的德性，大多是久喪、讓爵、推財、避聘、報仇、報恩之類的個人道德，而這些多是靠民間讚譽的宣揚。

東漢後期，人物品鑑之風極盛。以曹操為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世語》曰“玄謂太祖日‘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許子將即許肋，《後漢書·許助傳》載其喜好“夏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這在士大夫之間很有影響。曹操“未有名”時，不是想方設法獲取政府的旌表，而是求助於名士許肋，甚至當遭到拒絕時不惜加以脅迫。

漢代的立碑頌功也並無嚴格的限制，不似先秦那般有庶民“不封不樹”的嚴格規定。有人民自發為地方官樹碑的，這自然是在當地做出了一定政績。如《後漢書·循吏傳·許荊傳》中一記載的和帝時的桂陽太守許荊，在當地推行教化，“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桂陽人為立廟樹碑。”有門生故吏同志者為之立碑的，他們“共險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律有彝式”。

《魯峻碑》碑陰後不僅有門生故吏之名甚多，而且還有“千”、“五百”、“三百”等各自出錢的數目。此種情形在漢碑中有不少，看來已成定例。也有子女為父母立碑者，如《後漢書·崔胭傳附孫宴傳》“初，宴父卒，票賣田宅，起家坐，立碑頌。”崔宴還落的“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酷酸販餐為業”的悲慘下場。這也是東漢末年厚葬風氣的表現。無怪乎曹操掌握漢政府實權以後，整傷樹碑頌、崇厚喪的流弊。

結語

先秦時期是旌表制度的萌芽期，漢代則是旌表制度的初步確立時期。之所以說尚屬初創期，是因為缺少較為完善的旌表制度體系，不似後代那樣有專門的旌表例和明確量化的旌表標準，

如“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間，除免本家差役。”

這也正是旌表制度處於初步確立期所表現出的特徵。事物的發展總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完善和成熟起來的，不能因為漢代旌表制度尚處初步定型期就否認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