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尋隱·山水紀｜遊記與序——六朝山水遊記的發端

書信

按鮑文（《登大雷岸與妹書》）第一，即標為宋文（劉宋：420-479）第一，亦無不可也。——錢鍾書《管錐編》

作者對山水描述和旅行記敘的興趣也體現在六朝時期其他型別的文學中，這就是“書”或“書信”。從漢代開始，“書信”就已經被確立為一種文學體裁。在中國，書信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最著名的書信作品或許就是司馬遷（約公元前145-前86）的《報任安書》，在這封信裡，作者向好友表明，他決定忍受宮刑之辱，完成《史記》這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大量文字以書信的樣式留存下來，其中很多來自六朝。《文選》收錄了一部分，各種史書、傳記和類書也有收錄。但最重要的書信資料來源是嚴可均（1762-1843）的大型作品《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跟許多其他文化中的情況一樣，古代中國書信的內容和風格既可以正式，也可以隨意，這主要取決於信件的性質和通訊雙方的關係。書信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官方文書（由政府人員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寫成），這種信件一般透過官方管理的驛站郵遞體系傳送；第二種是個人書信，一般由信差送達。這兩類書信涵蓋的作品樣式差異很大：有的只是零碎的段落或簡短的記錄；有的則是對宗教、哲學和其他議題的長篇詳細討論。這些信函使用的語言和文學風格也不盡相同。從內容主題上說，寫給家人和朋友的個人書信通常都表達了作者對家鄉的思念。我們也看到當時討論文學創作的書信，還有一些寫給皇帝或贊助人的推薦信。

寫給家人、朋友、熟人的信件往往高度個人化，有時充滿強烈的情感。這類書信從東漢開始發展，在六朝和後來的時代長盛不衰。在這個情景下，“個人化的”（personal）不等於“私人的”（private）。我們知道很多信件最終都會出現在選集和文集裡，一般的讀者都能看到；有些信件因其歷史重要性、文學價值或書法成就受到珍視，並被散佈和收藏。還有一些信件經考古挖掘被重新發現。我們並不清楚這些信件流傳過程的細節，但由於六朝時期的大部分著名書信作者也是當時的重要作家，基本上可以推測，在寫信的時候，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書函最終將被公之於眾，所以即使在這樣“個人化”的交流中，他們也格外注意自己表達想法的方式。

現存大部分六朝書信的內容顯示，這些作品都是精心寫成的。作者不僅表現了與家人朋友分別時的感受，還顯示了自己的文學才能。對我們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信件結合了旅行敘述、山水欣賞和個人情感表達。這裡的山水成分從另一個方面證實，六朝時期的文學出現了觀賞勝景的審美取向。

在現代文集、選集中最常出現的一封書信是鮑照（約414-466）的《登大雷岸與妹書》。鮑照是5世紀的重要作家，擅長樂府詩。在這封寫給妹妹的信裡，鮑照記錄了一段從南京到江西的旅行。途中，他拜見了自己的贊助人並開始擔任新的政府工作。《與妹書》非常重要，因為它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用駢體寫成〔31〕，以旅途為情境，詳細描寫山水景觀的書信。在描述旅途所見景象之前，鮑照首先在信中表明自己不願意出遊，是宦途導致了他的悲傷和思鄉之情。接下來的內容講述了鮑照抵達雷池時的所思所想。雷池，位於長江北岸的軍事重鎮大雷戍（今安徽省）。鮑照登上雷池的堤岸，信中說道：

途登千里，

日踰十晨。

嚴霜慘節，

悲風斷肌。

去親為客，

如何如何！

接下來，鮑照開始描寫山水。他認真地按照南、東、北、西四個方向，把信件內容安排成幾節。當作者的視線轉向南方，他的關注點就轉移到那裡的山峰；在描寫層巒疊嶂的時候，鮑照使用了一種源自漢賦的駢體文修辭風格：

南則積山萬狀，

負氣爭高，

含霞飲景，

參差代雄，

凌跨長隴，

前後相屬，

帶天有匝，

橫地無窮。

當鮑照轉移方向，他對山水的關注也隨之改變。例如，東邊的部分描述田野和溼地，北邊的部分則關注池塘和湖泊。在最後，也是最長的西方部分，作者的注意力又轉向了河流。這一部分的山水景象，在精心挑選的行動動詞渲染下，頗具技巧地展示了作者乘船順江而下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鮑照有效地將個人的深沉感傷融入水景，創造了一個與水有關的隱喻來代指他的淚水。

