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繼來：詩史互證：王守仁“廬陵詩六首”寫作時間與地點考辨

編者按：崔繼來，山東濰坊人，歷史學博士，贛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講師、江西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王陽明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主要從事明史、邊疆史研究。近年來，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專案、國家民委民族研究專案等課題多項，出版專著《四鎮三關志校注》（與彭勇教授合作），在《社會經濟史研究》《安徽史學》《明史研究》《贛南師範大學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篇。

本文是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三五”（2019年）規劃專案《江西王陽明與陽明後學珍稀文獻的現狀調查與選編》（批准號：19ZK27）研究成果，曾在2019年10月18日-21日崇義縣召開的第二屆陽明文化國際論壇上做報告，後修改發表於《明史研究》第十七輯。經崔繼來老師授權，刊載於“贛南師範大學王陽明研究中心”，以饗讀者。

王守仁是我國明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留下大量的著作。其講學語錄和詩文著作生前已由其門人徐愛、薛侃等整理，先後刊行於正德、嘉靖年間。隆慶六年（1572），御史謝廷傑巡按浙江，彙集已經編訂好的各類陽明文獻，整合成為《王文成公全書》，刊行於世（以下簡稱隆慶刻本），以後刊印的各種全書、全集三十八卷本大都依據該刻本翻刻或排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的《王陽明全集》（以下簡稱《全集》）被公認為最權威、適用範圍最廣的版本。束景南有《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先後出版第一版和增訂版，蒐集隆慶本外的詩文與語錄，又在該書基礎上參照《王陽明全集》體例編纂《王陽明全集補編》，由查明昊作後期整理。諸位先生為整理王守仁的詩文著作付出巨大心血，極大地推進了王守仁思想、社會治理諸方面的研究。但囿於當時的科研條件，其中不免缺失，如

系年、系地錯誤

，廬陵詩六首——《遊瑞華二首》《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便是如此。我們要在《王陽明全集》《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等已有陽明文獻基礎上繼續蒐集整理王守仁的詩文著作，精細校勘，詳考其系年、系地，為推進王守仁研究略盡綿薄之力。

一 《古道》等四首詩寫作地點和年代考辨

筆者查閱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單位藏明清刻本及今人整理本“王陽明全集”（以下稱文集系統），收錄“廬陵詩六首”者如嘉靖十四年（1535）聞人詮刻本（以下稱聞人詮刻本）和康熙十二年（1673）俞嶙刻本作“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尹作”，隆慶刻本作“廬陵詩六首”，《全集》作“正德庚午三月遷廬陵尹作”。廬陵城北五里有瑞華山，上有瑞華觀。王守仁遊覽此地，並有詩，以聞人詮刻本為準，其一：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尚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其二：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寧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二詩又見於萬曆《吉安府志》等早期方誌，王守仁再傳弟子、嘉靖時人王宗沐作序的《王陽明先生圖譜》中“［王守仁］旦夕視官事如家事，止一遊瑞華山”的記載亦可為證，可知這兩首詩確為王守仁在廬陵知縣任上所作，表達他立志治理好廬陵縣的志向。

另外四首詩為《古道》：古道當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焰，泥爐溼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魚船。《立春日道中短述》：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曉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犢，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公館午飯偶書》：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簷日暖堪人。雪散小巖碧，松梢掛月新。《午憩香社寺》：修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興有餘。這四首詩並非王守仁在廬陵知縣任上所作，《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作於廬州府合肥縣，《午憩香社寺》作於廬州府舒城縣。王守仁在不同時期，或因公或因私到過南直隸安慶府、池州府、太平府、滁州等地，到廬州府並非突兀之事，具體見下文論述。

［清］俞嶙重編：《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九《詩》，康熙十二年刻本，天津圖書館藏善本

（一）《古道》等四首詩寫作地點考實

地方誌是我們考證《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四首詩寫作地點的重要憑據。核檢明清吉安府及廬陵縣誌，未見收錄《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四首詩。南直隸廬州府方誌中，目前所知所見最早的廬州府志是正德《廬州府志》，系正德六年廬州知府徐鈺組織纂修，又名《廬陽志》，全書三十卷，是確定《古道》等四首詩寫作年代上限的絕佳資料。現僅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即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正德間原刊殘本一帙，存卷17-21，透過臺灣“國家圖書館”古籍影像檢索資料庫全文瀏覽該書影像，其內容為明朝名將傳、科舉志、隱逸傳、烈女傳、方伎傳。惜系殘本，無法確定是否收錄《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四首詩，我們須從正德以後的廬州地區方誌中尋找證據。

