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俠》：千古文人俠客夢

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人自詡為萬物之靈，卻時時受到命運的鉗制。意識到自己的脆弱與渺小，人常常渴望上天的拯救。有道仁人尚且遭災罹難，何況身涉亂世的凡夫俗子。無所不能的神靈未免過於虛幻，匡正扶弱的俠客更切近人世。正如明人張潮所言：“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之。”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難遇有心人，但“拔劍誰無義，揮金卻有仁”在小說中卻是尋常之事。紙頁翻動之際，恍惚之間我們和豪俠或快意恩仇，或浪跡天涯，或笑傲江湖，或仗劍行俠。我想，這或許就是武俠小說風行華語世界，且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吧。

“一蕭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龔自珍《漫感》），如此文采風流兼武功蓋世當是中國古人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對於文人來說，“蕭”易得而“劍”難求，即便學劍與任俠也大都並非真的想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俠客，而是借狂放不羈的意氣與縱橫六合的豪情，洗掉循規蹈矩的書生暮氣，激發豪邁跌宕的生命情調。古人李白感嘆“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近人張恨水自稱“困頓故紙堆中，大感有負先人激昂慷慨之風”，今人邱華棟自述其短篇歷史武俠小說集《十俠》，是獻給文武雙全的恩師黃加震的。

▍《十俠》邱華棟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依據各篇所涉年代，小說集中篇目的順序由遠到近依次排序。《擊衣》寫的是春秋晚期刺客豫讓擊殺趙襄子的故事；《龜息》以秦始皇祈求長生不老的傳說為背景，探討生命的消長盈虛；《易容》則從王莽新朝的覆滅敷衍出來；《刀銘》取材於《後漢書》中關於刺殺大將軍梁翼的故事；《琴斷》重寫了魏晉名士嵇康的故事，千載之下，仍令人感佩；《聽功》以唐太宗李世民換立太子事件作為敘述的線索；《畫隱》發生在藝術家皇帝宋徽宗時期；《辯道》與忽必烈召開的佛道辯論相關，充滿玄幻色彩；《繩技》想象了建文帝敗於燕王朱棣的故事；最後一篇《劍笈》的背景則是乾隆皇帝讓紀曉嵐編修《四庫全書》，部分情節取材自《古今怪異整合》。

單篇來看，個性獨具的俠客形象躍然紙上；縱覽之下，兩千餘年的俠義精神綿延其中。在這些亦史亦文的小說中，作者將一個個刺客和俠士安放在著名的歷史事件中，並使其與實有的歷史人物發生聯絡，與此同時，對具體的歷史情景進行重新想象和結構，給符號化的俠客形象賦予了血肉豐滿的生活質感。少時學武的邱華棟筆下的打鬥場面自是紮實好看，而小說中的世態人情、琴棋書畫、民俗禮儀、寺院道觀、風光景物又有著濃郁的文化味道。

▍上圖：（清）任熊 作 下圖：趙明鈞 作

《十俠》中的插圖部分出自晚清任熊所繪《劍俠傳》，另有洪應明、上官周等人的版畫，以及當代畫家趙明鈞的武俠人物圖。這些與內文並非一一對應的插圖，一方面使得這本有著舊派武俠小說氣韻的書平添幾分高古的氣息，一方面讀者在文字與圖畫之間不斷遊移與對話的過程中，可以藉此瞭解中國人關於俠客的想象是如何演化與發展的。

大體而言，武俠小說中的行俠主題有“平不平”“立功名”和“報恩仇”三種類型。“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鐵”自是好事，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隨意性和偶然性很難撐起小說的敘事框架，而世間的是非曲直並不總是黑白分明，人性的忠奸善惡也非一目瞭然，更何況俠客的自以為是與任俠行權為當權者所不容。“報恩仇”的行俠主題同樣源遠流長，而且給予了小說家更廣的想象空間和更大的虛構自由。《十俠》中的仗義行俠基本都屬於這個主題。

有仇不報或知恩不酬，都有悖於中國人傳統的倫理道德。《擊衣》中豫讓為報智伯瑤的知遇之恩而刺殺趙襄子的故事，千載之下仍傳頌不已，就在於其所體現的受恩深處報恩時的俠義精神，而刺客與仇家各自表現出的風度更是彌足珍貴的人文品質——一者不在對方如廁時動手，一者感佩對方的忠勇而讓其以擊衣的方式完成夙願。這個故事與宋襄公之仁的典故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公率軍與楚國交戰，見對方渡河他不動手；對方已過河但還未列陣，他也不動手；直到最後對方準備停當，他才發起衝鋒。結果，他敗了，而他的仁義也成了後人口中的笑話。

其實，在宋襄公和趙襄子的年代裡，仁義禮信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且不說王公貴族，即便是庶民百姓，也同樣的自我尊重和尊重他人。傳說楚國士大夫伍子胥在逃難路上先後得到一個村婦和船伕的相助，但他竟然信不過他們，再三叮囑他們要保密。對此，村婦和船伕不約而同地以自殺的方式向伍子胥作出了最為徹底的承諾，也是最具尊嚴的迴應。真正的俠客，不僅體現在打鬥的本領上，更體現在尊嚴的有無上。解人之緩急、赴士之厄難的古道熱腸已是難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可貴。正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精神氣節相推許。這在《琴斷》中的嵇康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嵇康以任俠顯諸侯，靠的是決絕剛烈的氣節而不是好勇鬥狠的蠻力；其能夠臨刑撫琴，不是因為濃得化不開的書卷氣息，而是因為寧折不彎的骨骼與拒絕流俗的精神。

理解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儒道釋三家傳統固然重要，遊俠精神與江湖世界同樣不可忽視。清末以降，作為一種民間文化精神象徵的遊俠，消失於很多一流文人的視野中，尤其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基於思想和政治鬥爭的需要，捨棄了對於遊俠的追懷與描摹，這對現代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來說是難以彌補的損失。而金庸武俠小說的一家獨大又使得後來者不敢或不願擅自闖入這個領域。

▍ 趙明鈞 作

坐而論俠，固然不能與起而行俠相比，但《十俠》是千古文人俠客夢的一種延續，是身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一種表述。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自是值得尊敬仰慕，但超拔庸常、天馬行空的人生境界或許更令人心馳神往。明清之際的傅山曾說：“貧道岑寂中，每耽讀刺客、遊俠傳，便喜動顏色，略有生氣矣。”遊俠精神在現代社會或許已無可挽回地沒落下去，而《十俠》提醒人們中國古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陽剛與無為而無不為的陰柔。小說集中的那些俠客早已消失在歷史的深處，可後人將永遠銘記他們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形象——“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以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率性灑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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