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飛 改革開放頭十年，學會拍人性的複雜

謝飛

生於1942年8月，陝西西安人，“第四代”導演、編劇、監製，1993年執導《香魂女》獲第4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

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湘女蕭蕭》

謝飛展示自己的一座金熊和一座銀熊獎盃。

柏林電影節上謝飛領取《香魂女》金熊獎。

1988年8月，謝飛（右一）率團赴美洛杉磯參加會議。

作為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人物，謝飛比同時期的導演起步要稍晚幾年。1979年，《小花》（張錚、黃健中執導）、《生活的顫音》（滕文驥、吳天明執導）等影片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新的生機。四年後，謝飛才獨立執導了自己的首部影片《我們的田野》。雖然起步晚了些，但謝飛卻後來居上，之後陸續推出了《湘女蕭蕭》、《本命年》、《香魂女》等佳作，特別是後兩部作品表現出很高的藝術水準，在國際上大放異彩。

1965年謝飛從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後就一直留校任教，張藝謀和陳凱歌等都是北影改革開放後恢復招生的第一批學生。1992年9月，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拿到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1993年2月，謝飛導演的《香魂女》獲得柏林電影節金熊獎；1993年5月，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又斬獲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大獎。一年之內，歐洲三大電影節的最高獎項，全部被謝飛師徒三人承包了。在謝飛看來，“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經過十幾年的學習和實踐，我們在思想和美學表現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60歲之後的謝飛逐漸退出了創作領域，隨著網路時代的到來，最初只是使用“豆瓣”“微博”記錄看片心得的謝飛，成為擁有大量粉絲的老“網紅”，被網友稱為“最大牌網路影評人”，謝飛本人對此既開心又謙虛，認為網友寫影評的水準比他還要好，“有很多影迷，他們對片子的分析都是我沒有想到的。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可細啦。”

《我們的田野》

《我們的田野》

步子走得慢，想法學得快

十年“文革”期間，電影創作基本中斷。“文革”結束後，謝飛作為聯合導演分別於1978年和1979年執導了《火娃》與《嚮導》。對於這兩部作品，謝飛基本很少給學生看，也很少提及，“基本還是按照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的創作，作品本身在思想上沒什麼價值。”相較於第四代其他導演，謝飛坦言：“他們的步子走得比我快。”1979年，謝飛看到了同輩導演張錚、黃健中執導的新作《小花》，看完之後震動很大，“它對戰爭不是簡單地描寫革命英雄主義，而是寫人情、兄妹情，還有時空跳躍，黑白彩色的運用，膽子好大。”之後又看了《生活的顫音》，第一次在銀幕上看到有接吻鏡頭。

改革開放之後，之前認為絕對正確的一些事情，實踐證明卻是錯的。有些人反應得快，有些人反應得慢，謝飛也開始反思，於是就有了1983年的《我們的田野》。謝飛認為這是自己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電影，因為裡面有自己真實的感觸和看法。謝飛最直接的感受是受到改革開放之後從國外湧入的藝術作品的影響。《我們的田野》就從蘇聯電影《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和美國電影《獵鹿人》中受到啟發，都是對一個特殊時期年輕人的群像描寫。而在電影形式上，謝飛也深受當時意識流、法國新浪潮等影響，“應該讓電影時空自由”，電影中兩組不同場景的鏡頭來回切換，最開始的臺本來回跳了17次，剪接後發現太亂了，觀眾穩定不下來。“只好合併，印象中最後剪成了7次。”

共同進步

與第五代導演一起“補課”

與改革開放同一年孕育而出的，還有中國的第五代導演。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開始招生。謝飛說當時電影學院的招生包容性很大，既有28歲的大齡青年張藝謀，也有16歲的小女孩劉苗苗，“這幫學生給我感覺就是如飢似渴地要學習。”當時電影學院條件非常差，沒有正式的放映間，就在一間大食堂，吃完飯以後把窗簾一拉，學生們都坐在地上看片。雖然條件艱苦，但卻打開了謝飛和學生們瞭解西方文化藝術的視窗。每週學生們都從中國電影資料館租片子拿到學校裡放，有人回憶在校四年一共看了一千多部電影。謝飛說，“這是一個補課的過程。”