西則回江永指，

長波天合。

滔滔何窮，

漫漫安竭！

創古迄今，

舳艫相接。

思盡波濤，

悲滿潭壑。

接下來，鮑照重新把關注點轉回山峰。他看到了最著名的廬山：

西南望廬山，

又特驚異。

基壓江潮，

峰與辰漢相接。

上常積雲霞，

雕錦縟。

在介紹了一些其他的細節之後，鮑照以這樣的方式結束了這封信：

恐欲知之，

聊書所睹。

臨塗草蹙，

辭意不周。

無可非議，這篇著名的書信確實是駢體風格的文學傑作；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錢鍾書會給它如此高的評價（見本節引語）。跟之前討論的賦一樣，在遊記發展的早期階段，這篇書信的重要性在於它擴充套件了對山水的描寫，並具備優異的文學品質。但與其他的賦一樣，鮑照書信對景色的美學欣賞還是有限的。這種沉默的原因在於作者的重重心事：對政治前途的追求迫使他離開家庭，前往陌生之地。這使得作者格外悲傷，陷入深深的無助（“如何如何！”）。

另一篇常被遊記集引用的書信是吳均（469-520）的《與朱元思書》。吳均出身寒微，曾在梁朝（502-557）當做過幾個小官。他是著名作家和史學家，很多讀者欣賞他的詩歌中簡單、直白，甚至時而口語化的言辭。在這封給好友朱元思的信裡，吳均為我們展示了一幅綿延不斷、秀美旖旎的富陽江（今浙江省）山水圖。

風煙俱淨，

天山共色。

從流飄蕩，

任意東西。

自富陽至桐廬，

一百許裡，

奇山異水，

天下獨絕。

水皆漂碧，

千丈見底。

游魚細石，

直視無礙。

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

夾峰高山，

皆生寒樹。

負勢競上，

互相軒邈；

爭高直指，

千百成峰。

泉水激石，

泠泠作響；

好鳥相鳴，

嚶嚶成韻。

蟬則千轉不窮，

猿則百叫無絕。

鳶飛戾天者，

望峰息心；

經綸世務者，

窺谷忘反。

橫柯上蔽，

在晝猶昏；

疏條交映，

有時見日。

毫無疑問，“奇山異水，天下獨絕”，這樣的觀察使我們深信，吳均必定已徹底被富陽江一帶的山水美景征服。

吳均的書信集中體現了六朝時期首次出現的幾個遊記寫作的核心要素。第一點，也是最基本的一點是吳均書信的整體設計。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把這種設計稱為“景觀描寫—作者評論”（“scenic description-author comment”）結構。這種句式設定與“主題—主題評論”（“topic commentary on the topic”）這一古代漢語、現代漢語和其他語言中常見的語法結構有關。此外，近現代中國文學評論也常使用這個結構，最著名的是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王國維把“景觀描寫—作者評論”結構稱為“景”和“情”。在眾多中國文學體裁，尤其是詩詞中，這樣的兩分構造是一個常見的敘述模式。可以說，中國所有的遊記文學都使用了這種模式。實際上，它已經在我們前面討論的王粲、潘岳賦中出現。“景觀描寫”部分通常講述作者在物理環境中的移動，比如，朝著一個目的地（如一座名山）在路上或江上前進。“作者評論”部分講述的是他對“景”的迴應，也就是“情”。作者的迴應常表現為個人對景觀視覺品質的反應。

在吳均的信裡，描述完富陽江的美景之後，作者的“迴應”很簡單：“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王粲對漳江美景的迴應卻大有不同：“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遊記“作者評論”部分最吸引人的一點在於他們對美景的迴應，其本質、內容、感情強度均有不同。

吳均書信的另一重要特徵是使用與“山”和“水”有關的語彙構建景物描寫。這種由山、水意象組成的雙邊結構是中國傳統“山水”觀念的核心。這種結構，最早由謝靈運提出，目的在於創造一種即時的平衡感和對稱性來描述一個地方。根據田菱（Wendy Swartz）的研究，謝靈運在詩歌中使用了這種技巧，“為的是讓讀者深刻地感受到詩人對自然景觀密集地分層描寫”。大部分中國傳統遊記都包含類似的山水環境描寫。