先看《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三詩。筆者所見，萬曆《合肥縣志》、萬曆《廬州府志》兩部方誌較早收錄了《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康熙《合肥縣志》、雍正《合肥縣志》、嘉慶《合肥縣志》、嘉慶《廬州府志》收錄了《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嘉慶《合肥縣志》、嘉慶《廬州府志》收錄《公館午飯偶書》，康熙《合肥縣志》、雍正《合肥縣志》未收。但地方誌所收三首詩題目、詩中文字稍異，詳見第二部分“文集系統與方誌系統《古道》等四首詩校勘”，此不贅述。

查《明實錄》，可知正德四年（1514）正月庚子初七日立春，十二月乙巳十八日又逢立春。王守仁於正德五年（1515）三月十八日到任廬陵知縣，本年十月入覲京師，離開廬陵，時間不符。束景南先生亦發現《古道》等四首詩並非作於廬陵知縣任上，謂“［正德五年］十二月下旬，自越赴京師，在道有詩”，是為《古道》……按：此《古道》詩與《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排在一起，均是陽明赴京沿途所作，《立春日道中短述》作於正德六年正月初一立春日，則此《古道》作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中可知，觀詩‘凍燭’云云，亦在十二月，蓋是其赴京師初程所作。”查《明實錄》，正德六年（1516）正月初一日立春誠然無誤。但束景南先生沒有過硬證據，我們仍依《廬州府志》和《合肥縣志》，認為《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作於合肥縣。文集系統中《古道》當作於合肥護城驛附近，如萬曆《合肥縣志》題為《護城驛》，護城驛在合肥城東北八十里，詩中“蒼茫聞驛鼓”一句，正顯示出作此詩時距離驛站不遠。文集系統中的《公館午飯偶書》當作於包城寺，萬曆《合肥縣志》和萬曆《廬州府志》將此詩收錄在“包城寺”下，該寺在合肥縣店埠鎮，亦合詩中“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之描寫。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嘉慶《合肥縣志》以《過護城》（即《古道》）作者為宋瑄。明代有宋瑄數人，如開國功臣宋晟子宋瑄，建文中為府軍右衛指揮使，“戰靈璧，先登，斬數級，力鬥死”，歿後葬於合肥縣武威門外白衣庵後三里崗。萊陽人宋瑄，永樂十三年（1414）貢生，官金華府檢校。蒲州人宋瑄，永樂十八年（1419）舉人，官寧國府通判。我們未見他們作此詩的明確記載，雍正《合肥縣志》、嘉慶《合肥縣志》如此書之，或是不慎失誤。明人楊守勤有《古道》詩謂：“古道連長坂，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村煙。秉燭寒無焰，圍爐溼不燃。正思江檻外，乘醉埋魚船”，與王守仁《古道》詩極為相似，或是二人獨立成詩，或是楊守勤抄襲王守仁之作，囿於史料，暫不可考。楊守勤，浙江寧波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狀元，歷翰林院修撰、右諭德、右庶子等。

［明］楊守勤：《寧澹齋全集》卷二《五言古詩·古道》，崇禎元年刻本

再考《午憩香社寺》一詩。該詩空間指向準確——香社寺，但筆者翻檢所見萬曆、順治、乾隆、光緒《吉安府志》，康熙、乾隆、道光、同治、民國《廬陵縣誌》及民國《吉安縣誌》等方誌，吉安府及廬陵縣無香社寺。日本學者岡田武彥先生認為該詩是正德五年（1515）十一月，王守仁入京朝覲，途經吉安近郊香社寺而作，誤。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陽明先生要書》詩序謂，“午憩香社寺，辛未在廬陵作”，此辛未只能是正德六年（1511），因為明代前一辛未年是代宗景泰二年（1451），後一辛未年是穆宗隆慶五年（1571）。正德五年十月，王守仁已北上京師，怎麼會出現正德六年還在廬陵作詩的情況，亦誤。但不排除另外一種可能，《陽明先生要書》中“廬陵”或為“廬州”之誤，惜無確據。至此，《午憩香社寺》一詩並非作於廬陵知縣任上是為定論。束景南先生考訂此詩作於和州，與筆者意見相左，具體見下文論述。