有意思的是，這種補課過程裡，以張藝謀、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與以謝飛為代表的第四代導演，在時間上基本是同步的。謝飛是一邊學習，一邊教授學生，“跟學生共同進步。”

1986年謝飛拍了《湘女蕭蕭》，片中有一段男女主角在甘蔗地裡“野合”的橋段。而第二年，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中也出現了相似的一段鏡頭。對於這種巧合，謝飛解釋說，“我們大概都受了日本電影的影響。”1980年，謝飛給學生們放過一個叫《鬼婆》的日本黑白片，其中男女主角在蘆葦蕩裡幽會，“拍攝時運用蘆葦的搖動，很漂亮。”張藝謀當時先買下一百畝地種高粱，第二年拍攝就肆無忌憚地全部踩倒。”而謝飛拍甘蔗林時，只是找了一片被大風吹倒的甘蔗地偷偷去拍，最後還是被老鄉發現賠了點錢。謝飛後來經常總結，“第五代為什麼比我們第四代更光彩一些？就因為他們比我們年輕，腦子不那麼守舊，我們還要守規矩，不敢做得太過分。”

1983年謝飛在湖南沅陵拍攝《湘女蕭蕭》。

尺度突破

被沈從文的勇氣所激勵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各種文化思潮最為蓬勃的80年代，電影中出現了不少表現情慾場面的大尺度鏡頭，中國電影人用各種方式不斷探索著電影審查尺度的上限。從這方面講，謝飛也算是一個挑戰者。

在拍《湘女蕭蕭》時，謝飛很明確，這部戲主要表現在“童養媳”畸形婚姻制度下，使得正常的情慾受到扼殺，變成一個悲劇，所以表現情慾是很正常的。中間甘蔗地裡的“野合”戲是劇情需要，但是之後拍寡婦被村民沉潭時的戲份時，在角色究竟要不要“裸體”的問題上，謝飛有些猶豫了。

為此，他還專門去問了原著的小說作者沈從文先生，老先生當時已經中風，雖然話說不太清，但還能說出來一點。謝飛問，寡婦偷情被抓住了，一定要裸體遊街，還是穿著衣服？老先生說，這是他在湘西各處看到聽到的，因為女人做了不要臉的事，就要把她的臉丟盡，必須讓她裸體遊街，最後沉潭淹死。謝飛心想，“1929年，年輕的沈從文就寫出了真實，50年過去了，我都還不敢拍，那也太沒志氣了。”

這場戲，導演拍了兩種方案：一種是大全景，當時有幾百個農民圍著，讓副導演借了一身肉色緊身衣穿上，遠遠看像裸體一樣；第二種是近景，導演回北京後在學校找美術系的人體模特做近景。審查的時候除剪短了一些全景之外，基本通過了。在謝飛看來，改革開放四十年，無論是電影的審查，還是創作人員、普通觀眾，都是一點點在變化，在開放的。

《本命年》

《本命年》

現實主義就應該有悲劇

改革開放之後，國內外的學術文化交流開始頻繁起來。1984年，有一對香港夫婦邀請到了好萊塢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和日本導演今村昌平來到北京，舉辦了一個國際電影研討會。兩位導演分別帶著自己的作品《計程車司機》和《日本昆蟲記》來做放映交流。謝飛導演印象很深刻，“當時是在友誼賓館放映的，放《計程車司機》的時候，有一個人在現場同聲傳譯。馬丁導演一會兒在前排，一會兒又跑到最後排，不停在整個放映間的不同位置聽聲音，看畫面。”對於這幾部影片，謝飛看完後感受頗深，“現實題材電影我們不陌生，中國電影一百年的強項就是現實主義，寫家庭倫理，但他們對人性複雜性的探討跟我們的電影完全不同。”

之後，謝飛選擇拍攝《本命年》和《香魂女》，看中的就是原著里人物的複雜人性。這兩部電影都是悲劇故事，在拍攝《我們的田野》時，謝飛當時受到的教育是社會主義無悲劇，“新社會發生的事不能寫悲劇，必須寫出希望。”但謝飛認為生活中悲劇、喜劇、正劇都有可能發生，《本命年》主要是拍出它的真實感和人物的豐滿性：姜文飾演的李慧泉既是個強者，又是個弱者；既是好人，又是壞人，有著非常複雜的人性。再加上當時處於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轉變的時代變遷中，勞教釋放的李慧泉，開始擺攤，面臨社會上的歧視。整部戲就是一個暗色調，很多黑衚衕的戲，“別人說我們這是黑色電影。”1990年，電影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謝飛開始還挺意外的，但之後回過頭想就明白了，“所有的文學藝術都是人的學問，這也是在改革開放頭十年，我們自己學到的。”