吳均的書信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與本章前面討論的賦作家不同，吳均基本沒有提到任何關於自己的事情，也沒提供任何行程的細節。實際上，他根本沒有說明此次旅行的目的地。他唯一想要傳達給朋友朱元思的是富陽江環境的優美。雖然吳均在文中提到“經綸世務”的官員，這也算是一種社會政治性的評論，但總體看來，他的評論只是在讚揚富陽和桐廬的美。

從漢代開始並一直延續到後代，像書信這樣非詩歌的文學體裁，經常以駢文或駢體文的形式寫成。需要注意的是駢文也有不同的種類，並隨時間推移發展、變化。我們可以總結出這種形式的三個主要特徵：關注對稱的動詞結構，連貫地設計每句話的字數，強調語調的形式（這是魏晉之後，5世紀晚期、6世紀早期出現的新發展）。舉例來說，我們來比較以下的句子：

蟬則千轉不窮

chan-ze-qian-zhuan-bu-qiong

cicadas | then | by the thousands | buzz | do not | end

［The drone of cicadas never ends］

緊跟的後一句是：

猿則百叫無絕

yuan-ze-bai-jiao-wu-jue

gibbons | then | by the hundreds | howl | never | stop

［The howl of gibbons never stops］

在這裡，一句話中的名詞匹配了另一句同一位置上的名詞（蟬/猿），數詞也一樣（千/百），動詞也一樣（轉/叫，窮/絕）。雖然後世很多批評家攻擊這種文學樣式，認為它矯揉造作，其形式和音韻特徵使作者的創造力趨於僵化，但是在技巧高超的作家手中，以對稱、平衡的駢文樣式詳細描寫美景，一樣有感染力，可以吸引讀者。儘管如此，後來的遊記作家認為，像賦一樣，駢文的大量詞彙需求限制了創作，於是他們轉向一種鬆散的，或更加非正式的散文型別。

另一方面，吳均在書中毫不避諱地直言對浙江秀麗山水的熱愛。這種對山水的美學欣賞構成了遊記的重要關注點。《與朱元思書》和其他五六世紀類似作品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基本上都沿用了“景觀描寫—作者評論”的結構。後來的旅行作家，尤其是北宋（960-1127）時期流行的“遊覽敘述”的作家和晚明喜愛“小品”風格的作家，都沿用了同樣的“主題—評論”結構。這種偏好的原因之一是，這種形式對數百字的短篇遊記來說十分理想。人們想要“簡短”的文章，因為它們通常要被鐫刻在石碑或石壁上。

序

兩晉南朝的詩序山水文不僅在遊蹤的記寫上有貢獻，而且在山水描寫上也有自己的創穫。——王立群《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

和賦、書信一樣，“序”或“序言”，也在遊記早期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古代中國，作者常為歷史檔案集、文學作品集和其他各類彙編或單個文字書寫序言。序言也常在單一作者或多作者的詩集中出現。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序是王羲之的《蘭亭詩序》，該序描寫了353年春天，王羲之與朋友們的一次郊遊。在這次聚會中，許多詩歌被創作出來，並被編纂成集。詩序的內容雖然千差萬別，但以王羲之的詩序為代表，大部分都試圖為讀者提供關於詩歌作者的背景資訊，例如，本集中誰寫了哪首詩、寫作的場合、寫作的地點、聚會場所的物質特徵等。

現有三篇六朝詩集序值得我們注意，它們描述了作者前往風景勝地的旅行。這三篇分別是石崇（249-300）的《金谷詩序》，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慧遠（334-416）的《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與本章討論的賦和書信不同，這些作品描述了前往勝地的旅行，體現了作者如何充滿感情地——甚至有時充滿宗教情懷地——迴應這些景色，因此值得詳細研究。

石崇是一名政府官員、著名作家和鉅富大亨，擁有一處名為金谷園的巨大莊園。他曾為款待一位名為王詡（生卒年未知）的武官舉辦奢華的宴會，當時正值王詡從洛陽前往長安，途中恰好經過金谷園。石崇邀請了三十個朋友參加這場送別宴。人們在這個場合創作了很多詩歌。為紀念這次活動，石崇寫了一篇序。這是其中的一部分：

餘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晏，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築，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鬥。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石崇序沒有采用駢體文，而是選擇了一種更加非正式的，後來被稱為“散文”的風格（石崇序中有幾個四字句，但是這些句子的語法結構並不對稱）。在3世紀晚期，這種實踐尚且少見，但此後山水描寫漸漸告別駢體。“景觀描寫—作者評論”結構也出現在文字中，不過石崇增加了更多細節，包括這次出遊的參與者，為客人們安排的馬車遊覽，人們參與的各種觀光活動，甚至還有客人的名字、年齡和官職。最後，讀者一定會注意到石崇的“評論”：在金谷美景和幾鬥美酒的感發下，他和客人們體會到生命的短暫和時光的流逝。這樣的情緒在六朝文學中很常見，尤其是王羲之的《蘭亭序》。