王守仁筆下的香社寺在廬州府舒城縣“桃城鎮三十里，元至治二年，僧妙□建，國朝洪武元年，僧道佑重建”。正德《廬州府志》現存卷17-21明朝名將傳、科舉、隱逸、烈女、方伎等內容。惜系殘本，無法確定是否收錄《午憩香社寺》一詩。國家圖書館及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萬曆《舒城縣誌》卷七《藝文志·詩》散佚，是否收錄該詩不可考，寺觀“香社寺”條目下未收。筆者所見，萬曆《廬州府志》較早收錄該詩，列在“香社寺”條目下。清代方誌中，雍正《舒城縣誌》、嘉慶《舒城縣誌》、嘉慶《廬州府志》收錄該詩，雍正《舒城縣誌》名為《午憩桃城香社寺》。

王守仁此次道經舒城縣桃城鎮，宿香社寺並非突兀之事，這與鎮上沒有公館有關。該鎮直至嘉靖十一年（1532）才由舒城知縣何稱新建公館，國子監司業歐陽德有《桃城鎮新建公館記》謂之，“北去舒城一舍而遙有鎮曰桃城，在派河、三溝兩驛之間，闤闠臨江，井突聯絡，舟車錯午，視兩驛顧落莫不可居。南北馳傳，往往不止驛舍，徑之桃城，或信宿焉。鎮舊無公館，寓客香社僧寺，或令民避堂房舍客，稱不便”，正合王守仁詩中“修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床為客虛”之描寫。此為該詩作於舒城縣桃城鎮香社寺史證之一。

明清時期，不少宦者、文人遊覽該寺並和王守仁詩，筆者所見有王道光、徐元文、高佑釲三人。崇禎時，舒城知縣王道光《辛巳夏日憩桃城香社寺見壁間有陽明先生韻率筆以和》謂：“中原何擾擾，此地有幽居。風定禪心靜，雲閒佛閣虛。桃溪空野渡，竹徑半邱墟。蒿目蒼生事，曇花碩果餘。”結合王道光任職時間和詩題中的“辛巳”可知該詩作於崇禎十四年（1641）。順治、康熙時人徐元文《過桃城憩香社寺口占次王文成公壁間韻》謂：“車馬桃城市，煙霞祇樹居。風沈林磬晚，雨潤石床虛。苔蘚對幽徑，桑麻滿近墟。前賢題詠在，俯仰百年餘。”順治、康熙時人高佑釲《桃城香社寺和王文成公韻》謂：“探奇何處好，小憩此禪居。學佛空諸有，為儒想六虛。書堂尋勝蹟，戰壘剩遺墟。忽聽鐘聲到，遽遽清夢餘。”從王道光、徐元文的和詩來看，王守仁的這首詩是寫在或刻在舒城縣桃城鎮香社寺的石壁上。至此，《午憩香社寺》一詩作於舒城縣桃城鎮香社寺可為定論。

束景南先生認為，《午憩香社寺》描寫的是和州香社寺，應是王守仁由廬陵赴京入覲，途經和州所作，主要理由是王守仁由貴州赴任廬陵不經過和州。其觀點屬推測，實是混淆了舒城香社寺及和州香社寺，亦無過硬證據證明王守仁途經和州。和州香社寺“在州北三十五里政理鄉九都，有香淋湯泉，宋建隆三年，惠濟禪師始建院，元末廢於兵燹，洪武六年，僧道廣重建為寺，洪武二十四年歸併，永樂元年復立”。又，乾隆《歷陽典錄》（歷陽為和州別稱）謂和州香社寺“在香泉左”，並收錄王守仁《午憩香社寺》，言明採自《陽明先生集》，應為陳廷桂編纂《歷陽典錄》時誤錄。

