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源於制度設計漏洞？

歷史總是圍繞著某種內在邏輯聯絡在反覆演繹。有時候，前後完全沒有交集的兩個人卻能找到某種關聯。今天博主要分享的內容是圍繞兩個人物展開的，一個是宋太祖趙匡胤，一個是熙寧變法的主導人王安石。這兩個人在歷史上起關鍵作用的時間，前後相差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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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卻有著某種內在的邏輯聯絡。

串起這兩個人的聯絡有很多個角度和維度，其中有一條就是“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謬誤”。他們的內在聯絡，就是這個“向前的一步”。一個人設計了一套制度，一個人在一百年後試圖變革這套制度，兩個人卻都有點“走過頭了”。最終買單的是大宋朝的國力。

史學界有人說“靖康之變”從根源上是趙匡胤的責任，有人說是王安石的責任。我們讀《帝國政界往事》，細看一下這兩個人的關聯。關於“靖康之變”究竟該誰負責，小夥伴們也自行辨別吧。

自信“可利百代”的制度

出身武將、被部下“黃袍加身”而坐擁天下的趙匡胤，為大宋朝設計了一整套防止別人複製他而上位的制度。以文制武、裁抑武將，對軍事制度的改革是他為後世子孫設計的整套制度裡面最重要的部分。他為設計這套制度而絞盡腦汁，盡力保全所有的功臣部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權更替和權力回收。相比於以往改朝換代的血流成河，趙匡胤的確更智慧，也更溫情。

當時，趙匡胤自信這套制度能保子孫萬世。他曾經不無自豪地對宰相趙普說，這套制度“可以利百代”。然而事實上確實沒有百代，宋徽宗趙佶是他的第六代孫輩，就已經亡國了。而且，亡國亡得十分難看。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被認為是：這套制度造成的軍隊戰鬥力下降，還有冗官冗兵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架空官員 閹割軍隊

趙匡胤所發明的這套制度，很複雜。但簡單理解起來就是，改革官職、改革軍隊，以保證武官無法坐擁兵權而犯上或者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

改革官職主要有兩點，一點是把官銜和實質權力分開。科舉中榜之後，可以獲得官銜，卻仍要等待皇帝發配具體實際任務給他。否則，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實際工作，只是個富貴閒人。這樣導致同一件事，會配兩個官員的名額，甚至更多。另外一點就是，重文抑武，用文官節制武官，武官一般需要聽從上級文官的支配。

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般文官對皇帝的威脅不大，而武將則不同。雖然歷朝歷代都有防止武將造反的各種監察措施，但像趙匡胤這樣，為了這件事而整個改變國家的軍事制度的做法卻不多。這會造成一個後果，就是軍隊喪失戰鬥力，兵不能戰。雖然防止了自己人造反，與此同時，有外敵入侵的時候也無法保衛國家。“靖康之變”的事實就是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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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神宗皇帝看著國庫日漸難以支撐開支，朝廷中所有的老臣都在勸他穩定局面，與民休息。只有王安石給他出主意，說“我們需要另外一套辦法給朝廷弄點錢。”這說到了神宗皇帝的心坎上。王安石要對趙匡胤留下的制度進行一些變革。但遺憾的是，他設計的整套變革制度也“走過頭了”。原本理論上可行的熙寧變法，卻導致了一系列可怕的後果。

架空官員

王安石此人是國外漢學家和研究中國史專家當中的“明星”。而在國內史學界，雖然王安石也是歷史學家經常研究的人物，但地位和關注度卻比國外要差了一截。這其中有一些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熙寧變法到底給國家帶來了什麼？”這一結論國內外並無共識。在這需要說明的一點，並不是國外統一了共識和國內不同，而是國內外史學界對此都無共識。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仍無解，處於各派各執一詞，相互之間都無法說服的局面。第二個原因是博主猜測的，因為國外史學家、漢學家和國內史學家的關注點不同，歐美人一向傾向於解決問題要靠制度，所以對制度和制度變革者的研究格外下功夫。相比於趙匡胤的歷史功過是非，王安石要複雜多了。一千多年過去了，目前仍無定論。

先看王安石的整套變法制度是怎麼登場的。

趙匡胤的整套制度的惡果在神宗皇帝即位的時候已經顯現。我們小時候讀書，教科書上說這時候是“積貧積弱”。一方面，朝廷沒錢，面臨鉅額財政赤字。怎麼樣弄到錢是當務之急。這是所謂的“積貧”。另外一方面，趙匡胤的制度弄的軍官不認識下屬，下屬也混日子。軍隊戰鬥力不行，不能打。幾次和遼國過招都只能認輸，只能“賞賜”對方錢和東西才能過個太平日子。太祖太宗惦記了多年的幽雲十六州收不回來也就算了，邊境上經常被人騷擾。遼國也就算了，打不過就認輸。連西夏這麼個又窮又

low

的地方也不得不“賞賜”。實在就不能忍了。這就是“積弱”。

改革幾乎是唯一的路，神宗皇帝其實並沒有什麼選擇。朝廷這麼多人，只有王安石給國家遞上來了“藥方”。神宗皇帝熙寧二年，王安石被認命為參知政事，正式開始了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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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變法。

閹割軍隊

現在我們回看一千年前王安石給國家開出的藥方，不得不佩服這個人的遠見卓識。他的一些政策完全是現代金融的雛形。

比如“青苗法”。給農民發放貸款，以他們田裡的青苗作抵押。這是現代抵押貸款的雛形。官府能收利息，當時官府定的利息是

20%

（民間借貸利息在

30%-50%

）。農民有了流動資金，算能兩全其美。而且，這個辦法在王安石在陝西做地方官時已經推廣過。當時在全世界，這理念都絕對是很先進。但這只是理論上的，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曆來的行政體系有個特點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套辦法肯定是農民所需要的，特別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更能顯示出它救濟和援助的功能。有錢人家不需要這種援助，貧苦之家需要，但必須有抵押。風調雨順的時候，沒有問題。但一旦出現天災人禍，發放貸款的官府和借貸的農民立刻同時陷入了恐慌。此時官府會逼迫農民，沒有辦法的農民只好變賣家當，還本付息。有些甚至賣兒賣女。最後許多農民流離失所，這讓更多人不敢貸款。

但這樣政令就執行不下去，所以官府就準備了貸款準備金，一級級壓下去任務，必須要貸出去。官府就要想對策了，當時普遍做法是根據農戶經濟狀況，給他們劃分等級。規定不同的貸款額度，然後強行讓富戶和窮戶相捆綁。讓富戶給窮戶提供抵押。還有的官員，為了提高自己的政績，在貸款利息上做文章，把利息提到

30%

甚至更高。

對於這一點，反對派精神領袖司馬光在新政設計之初就瞭如指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千多年以來的帝王將相的必讀書，治國理政的教科書。就是因為他對中國曆代政治和社會執行的內在規律和機理有深刻洞察。他敏感地意識到了這些政策在執行層面可能出現的問題。

這兩位昔日政壇的精神領袖，曾經的密友同事因為改革政見不一，站到了完全對立的兩面。各執己見不肯相讓，以致終身為敵。大宋政壇也以這兩位為首，迅速分化成為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兩派。最初的君子政見不和，後期逐漸演變成為權力之爭；再而後，成了是非顛倒。變法新政隨著不同派別的權力更迭，不斷地廢除又重啟，重啟又廢除。直至徽宗朝，大宋氣數已盡。隨後整個北方成了金人天下，南宋僅留苟延殘喘的半壁江山。

（全文完，圖源網路，侵聯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