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殺害魏帝：這麼忌諱的事情，是怎麼被記載下來的

在諸多古代皇室中，司馬氏一直飽受世人詬病，後人對這個家族的評價，也是貶低遠超過褒揚。這不僅是因為西晉末年出現的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更是因為司馬昭昔年揹負的弒君之嫌。

時有魏帝曹髦，欲仿效夏朝中興之主少康，對專權擅斷的司馬氏做出反擊。於是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曹髦親率宮中宿衛並

“僮僕數百，鼓譟而出”

；見“眾欲退”，司馬昭親信賈充遂指使成濟、成倅兄弟二人對曹髦痛下殺手。只見“刃出於背”，魏帝當場身亡，時年二十。

亦如高澄對元善見所言：“陛下何意反邪？”封建時代一位皇帝的遇害細節，也同樣寫實而又生動地展現在了世人眼前。這不由令人懷疑：弒殺魏帝這麼一件犯忌諱的事情，它是怎麼被史書記載下來的？

上圖_ 1994年電視劇《三國演義》：姬晨牧飾演曹髦

一、陳壽最難落筆之處

司馬氏廢曹芳、殺曹髦，猶如董卓暴行；非但如此，他們還要逼迫太后下令，將曹芳、曹髦打成“負面人物”，以此證明自身反擊實屬“無奈”。因為，在孟子“君視臣子如草芥，臣則視君如寇仇”的理論指導下，司馬氏受到迫害而反擊，是“合情合理”的。

對於司馬氏冠冕堂皇的藉口，世人皆為其所不恥。可不滿歸不滿，真要讓他們站出來揭穿司馬氏，恐怕也沒幾個人。哪怕是被譽為“良史之材”的陳壽，也不敢去直接觸碰這個禁忌話題。說白了，這麼忌諱的事，觸之即死。是以此二者，恰是陳壽最難落筆之處。

上圖_ 《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

在這種情況下，若直接觀察《三國志》中對曹髦之死的記述，便不難看出，陳壽有曲筆之嫌。見於《三國志·三少帝紀》：

“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

分明是三位少帝的傳記，可陳壽卻直接以高貴鄉公稱呼曹髦；而曹髦當街遇害一事，又分明是石破天驚的“爆炸性新聞”，可陳壽卻仍舊“視而不見”，只以寥寥幾字略過此事。

這麼一來，難免會有人認為陳壽對司馬氏多有迴護。如清代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所言：

“三國志魏紀，創為迥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

又言：

“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

難道，陳壽真的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德”？

上圖_ 《廿二史札記》為清代史學家趙翼的名著

二、陳壽的苦心孤詣

在將曹髦之死一筆帶過後，陳壽並未有任何點評，而是直接引用了所謂的“太后詔令”，詔曰：

“昔援立東海王子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亦宜以民禮葬之。”

此處所見，盡是對曹髦的貶低、斥責之語。這份名義上的“太后詔令”，顯然是司馬氏精心準備的一份說辭，用以堵住天下萬民之嘴。陳壽的“嘴巴”，顯然也被堵上了；但出於一個史家的“職業道德”，他只能另闢蹊徑：

既然不能直斥司馬氏的無恥，那就只能透過對曹髦的讚美，來委婉表達出其死亡的不同尋常。所以，陳壽自己的“原創內容”，基本都是直筆，且寫出了曹髦“才同陳思，武類太祖”的少年英姿。

上圖_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晉時史學家

於是，在《三國志》中能看到一個這樣的曹髦：他

“少好學，夙成”

，即便被立為新帝，一步登天，也沒有得意忘形；相反的是，曹髦在抵達洛陽後，又堅持以藩王之禮朝拜眾臣，頓時便引來諸多名士的好感與讚美。在正式登基後，曹髦依然謙遜有禮、好學不倦；哪怕處理政務，他也能做到體恤吏民、糾察冤獄、開一時清正之風……

這樣的曹髦，與太后詔令中的“情性暴戾”、“悖逆不道”截然相反。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強烈反差，才會更容易引起讀者的探究與好奇。因而陳壽此舉，就差沒直接把“曹髦之死另有隱情”給寫出來了。

上圖_ 1994年電視劇《三國演義》裡的曹芳

類似筆法，亦在曹芳被廢一事中能見到。曹芳被廢時，也有太后詔令頒佈。但毌丘儉、文欽卻說得很明白，此乃“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另外，被打成叛逆之臣的夏侯玄，則被陳壽評為“格量弘濟”“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觀其人“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有大義凜然之態。這樣的人，又豈是司馬氏口中“包藏禍心，構圖凶逆”的奸臣？

更有意思的是“太后詔令”。陳壽的記載是：

“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

何謂“以聞”？原來，太后也只是被通知，她非但拿不了主意，就連商議權也沒有。

上圖_ 司馬師（208年—255年3月23日），字子元

據《三國志·明元郭皇后傳》記載：

“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諮啟於太后而後施行。”

可見，“宰輔”司馬師、司馬昭才是執政的人；至於郭太后，與當年的漢獻帝一般，不過是個“傳話筒”罷了。

故而，僅“以聞”二字，既表明了太后“寄人籬下”的無奈，也暗示了司馬氏的專橫跋扈，併為下文司馬氏美化“弒殺曹髦”一事提前做了鋪墊。

不可否認，“壽於司馬氏最多迴護”並非虛言；但從陳壽的安排中，也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個史學家的良知與底線。礙於當權者的淫威，陳壽沒法直筆寫出曹髦之死的真相，但他卻留下了草蛇灰線般的線索，留待後人發微。

上圖_ 司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三、後來人的情緒反彈

司馬昭以臣弒君，何其悖逆？

哪怕他當時大權在握，也有人表達出強烈不滿。與司馬氏有“通家之誼”的陳泰，當朝放聲痛哭，還不顧司馬氏的面子，要求追懲兇手；就連司馬昭的叔叔司馬孚，也“枕屍於股”，直到去世之前，他還自詡為“大魏之純臣”；還有司馬氏日後的擅代與受禪，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此事影響。可見，這件違背了儒家道德倫理底線的事情，給司馬氏帶來了頗為消極的政治影響。

及至東晉年間，衣冠南渡，門閥士族的力量一度達到巔峰，

“王與馬，共天下”

，司馬氏不再高高在上，沒了往日強權。

上圖_ 司馬懿（179年—251年9月7日）

據《晉書·宣帝紀》記載：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司馬懿）創業之始，及文帝（司馬昭）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從王導對司馬氏的揶揄、暗諷中，不難理解：為何曹髦之死的前因後果，能順利傳於後世。蓋因在這種風氣下，昔日被司馬氏強權所掩埋的真相，在諸多史家和小說家的努力下，逐漸浮出了水面。

於是，劉宋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曾先後引習鑿齒《漢晉春秋》、幹寶《晉紀》、《魏末傳》等資料，將曹髦之死的完整經過給呈現了出來，並將其矛頭直指司馬昭。而裴注《漢晉春秋》所言“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也成了一句流傳甚廣的諺語，被後人引申為對野心家的泛稱。

作者：

瀛洲海客

校正/編輯：

莉莉絲

參考資料：《三國志》《晉書》《廿二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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