乾隆《歷陽典錄》卷八《古蹟二》中有關王陽明《午憩香社寺》的記載

又有石韞玉《香社寺用王文成韻》謂：“寺為昭明太子讀書之所，一名昭明禪院。路出香泉左，幽林護佛居。花環紺宇密，詩籠碧紗虛。文選樓何在？河梁社亦墟。梁高祖據圖識，有堨河梁之語，故建號曰梁。獨留梵王舍，屹立劫灰餘。”石韞玉在和州多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石韞玉應和州知府宋思仁之邀，入其幕府，乾隆五十年（1785）遊和州西北之香泉，並有《香泉遊記》，其謂“香泉，溫泉也，在和州城北四十里，相傳昭明太子沐浴之所……《文選》之樓，《爾雅》之臺，六朝舊跡，蕩焉無存，獨斯泉出荒村窮谷之中，千年而不湮沒”。乾隆五十一年（1786）三月，遊和州採石磯，該年十一月八日自和州歸鄉吳縣。《香社寺用王文成韻》一詩當作乾隆五十年，“路出香泉左”一句恰恰符合《歷陽典錄》中“在香泉左”的空間位置，詩中用典亦合。石韞玉在道光八年二月時選刻《明八家文選》，包含王守仁《水災自核疏》《自核不職以明聖治疏》《與安宣慰書》《別湛甘泉序》《祭浰頭山神文》等疏、書、序、記、文18篇，採自《王陽明文集》，可知石韞玉讀過王守仁的文集，此詩題為《香社寺用王文成韻》，當是石韞玉讀到王守仁《午憩香社寺》一詩，未辨明成詩地點，在遊覽和州香社寺時觸景生情，遂和王守仁韻而成詩。

另有香社寺數處，但沒有明確證據否定《午憩香社寺》作於南直隸舒城縣桃城鎮香社寺，亦無明確證據證明《午憩香社寺》作於這些地區。如南昌府豐城縣香社寺，“在宣風鄉，宋僧明霞建”，王守仁曾途徑豐城縣數次，如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五日至豐城，知朱宸濠反。並在豐城留有詩歌數首，如“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勾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寒歲茅屋萬山中。”再如福建邵武府香社寺，“在靈臺坳，唐會昌中建”。四川綿州香社寺，“治西三十二里，創自弘治十五年，古名湧泉觀，雍正十二年，知州屠用謙更名，重修”，可見此寺在雍正十二年（1734）時方由湧泉觀更名為香社寺，可以排除王守仁到此地遊覽的可能。

（二）《古道》等四首詩寫作時間蠡測

前文已考證《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三首詩作於廬州府合肥縣，《午憩香社寺》作於廬州府舒城縣。這四首詩可能不是作於同一次行程中，但《午憩香社寺》詩中“佛鼓迎官急”一句顯示出的官員身份以及《立春日道中短述》一詩中的“立春日”是我們確定四首詩寫作時間的極為重要的證據，我們需要結合相關史料考訂其寫作階段。

其一，弘治十三年（1500），新科進士王守仁被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他應沿運河南下，但我們暫無確切史料勾稽其行跡，有確鑿證據者止揚州、池州二府。自北京南下決囚路上曾經揚州並審理陳指揮殺人案。據都穆《都公譚纂》記載，“陽明王公為刑部主事，決囚南畿。揚州有陳指揮者殺十八人，繫獄，屢賄當道，十餘歲不決。王公至，首命誅之。”在池州府則有具體的時間和地點記載。據李贄《王陽明先生年譜》記載，“奉命審錄江北，即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化城寺在池州府青陽縣西南四十里之九華山，無相寺在九華山普陀嶺下。結合王守仁的詩文，可知弘治十四年（1501）十一月十五日或十六日在九華山，《和九柏老仙詩》詩後謂“弘治辛酉仲冬望日，陽明山人王守仁識”。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初一日在池州府貴池縣齊山，有《齊山賦並序》為證，“齊山在池郡之南五里許……弘治壬戌正旦，守仁以公事到池，登茲山以吊二賢之遺蹟”，文中“公事”應為決囚之事。回北京覆命途中，因病在揚州滯留三個月，弘治十五年夏回到北京覆命，《王陽明先生圖譜》“［弘治］十五年壬戌，是歲夏，覆命回部”的記載，所講當是王守仁決囚事畢回到北京。

光緒《貴池縣誌》卷二《輿地志·山川》中關於王陽明遊齊山的記載

筆者認為，王守仁最有可能在此一時間段因處理決囚公務或公務之餘至廬州府，寫下《古道》等四首詩。理由如下：一、弘治十四年十二月癸亥十九日立春，二、遊覽九華山在齊山之前，且遊覽九華山與齊山之間有一個半月的時間間隔。從王守仁《九華賦》中“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討幽”一句來看，他由池州以東某地順長江南下，到池州府青陽縣攬勝。《齊山賦》中“適公事之甫暇，垂案牘之餘暉，歲亦徂而更始，巾予車其東歸。循池陽而延望，見齊山之崔嵬”之描寫，表明王守仁是從貴池縣以西東去，途經貴池縣，並遊覽齊山盛景。雖暫無明確記載證明王守仁在這一階段到過廬州府，但結合前揭時間與空間，王守仁可能的行跡是自青陽北上入廬州府，至廬州府城暨合肥縣，再沿驛路南下至舒城縣境內，寫下《古道》等四首詩，隨後出廬州府入安慶府，再東歸入池州府，至貴池遊齊山。

