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美食日常：偶爾吃素卻發明烤爐，實驗室裡的午餐與炸薯條

科學家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科學怪人，他們並不缺乏對於美食的嗜好，只是忙碌的工作節奏讓他們的食宿實在太不規律，從而造成了種種離奇軼事的廣為流傳。

有著藝術家和科學家雙重身份的達芬奇有寫日記和記賬的好習慣，他在日常賬單裡列明瞭自己的家庭所需食物，如葡萄酒、乳酪和肉，這難免讓篤定他是素食主義者的後世人破防，只好宣稱這些食物可能是為他的徒弟和家人甚至傭人、雜工們所準備，大師本人鍾愛的食物是“沙拉、蔬菜、穀類、蘑菇與麵食”，“特別喜歡菜湯”。達芬奇確實在手稿《大西洋抄本》裡譴責過吃肉與喝牛奶，但他也確實發明與改良了烤肉架抑或烤爐，《萊斯特密稿》裡有烤肉架的設計描述，還有一份手稿裡有烤爐的相關設計，“燻煙便從多個煙道中散開，燻燜鹹肉、舌、香腸等類，使之均勻熟透。”再看看達芬奇版的《最後的晚餐》，上面繪有以苦菜和百里香調味的魚料理，此外，這是一幅蛋彩石膏畫，這種古老的繪畫技藝使用蛋黃或蛋清調和的顏料。

與達芬奇有著類似境遇的是美國政治家與發明家富蘭克林，他有過近兩年的素食經歷，但這並不妨礙他成為頗受大眾喜歡的自動烤肉機的發明者。近乎全能、成就無數的富蘭克林為自己撰寫的“墓誌銘”上只有一句話，“本傑明·富蘭克林，印刷工”。當了十年印刷工的他不但自己早飯清簡，還竭力勸說工友們別喝早酒，多吃高熱量穀物，省錢又養身，日後的專欄作家潛質已然顯露。

很多早期的著名科學家要麼有著貧苦的出身和艱苦的奮鬥時期，往往以簡單的食物果腹，比如托馬斯·愛迪生一度慣以蘋果派撐過一天，瑪麗·居里因為飲食不規律和營養不良得過貧血症；要麼物質條件尚可但有著嚴苛的成長環境，連吃飯都有諸多規矩，比如量子力學的奠基者之一保羅·狄拉克的童年時代，一家人用餐時，他和父親用法語交談，得在前廳，而他的兄妹和母親用英語交流，就在廚房裡打發。這壓抑的餐桌規矩深刻影響了狄拉克，好在他的同僚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的妹妹馬爾吉特來拜訪兄長時，一眼看中了這個“隔壁桌一臉寂寞的男子”，兩人成婚後，有了妻子操持一切包括餐桌事宜的狄拉克不再落寞，一直維持著讓人豔羨的研究產量。

科學家會因為科研精神對食物下手麼？答案是，當然可以，甚至不惜搭上自己的身體健康去冒險。最舒爽的例子是達爾文，他所加入的“美食傢俱樂部”以品嚐罕見動物為樂，在那個萬千物種還有待發現與歸類的年代，這確實不算什麼事兒。他吃過味道無法描述的貓頭鷹、味道像鴨子的犰狳、味道像小牛肉的美洲獅，還有巧克力色的刺豚鼠，從他的餐盤裡被發現進而命名了“達爾文美洲鴕”。這是那個年代的侷限，畢竟誰也不知道日後無數的物種會因為人們的饕餮慾望而被滅絕大部。達爾文自己也身處其中不自知，比如對他的進化論研究大有作用的巨龜，在他的船隊航行期間被當作活的肉罐頭使用，不斷地捕獲、吃掉、拋棄。

實驗室是科學家研究生涯的重地，但這裡並不拒絕美食的進入。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在十來歲時就在家裡打造了屬於自己的實驗室，裡面的裝置包括蓄電池、燈座、裝上間隔的舊木箱和電熱盤，很多時候，少年費曼會在盤子裡倒油做炸薯條吃。青年費曼不改折騰本色，為驗證“可樂與阿司匹林同吃會暈倒”的說法，他以不同時序灌下三瓶可樂與六片阿司匹林，以身力證該說法只是謬論，讓一旁做好打急救電話準備的同學大失所望。

大學裡的實驗室學術風氣濃重，更符合人們對科學家和實驗室的想象。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多蘿西·霍奇金在劍橋大學時，與同事發起過實驗室午餐的傳統，所有人圍在工作室中央的大桌子旁，就著麵包、牛奶、乳酪討論各種話題。而他們的平常聚會，食物也不過是番茄湯、蛋白酥皮和蘋果酒——英國美食荒漠之名誠不欺也。

相形之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組建的小型讀書俱樂部在食物方面顯然豐盛得多，香腸、格魯耶爾乳酪、水果和茶是標配，友人還在愛因斯坦生日時為他帶來了魚子醬。別再說科學家習慣於盲目地吃東西，對美食領域沒有發言權了，他們可以因為一個學術難題而忘記了自己在吃什麼甚至是有沒有吃東西，但他們仍有自己的美食理解，看看愛因斯坦如何形容自己最愛的一頓飯吧，“雞蛋、扁豆湯、栗子、蜂蜜、草莓、炸肉排、蘆筍、牛肝菌蘑菇、青豆、鯡魚片、新土豆、黃瓜沙拉、通心粉和牛排”。

時間才是科學與科學家的煩惱，食物，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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