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淺談古代俠文化的演變歷程

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是充滿俠義精神的一句話，“俠”代表中國文學歷史上經常出現的一種人物形象，讀者往往看到這個形象的存在都會代入一定的主觀認識——俠即正義又或俠義風範。

不過縱觀文學歷史的程序，我們會發現“俠”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物形象都有所改變，他們的追求和群體特徵也不盡相同。

在種種背景之下形成的人物差別卻依然不影響人民對“俠”的期盼和牴觸，為什麼兩種矛盾的情緒能夠同時存在於同一種人身上？

一、遊俠：嚮往自由的群體

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俠客出現的影子。此時的俠客被稱之為“遊俠”，遊字就能夠表達出這個群體嚮往自由的心態和追求，這些遊俠身上有追求自由的權力，他們往往都是自由身。

《史記》的歷史背景放置在西漢從鼎盛逐漸走向衰微的國力變化情況，此時的西漢對於上流人類群體和基層人民群體而言都是一個痛苦的時代。時代的衰微逼迫階級矛盾十分嚴重，基層人民受到波及，可以用民不聊生來形容百姓的日子。

儘管在這個時代透過“文景之治”的發展，經濟達到空前繁榮，但是真正的受益者還是以佔據統治地位的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們為主。一群統治階層的人們拿到時代的紅利，可這塊蛋糕的享用者不包括農民。

當時，小農國家的特色不過剛剛興起，農民的任務還是隻能在繁重的賦役中接受豪強的剝削。惡臭的賣身契又或是等同於賣身契的償還債款已經將個人的自由佔據，自由對於此時的農民而言就是獲得一切優質生活的開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能夠被稱為“遊俠”的人們無一例外不被羨慕，又或者說他們的存在是廣大農民寄託希望的存在。面對生活壓迫無能為力的人們希望借遊俠的手來對抗欺壓勢力，這樣的願望是寄託他們慰藉精神的方式。

既然遊俠多處於自由的狀態，那就不可能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儘管他們有俠義之心多想在江湖之上施展手腳，但畢竟只能是小打小鬧。這樣的特徵也劃分了俠客新生品種—豪俠與遊俠之間的區別。

二、豪俠：靠實力行俠仗義

豪俠的出現要追溯到唐朝的小說當中，倘若漢朝末期人們對於俠的印象多表現在羨慕的情緒，那麼豪俠的存在就是將“俠”這個群體的印象確立在“行俠仗義”的範圍之內。

當時，豪俠在文學作品當中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這類俠客在百姓的眼中更貼合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英雄形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既然有為民撐腰的豪俠存在，自然也有令豪俠感到不齒的存在。俠客多自詡仗義，背後強調的社會精神力量體現在社會責任感。

令他們感到不齒的人中也有依仗自身能力只關注自身利益的人存在，也正是因為這群人當中的爭奪，豪俠這個群體也在經歷著時代的拉扯。

行俠仗義和為民除害在初期雖然是大家最為敬佩的義氣，可在歷史的洗滌之下，我們逐漸感到這種江湖氣息的淡化。

唐末期的豪俠仗劍走天涯的時候往往會和復仇文學繫結在一起，他們的豪情就體現在聽到受苦者的苦楚以後選擇幫助其解決。世間多恩怨，恩怨小尚可一笑泯恩仇，恩怨大就能覆蓋到不共戴天之仇。

可當面臨報仇的時候，許多人卻越發地憤懣。即便是君子尚且可能面臨報仇十年不晚，更何況是大多數普通人。正是因為如此，這種無法發洩的情緒就需要有一群人來承擔，這就是豪俠們出場的最好時機。

回顧唐朝時期的文學不難發現多呈現一種對路見不平便出手相助的俠義之士的敬仰，豪俠們拯救受苦者內心的鬱悶於水火之中。他們的行事方式往往符合社會倫理綱常，同時還能給人帶來快意恩仇的體驗，這也是豪俠備受崇拜的原因。