其二，正德五年（1510）十月，王守仁北上京師。據黃綰記載，“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於大興隆寺”，又謂，“庚午冬杪，方會（湛若水、王守仁）京旅”，可知王守仁在正德五年底抵達北京。王守仁此次北上京師極有可能是出九江府，入長江，至江都後沿運河北上，中途有到往廬州府、和州的可能，但束景南先生認為王守仁在北上途中經過南直隸和州，遊覽和州香社寺，作《午憩香社寺》，理由是“陽明由貴州赴廬陵任不經和州”，證據不足，實難徵信。

王守仁入覲後被授以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但是否赴任則有兩說，明人張問達、清人李贄所撰年譜註明“未任”。今人研究中，持未赴任說者多參引黃綰、湛若水請求吏部尚書楊一清留任王守仁的史料，“又數日，湛公與予（黃綰）語，欲謀白嚴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楊一清），留北京曹。楊公乃擢公（王守仁）為吏部驗封主事”。束景南謂正德五年十一月，王守仁往南京赴任，十二月，以楊一清薦升吏部驗封司主事，同樣參引“又數日”條史料，但正德六年正月初三日，“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為吏部尚書”，何來正德五年十二月以吏部尚書身份推薦王守仁留任北京之說？由此，正德十二月下旬由越赴北京，途中作《古道》，次年正月立春日道中詠懷，即《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之論斷亦為證據不足，且沒有考證作詩地點，難為確論。

其三，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初八日，王守仁由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升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正德八年（1513）二月至浙江餘姚，十月十二日至滁州履任。正德九年四月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應沿京杭大運河南下，正德七年正月乙卯初九日立春，正德七年十二月庚申二十日再逢立春，但正德七年十二月的立春日，王守仁尚在歸省餘姚途中，道經廬州府的可能性不大。正德九年（1514）正月丙寅初二日是立春日，按《南滁會景編》，“正德癸酉（即正德八年）冬旱，滁人惶惶。乃正月乙丑（即正德九年正月初一日）雪，丁卯大雪，太僕少卿白灣文宗嚴森與陽明子王守仁，同登龍潭之峰以望。再明日霽，又登琅琊之峰以望，又登豐山之峰以望……餘姚王守仁伯安題”，可知正德九年正月初一日至初五日王守仁都在滁州，沒有機會在立春日到廬州，《立春日道中短述》一詩不可能作於此一階段，然尚有可能寫作《古道》《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三首詩。

《明武宗實錄》卷八三和卷九五中關於正德七年雙春的記載

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升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王守仁有《滁陽別諸友詩》詩，其詩序謂之，“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並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詩中之江浦是為應天府江浦縣，與南京隔長江相望，王守仁當由此渡江至南京，至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這一時間段中，正德十年正月辛未十三日立春，十二月丙子二十四日再逢立春，我們未見此一階段見王守仁離開南京的明確記載，但應天府或其他地區之人求文、受學之事並不鮮見，如正德九年六合知縣萬廷珵修縣學，十月動工，十二月修訖，“來請予（王守仁）記”。但我們不能遽然否定此一階段王守仁到廬州府處理公務或遊玩的可能性。

其四，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升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吏部命下，十月，上疏乞恩養病，“至浙江杭州府地方”。但十二月初二日接旨，“王守仁不準休致”，遂於十二月初三日正式啟程，正德十二年正月初三日在南昌，正月十六日至贛州。查《明實錄》，正德十二年正月初一日立春，可排除這一階段在廬州府作《立春日道中短述》一詩的可能。加之戎情緊急，政府又多加申飭，行程緊湊，王守仁在赴巡撫任途中幾無可能遊山玩水。