《香魂女》

網路時代

寫影評成為大牌“網紅”

60多歲以後，謝飛基本就不再拍攝任何作品了，最近20年來，基本就只教教書。然而，他對於以電影為主的文化現象，仍然時刻保持敏銳。他對一些新的通訊傳媒手段接受得很早，也很快。1988年，他就買了一臺486電腦，開始用電腦搞一些教案文字。現在一些比較紅的綜藝節目他都會關注，特別是像《我是歌手》這樣的音樂真人秀，他覺得帶活了整個電視娛樂，經常推薦給學生看，“你不要瞧不起，這兩個小時的一場秀，像大片一樣，起承轉合節奏非常好。而且它有30多臺攝像機，捕捉了無數的生動瞬間。現場錄完以後，經過剪接，把導演的手段都用上了。”

2014年，謝飛導演註冊了豆瓣賬號，在上面記錄自己的影評觀感，“寫影評、寫看片筆記是一個很好很重要的學習方法，我當老師後每週總會看兩三部電影，但過幾年就會忘了看過哪部，於是就開始用iPad記了一年，後來讓一個學生給我升級，升完之後全丟了，那一瞬間我就覺得很喪。”之後謝飛發現寫好影評再傳到網上，記錄就不會丟失，就開始堅持在豆瓣記錄，謝飛表示自己寫影評的標準是“不長篇大論，儘量以最直接的藝術感受來評價。”後來還因此得罪了人，去年他給兩個新導演的作品，分別打了一星和兩星，“我在看片的過程中如坐針氈，真的太難看了，怎麼能拍成這樣？”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謝飛影評的真實客觀，讓他在豆瓣收穫了26300多名粉絲，成為一名“網紅”，很多網友稱他為“最大牌網路影評人”。

倒帶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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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給你的生活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謝飛：“文革”期間我結婚生子，但最後五年我就下到農村去了，住到了白洋淀的安新縣，就是現在有名的雄安新區，感覺很遙遠。當時一直處於兩地分居狀態，直到1976年以後才回到北京，一家人住在一起。所以，對我個人來講，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大變化是，結束了之前不正常的狀態，讓我的人生恢復到正常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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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國是在什麼時候？

謝飛：第一次出國是1984年去日本，當時是文化部藝術教育司組織的一個交流團，我們學校（北京電影學院）就選我去的。去了之後很開眼，因為那裡物質生活很豐富，他們的商品已經開始“開架”銷售了，就是商品擺出來，顧客可以隨便看，隨便摸。我就覺得很奇怪，給偷走了或弄壞了怎麼辦？因為當時在中國，商品都是被櫃檯攔住，擺在售貨員的背後，顧客都是指著點貨，售貨員拿過來後還不讓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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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後，家裡買的第一個電器是什麼？

謝飛：我還算是個高幹子弟，北京有電視是1958年前後。當時我們家很快就有了一臺黑白電視，但那時候彩色電視比較少。當時每次出國回來可以買一個外面的產品，因為我是搞影視的嘛，電影已經可以看彩色的了，但在家裡看到的不是彩色就很遺憾，所以去日本時就買了一個日本品牌的彩色電視，花了大概十萬日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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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穿西服是什麼時候？

謝飛：1985年第一次去美國，那時候每人出國是可以自己拿人民幣換30美元的外匯，相比我們的工資很貴，所以什麼都不敢買，必須要集體行動，西服也沒有，箱子也沒有，都是從單位借的。以前我聽過劉曉慶去日本，沒旗袍，就到北影的服裝庫裡去借道具旗袍，用道具服裝當自己的旗袍。當時劉曉慶借了一件旗袍很合適，但有個地方被燒了個窟窿，於是她就找了一朵花別上。所以，你看那時候的明星，跟今天的完全不一樣了。

採寫/新京報記者 滕朝 實習生 夏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