三、官俠：豪俠與遊俠的最終歸宿

唐朝末期的俠客們還被俠義之氣充斥，但是到了後期就沒了這種野性，與此同時也催生出來俠客的最終形態—官俠，從人類社會的邊緣人士成為重要人群離不開小說編寫者的追求。

不管是江湖上的行俠仗義還是路見不平地出手相助，創造故事主角的作者多為士大夫和文人。寒窗苦讀十年載，朝堂為官幾沉浮。這些人的同一特徵就是將官方生活作為夢想的終點，這也就促生了官俠的出現。

作者的個人追求是主要原因，除此以外還以人物角色的複雜性為背景，背景之下安排官俠的身份結局是一切現象最好的解釋。俠客這個群體身上並沒有特定的正義與邪惡之分，也正是因為此，俠客的民間評價保持在大致支援少數抗議的狀態。

傷及無辜之時，俠客的英雄正派就已經開始在被削弱，類似的情況逐漸累積引起作者的關注。不管是遊俠還是豪俠，當固定他們為“俠”的身份定義時，性質的邊緣化不受控制，沒有框架的形象最容易出意外。

當朝廷也開始注意到這些群體的影響以後，官方決定進行框架建設並開始思考是否能夠把其中可用的力量轉為自己麾下。對於國家有貢獻且隱於江湖之中的人陸續成為官俠的最佳人選，而這也成為外人眼中游俠和豪俠最好的身份落實。

四、對“俠”的認識：隨時代變化而變化的定義

“俠”的誕生最初來自民眾對生活壓力減小的渴求，遊俠雖然比不上豪俠一般有影響力，但是在誕生之初卻是十分可信的物件。遊俠的存在是一個能夠為自己的承諾負責，可以付出行動的英雄形象。

1。俠的感情變化：民眾對俠的認識變化是前提

豪俠雖然能力比初代俠客更有影響力，但是民眾不像漢朝末期一般生活於地獄當中，他們能夠更加理智看待豪俠這個群體。

他們確實仗義執言，在民眾受苦之時施以援手，但是過程當中也出現傷及無辜的惡行。這不過就是另一段恩怨的開始，所以豪俠自身也會成為加害者中的一員。

到了官俠為俠客主流崇拜的時代時，俠客身上的野性也在框架束縛的過程當中消散於雲煙之中。時光推移到如今才發現我們的身邊甚至沒有“俠”的存在了，他們誕生於民眾的渴望當中，也消失在民眾的平和生活當中。

對比西漢時期與現代社會，從俠客的出現到俠客的消失，我們肉眼可見的變化來自民眾生活質量的變化。從繁重的徭役和官方的壓迫到百姓的崛起，人民當家作主，站起來的不只有百姓的脊樑，還有生活質量的提高與社會秩序的穩定。

他們對俠客的感情寄託，來源於自身精神的壓抑，當經濟水平提升以及道德意識建設完善以後，俠客們對國人的思想所形成的影響也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2。俠義精神：人不在而神具備

不過當民眾的安全感已經提升到某種境地以後，道德標準就有了更為形象的存在。軍人這樣的正能量在經過歷史洗刷以後被賦予了人們大量的願望憧憬，比較起來俠客的形象要更加光明磊落。

俠客最終轉化成為皇帝的朝堂力量，被同化成維護皇權的重要能量以後，我們看到俠客也變成在官方朝堂之上追名逐利的一員，這種價值標準反映出俠客們的關注點從社會責任感縮小到個人利益上。

英雄也難免落俗，現代人看來是英雄的群體如今已經成為歷史上大浪淘沙中的一顆明珠。俠客的這種英雄氣概看似藏匿於我們不熟悉的江湖之上，但於國人而言不過成了道德價值的一個元素。

迴歸中國百年曆程，以血肉之軀鑄就中國勝利的將士們又何嘗不是俠客的代表，他們的存在更高於俠客。血海深仇的背後是民眾拿起武器與欺壓勢力競爭，從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俠義精神遠不如說是民族凝聚力。

四面八方而來的力量在大自然不可抵抗的災難面前重新點燃大家心中的溫暖，中國人視俠為英雄，殊不知在那些艱苦時光過後，他們早已經化身為俠。

中國歷史上的俠是一種信仰和精神，妙的是，我們早就不依靠他人為俠，該出手時不含糊，自身為俠才是這個國家透露出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