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九十九度中》：凡塵一盞

林徽因

“那艘豪華精巧的船定已目睹了

某件怪異之事，一個少年正從空中跌落，

但它有既定的行程，平靜地繼續航行。”

——W。H。奧登《美術館》

《九十九度中》：凡塵一盞

文/吳梓瑤

莫言說：“我向來以沒有思想為榮，尤其是在寫小說的時候。”因此我也以為，無論小說使用了何等精妙的技巧，編排了多麼獨具匠心的結構，都是為了“無思想”服務的。那時候，作者只是一個觀摩者，一個傳遞者，他不能也不應該改變腦海裡的一切所見所聞。他所做的不過是忠於這個緩緩浮現在視野裡的自我，將自我寫下來，寫下來，永不停歇，無盡地撕扯自己的，他人的，過去的，未來的傷口，從中汩汩流淌出一種真實。這種真實，根源於他長久的注視和思考，於是不再需要畫蛇添足，就可以織就一篇住著許多人的畫卷——無思想即是他們的思想，為著作者字裡行間浸透著的感情與傾向，為著無意識間流露出的某種體悟與慨嘆。

在《九十九度中》這篇小說裡，我不敢說已經懂得了盧二爺，懂得了逸九，懂得了慧石，懂得了其他人物的喜怒哀樂。我更不敢說在這悠長的一日裡，就已經懂得了林徽因先生提筆之時內心的洶湧波濤。我所能窺見的不過是在逸九們十幾年到幾十年漫長人生的一個切片。她是如此小心精密地將他們有序排列在窄小的載玻片上，輕輕覆上蓋玻片，推到顯微鏡下邀人玩賞。而乍看上去，她便只是忠實地保留了這一切，包括夏季炙熱的氣息，包括滾燙冒煙的路面，也包括酸梅湯轉瞬即逝的清涼。

我大體明白，許多人將以蒙太奇手法來概括這一行為；然而在我卻不願這樣蓋棺論定。這是一軸綿長的、立體的、水墨濃淡相間的畫卷，她不過是著重點了幾筆，將這幾個部分突出，引領著我們去瞧罷了。不是她將這幾幅畫面剪輯到一起，而是這些畫面本身便是流動的一體。體味它們便如把玩魔方，面面相關，面面相連。我也曾拜讀過劉心武的《鐘鼓樓》，那是在京城12小時裡，許多人物短暫一生中更短暫的片段故事，也是在一場婚禮上，旋轉木馬一樣亮出市井中逡巡的各色人等，令人想起遵從著三一律的古典悲劇們。所不同的是，《鐘鼓樓》以長篇的體例包容了人物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們的生命脈絡得以完整呈現，而不單是某一方面單調的剪影；而在《九十九度中》這一隅舞臺，四十多個人物連帶著那條狗，都是在極短的時間裡牽引相連，輪番登臺並謝幕的。你未唱罷我便登臺，於是讀者便眼花繚亂，一起跌進那熱氣繚繞而擠滿了碎語閒言的京城與交錯流動的時空裡去了。

那吵鬧的院落裡一個個平常的生命起伏著，在他們的大聲叫嚷下掩蓋了不知多少“畜生”和牲畜的性命。那喧嚷的大街上一個個木然的走肉挪動著，在他們的拳腳交加間忽視了不知多少無聲和無力的吶喊。那歡慶的喜宴中一個個庸俗的靈魂橫躺著，在他們的推杯換盞間遺忘了不知多少年少和少年的愛慕。悶熱，悶熱，悶熱。躁鬱，躁鬱，躁鬱。擁擠熙攘的人群，蒸騰難耐的暑氣，落在地上都嫌刺目的陽光——顛簸的視線曖昧，婦人搖扇驅趕煩躁。潑鬧嘈雜的空氣，扭打成一團的車伕——狹長的視野模糊，不受控制的汗液持續騷擾。然而在這熱到將靈魂也一併炙烤的陽光照射下，在這又是婚禮又是壽宴一派喜氣洋洋的京城土地上，卻有著角落裡為生計發愁的賣酸梅湯的老者，有著為愛的名義所迫上了通往墳墓的喜轎的新娘，有著頂樑柱一夜間急病而逝的一家。

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沒有人不籠罩在死的陰影裡。壽宴是喜事，然而送飯菜的挑夫未能沾到半點福氣，反倒因為一杯酸梅湯送了命；婚禮是喜事，然而這喜事是一個女孩兒埋葬了自己的儀式；聊天亦愉快，然而不免還是回想起瓊的音容笑貌，回想起已經銷於泥土、消於記憶的戀人。所有的——所有的還在哭泣的，還在笑的，還在發悶的，還在猶豫的，還在迷茫的，還在苟且活著或想不如死了的，都將步入同一個結局。走馬觀花，終究是萬千繁華人語都空寂，只落得無聊看客興盡皆須歸。流動的時空沒有痕跡，然而人、事、情也在這流動中緩慢交織在一起，於是在炎熱的表面下醞釀著一股寒涼，作者以冷淡的筆觸毫無所動地走過悲歡離合，她的無思想也如此氤氳其內，融化在輕俊的文筆、精心的構思和營造的氛圍之中。