接下來我們要研讀的是陶淵明的《遊斜川詩序》。斜川位於廬山北部漢陽峰南麓：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共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陶淵明斜川遊記的形式和內容與石崇序在以下幾個方面十分類似。首先，除了幾個四言句，陶序使用了“散文”形式。“景觀描寫—作者評論”結構也在此出現。像石崇一樣，陶淵明也提供了此次旅行的細節，包括旅行的年份、同伴的身份（包括他們的年紀和籍貫）、風景的細節、廬山一帶的天氣和對曾城山水的盛讚。最後，與石崇序類似，儘管斜川的景色十分優美，陶淵明和他的同伴最終還是寫下了傷悼時間流逝、感慨人生短暫的詩篇。

第三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序也和廬山相關：《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這篇序言的作者一般被認為是佛教名僧慧遠。4世紀晚期，慧遠和另一名僧人慧永（332-414）在廬山創立了一個佛教中心。“石門”指的是兩座對立高聳的石壁，一條悅目的溪水穿流其間。

華喦（1682？-1756）：《金谷園圖軸》。178。7cm×94。4cm。上海博物館藏

釋法師（慧遠自稱）以隆安四年（400）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鹹拂衣晨徵，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為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嶮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週迴以為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為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眾情奔悅，矚覽無厭。

此序作者是一位技藝高超的語言大師，他尤其擅長將截然不同的語言和意象融為一爐。在這篇文章裡，他有時更傾向於描寫美景，有時又更關注哲學和宗教的話題，甚至在文中，還想象一位道家仙人“羽人”的到來。現在，雖然我們在此序中找到了駢文的影子（“文石發彩，煥若披面”為例證之一），但是這篇文章的主體是用散文寫成的。另外，出於描述旅途細節的要求，文中的語言必須顯示動作和動態，所以我們看到更多指示順序的詞，如“於是”“乃”；對時間的表達，如“既至，則……”；以及表示原因的詞語，如“因此”。這篇序和石崇、陶淵明的序一樣，顯示了六朝時期部分作家在描寫遊覽經歷時，偏好一種更放鬆、自由的散文樣式。

慧遠序屬於前面提到的“登臨”傳統，在此，作者與朋友共同登上高地，在特定地點，用特定角度俯瞰景色，並常以一種感性的方式，對此視角做出迴應。然而在這裡，慧遠使用動作動詞和行動動詞描述攀爬經驗（開闢道路，掙扎前進，奮力攀爬，翻越巨石等等），從而詳細呈現登高過程。這一語體風格表現了去往石門路上經受的種種現實困難。序言的後半部分，尤其是序言後的詩歌，主要討論的是如何透過接觸遙遠聖潔的山水達到宗教性的覺悟（“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

沈周（1427-1509）：《廬山高》（1467）。掛軸，紙本設色，193。8cm×98。1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更重要的是，慧遠序是在各方面符合我們的遊記定義的最早作品，從而成為中國遊記文學的第一原型。也就是說，慧遠序包含了以下幾點：具體的、對真實旅行的敘述，該旅行以山水娛樂為目的（“因詠山水”）；對可識別的山水特徵進行持續、生動地描述，著眼點在於山水的自然之美（“觸類之形，致可樂也”），隨之而來的是，大篇幅敘述作者如何受美景啟發並做出迴應；對（可能的）作者及其旅行同伴（“交徒同趣”）的身份認定；寫作時間（公元400年）；旅行發生的環境（“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

（本文摘自《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第一章《六朝的發端》“書信”與“序”部分）

《玉山丹池：中國傳統遊記文學》，著者：［美］何瞻，譯者：馮乃希，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何瞻 James M. Hargett

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伯尼分校東亞學系教授，專業方向為中國宋代古典散文、遊記、歷史地理與文化史。曾任《宋元研究》雜誌主編。曾發表過多部學術專著及論文，代表作有《：十二世紀中國南方的自然世界與物質文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2000年），《乘河歸家：范成大》（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

馮乃希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畢業於北京大學、芝加哥大學，2019年獲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文學史、近現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