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思想危害性非常大，與獨立自由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梁啟超指出，新民最大的特點就是要具有獨立自由的人格。梁啟超認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它乃是歐美諸國“所以立國之本原”所謂人的自由，對於每個人來說，也就是“我”自由。而“我”是一分為二的：一是與客觀的世界相對待的“我”，二是與自己肉體相對待的精神的“我”。

他認為精神的“我”更加值得重視。梁啟超所說的人的獨立自由，是相對於奴隸性講的，梁啟超在倡導“新民”自由、獨立的同時，著重的批判了奴隸思想。

在梁啟超看來，奴隸思想危害性非常大，人們有了奴隸思想，以奴隸自居，就不會再去關心國家命運，為國出力了，“中國群治不進”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在對外來說，中國的國民有奴隸思想，缺乏獨立之德，這樣，中國還能成為獨立之國嗎？尤其是在知識方面，如果奴隸性十足，唯古人是從，那麼必然導致學術的式微。

他認為，奴隸思想與獨立自由是水火不相融的，有了奴隸思想，也就失去了獨立自由性。因此，他提出了“除心奴”的口號，這在前一章有講，便不再敘述。梁啟超提倡自由獨立、反對奴性，在政治上是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在思想上是反對孔教定於一尊。

針對當時一些人對自由的誤解，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梁啟超對自由作了一番剖析。他說今天應該提倡的是真自由、全自由、文明之自由。所謂“野蠻之自由”就是嚴復所指責的放誕、無忌憚。

梁啟超說：“若言野蠻之自由，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相當充分的、隨處可見”。這種自由乃是文明之賊、中國前途之公敵。它是中國人必須革除的壞習慣，與真自由毫無關係。

由於

人人皆自

由，因此人們只能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界限、範圍內享受自由。這樣，真自由就離不開限制和服從。梁啟超論述更多的是個人自由與團體自由的關係。

梁啟超既講自由是人之要表、權利之表徵他自然不否定個人的自由。他曾說：“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沒有個人自由就沒有團體的自由。但是他更加強調團體自由高於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必須服從團體的自由，團體沒有了自由，個人自由也就無從談起。

梁啟超主張從獨立自主的原則出發，擺正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他對獨立的理解是：不依賴他力，昂然獨往來於世界之上。用《中庸》上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中立而不倚。但是，個人獨立並不能脫離於群體，兩者是相統一的。群體是由一個個具有獨立品格的個體組成的。

獨立與合群、自由與服從，在梁啟超看來，它們不僅僅是政治學的名詞，它們也蘊含有獨特的哲學含義。它們代表著新時代文明人類極高的道德準則，既包含有獨立之德、自由之德之類的私德，同時合群之德、服從之德的群德也在其中。

中國無法成為獨立之國的重要原因，就在於中國民眾獨立、自由之德的普遍缺失。梁啟超提倡獨立之德，主要目的還在於以獨扶群。

他把愛國主義視為最高的道德準則，大聲的疾呼：“天下之聖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他從批判封建專制主義、提倡民權和培養獨立自由的人格入手，大力提倡愛國主義，這無疑是梁啟超新民說的光彩之處。

梁啟超曾經撰寫《論進取冒險》一文，強調新民必須具有一種進取冒險的人生觀。梁啟超認為，“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倒退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畏於困難，不敢猛進。

近代中國的現實就印證了這個觀點。為了更明顯的論證，他作了一個比較，說：“歐洲民族所以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他對歐美諸國富有進取精神的事例大加讚揚，例如，西歐的宗教改革、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等。

他倡導中國民眾，應當學習這些偉大事例參與者的精神。梁啟超認為客觀世界不會自然滿足人們的需求，恰恰相反，它常常與人們的願望相違背，人們要進取，就必須克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這就是需要人們取奮鬥、拼搏。

人類是在與環境的搏鬥中前進的，人們希望愈遠，志向愈大，所要戰勝的阻力也就愈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大無畏的冒險精神是談不上什麼進取的。就好比是逆水行舟，只要你不斷地前進，遭遇到的水的阻力就越大，但如果你不前進，就會被阻力推動著倒退。

比如說，當時中國人民要爭取中國獨立富強的光明前景，便遇到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這兩個極為嚴重的障礙。要想克服這樣的阻礙，必須發揚這種進取冒險精神。

梁啟超當時正是從現實鬥爭的需要出發，提出改變國民的保守、怯懦、偷安的心理狀態，具有進取冒險精神的新民主張。新民還應該具有強健的體魄。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專設《論尚武》一節，闡述體育鍛煉的重要性。

他指出，早在春秋時期，孔子授徒時，所開設的課程中就有“射”“御”等尚武的內容，可惜在後世被拋棄了，以至於中國人的體質不斷地下降，在近代甚至被譏笑為東亞病夫。

他認為，培育尚武精神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一是提升心力，樹立民族自信心，不能認為自己不如別人；二是提升膽力，排除畏懼心理，樹立擔當意識；三是提升體力，積極參加體育運動，練就強健的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