她這喧鬧的，雜亂的，看似隨意的記錄，叫人一時目眩神迷；卻又是冰冷的，有序的，巧意穿插的故事，叫人讀完不忍回味。在這編排之下，暗藏的是她長久以來對生命的思考與來自人類本性的、與生活共鳴的某種物質。生活的庸常和生命的神性是如此和諧地交融在一起，難捨難分。生活既如此庸常，便少有人挖掘生命的神性，也難有人挖掘生命的神性。在這庸俗平凡的日常生活裡，那些年少慕艾、那些閒談趣說，都是一閃而過的人的神性的碎片，它和獸性、社會性等一起組成完整的人性。我們無法忽略獸性、社會性，正是它們驅動著車伕大打出手，喜宴和壽宴輪番上演；但我們也需關注神性，關注那些垂死的掙扎，空洞的嘶吼，對抗庸常生活的哲學思考。總而言之，便是注重人性。

陳寅恪先生治史，說要具備“瞭解之同情”，我以為寫小說也是一樣；而林徽因先生做到了。無論小說寫什麼，表達什麼，最終不過還是落在喜與哀，樂與悲，生活與夢想，生與死這些嫋娜地縈繞在生命長河上空影影綽綽的雲的影子上。誰也不能免俗，誰也不是例外。譬如逸九想，“心裡仍然浮著瓊的影子。活潑，美麗，健碩，全幻滅在死的幕後，時間一樣的向前，計量著死的實在。”死的幕後！死得實在！何以這麼年輕的，生動地吃著“香桃冰淇淋”的，有“相當的聰明”的，能“巴結女人”的，前途光明的逸九這麼輕易地想到死、而且如此之悲觀呢？——因為人們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的，只要他們看到身邊的人來來去去，總有一天會想起來，然後叩問自己。這是人性使然。

然而你若是去追問，雲與流水都沒有答案；你若是去尋找，永遠也追不上虛無縹緲的影子；你若是去遺忘，生命也將把你遺忘——你只有平靜地接受，接受這苦難，接受這命運，接受這生活。時間不會等待，它看著你的苦難便如“那艘豪華精巧的船”，已“目睹了某件怪異之事，一個少年正從空中跌落”，然而時間和船都“有既定的行程，平靜地繼續航行。”但在這線性的時間範圍之內，卻延展出無限的空間，因此你並非毫無可為，那湧動著的思想，或是記敘著某種徒勞的努力，或是昭示著某種奮力的掙扎。

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我認為這句話不僅僅適用於愛情，還可以推而廣之。林徽因正是因為懂得，才從冷靜自持的描述中申發出這樣深刻的體認，才用這同情的目光描摹了某一天（當然也可能是許多個某一天覆合而成的某一天）北京街頭的生活長景。所以她並不為誰辯護，因為誰都有錯，誰都有對；她也不為誰矯飾，因為看見是真實，掩蓋即虛無；她更不給出什麼指手畫腳的建議，因為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還更重要。

盧二爺有盧二爺的煩惱，逸九有逸九的想法，阿淑有阿淑的苦悶，就連那未經世事的天真孩童，如羽少爺和幼蘭小姐，也不免為著佔有慾而煩惱著，爭吵著——既是凡塵中人，便需食物果腹，談何不食粥飯？既需食粥飯，便要身沾煙火，談何無憂無慮？她明白，苦難就是苦難，僅此而已。時間不為任何人留步，僅此而已。人性只能在這樣的土壤中發芽生長，僅此而已。W。H。奧登在《美術館》中寫道，“關於苦難，這些古典大師/從來不會出錯：他們都深知/其中的人性處境”。在我看來，熔鑄了古典與現代意味的《九十九度中》的作者林徽因先生，也正是一位深知人性處境的古典大師。所以《九十九度中》的一切都剛剛好——

既不失於古典傳統的語焉不詳，又不至於到達先鋒派的理解難度，然而卻集古典的輕靈飄逸與電影般的光影交錯於一身。

既然小說最終是落在這些生命不可避免的經歷上，既然小說作者必須賦予文字以自己的感情，那麼作者的思想便只是一味調料而非為主材，他在炒菜之前、之中、之後添上調料，然後將它與菜融為一體。所以作者不必勞動自己的思想鋪陳在紙上，因為它們已經最廣泛地隱匿於人物、環境和描寫背後；作者不必急於去顯露自己深邃的目光所洞察的世事，因為小說最終是為了這些凡塵中人而寫就的，在他們身上自然而然凝聚了作者的一切思想與表達，並且以其自然、內斂和含蓄而比直白地訴說來得動人得多。

因此我說，作者是一個觀摩者，然而他又不僅是觀摩者，還是一個傳遞者，傳遞著已經溶解於文字的思想，無思想即是他們的思想；因此莫言說，“

我向來以沒有思想為榮，尤其是在寫小說的時候。

”無論思想著什麼，激動著什麼，吶喊著什麼，最終落到文本里的，只有一雙透徹的眼睛，用來誠實地反映所見；只有一枝靈動的筆，用來燦爛地寫出所見；還有一顆來自凡塵的心，用來以人性的體悟和了解之同情的態度，為這文字點睛。

林徽因先生便是如此誠實，如此冷峻，如此聰穎，如此精細地編織了這一方天地，將人間喜怒、人世變遷、人生百態都容納其中，以極短的篇幅寫盡了凡夫俗子們的種種形態，種種行跡，種種樣貌，如釀陳年舊酒，又添幾粟泥土，落入杯中，無色中閃現粒粒塵埃，變成一壺道盡疾苦、歡樂、惆悵、迷惘的苦味佳釀。她與你對坐，共同從酒樓二層的窗戶裡向外望去，以此一盞凡塵，訴盡苦難一生。

——“

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