其五，平定寧王朱宸濠叛亂獻俘期間。任昉認為有三次獻俘，筆者同意其觀點，再來梳理三次獻俘的路線。第一次獻俘：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十一日，王守仁“親自諒帶官軍將宸濠並宮眷逆情重犯督解赴闕，扶病前進”，經江西廣信府玉山縣等地，當年十月到達杭州，因獻俘過程不愉快，稱病滯留西湖淨慈寺，即《宿淨寺四首》詩序所謂“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後北上鎮江府，遊覽金山寺、京口等地，有《泊金山寺二首》可證，詩序謂“十月將趨行在”。聽聞已武宗南巡至維揚（即揚州），“從京口將趨行在”，為大學士楊一清阻止，“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最終將朱宸濠等逆犯交給太監張永，當年十一月返程回江西。京口在長江沿岸，王守仁應沿長江西下，經九江府湖口入江西。此次獻俘時間段中沒有立春日，王守仁也不可能押解俘虜到廬州府遊山玩水。

第二次獻俘：據王守仁回憶，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二十六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至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但正德十五年正月丁酉初六日立春，且獻俘東行至太平府蕪湖時，得旨回還，“正德十五年正月晦日重過開元寺，明日遊白鹿洞”，即正月三十日時王守仁已在九江府境內，沒有機會於立春日到廬州府。

第三次獻俘：第二次獻俘未果，王守仁回到南昌已是正德十五年二月四、五日。回到南昌不久，奉太監張永幕士錢秉急報，以為武宗願意接見，再次東出江西。乘船經鄱陽湖入長江，行至南直隸蕪湖地區，被拒之在此半月，至南京城外上新河，仍為諸幸佞所阻，未能見到武宗，二月回至江西九江。行至上新河，為佞幸饞阻，不得見。遂乘船沿長江返回江西，道經太平府，有蟂磯刻石為證，“正德十五年，都御史王守仁平宸濠奏凱，道經此磯（蟂磯），與伍希儒、謝源留題刻石，在埠左，字畫遒勁，有亭覆之。”正德十五年春分日已在池州府銅陵，據故宮博物院藏《銅陵鐵船歌》記載，“陽明山人書於銅陵舟次，時正德庚辰春分，獻俘還自南都”，是為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三月十八日已在九江府湖口縣石鐘山，據清人錢泳記載，“登懷蘇亭，亭中有碑刻東坡《石鐘山記》。亭右即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玲瓏，俯聽鐘聲，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狀。石上題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題在白雲洞之上，文雲：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立春日未包含在此一時間段內，亦可排除。

總之，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王守仁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決囚，次年夏返回北京，最有可能在此一階段到廬州府處理決囚公務或政務之暇到廬州遊覽，寫下《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四首詩。此為推論，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更確切時間的確定則待新史料的出現。

二 文集系統與方誌系統《古道》等四首詩校勘

前文已言，文集系統（表中以隆慶刻本為例。聞人詮刻本僅《公館午飯偶書》“雲散小巖碧”一句中“雲”與隆慶刻本中的“雪”異，作“雪”更合理，冰雪消散，方才露出岩石）和方誌系統中四首詩的文字、詩題多有不同，校勘如下，校勘時使用標準繁體字，如鼓、皷統一用“鼓”。

表一 文集系統和方誌系統中的《古道》一詩比對

資料來源（方誌系統）：萬曆《廬州府志》卷一三《藝文志》，萬曆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81b；萬曆《合肥縣志》卷下《藝文志》，萬曆元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50a；康熙《合肥縣志》卷二〇《詩賦》，《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6冊，第302頁；雍正《合肥縣志》卷二四《藝文四》，雍正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3a；嘉慶《合肥縣志》卷三一《集文第一·詩賦》，民國九年影印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4b；嘉慶《廬州府志》卷四《古蹟志上·護城》，嘉慶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0a。

表二文集系統和方誌系統中的《立春日道中短述》一詩比對

資料來源（方誌系統）：萬曆《廬州府志》卷一三《藝文志》，萬曆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81b；萬曆《合肥縣志》卷下《藝文志》，萬曆元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50a；康熙《合肥縣志》卷二〇《詩賦》，《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年，第6冊，第302頁；雍正《合肥縣志》卷二四《藝文四·詩》，雍正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3a；嘉慶《合肥縣志》卷三四《集文一·詩賦》，民國九年影印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8b；嘉慶《廬州府志》卷五二《雜文志下·護城》，嘉慶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22a。

表三文集系統和方誌系統中的《公館午飯偶書》一詩比對

資料來源（方誌系統）：萬曆《廬州府志》卷一一《寺廟》，萬曆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48b；萬曆《合肥縣志》捲上《祠祀志》，萬曆元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105a；嘉慶《合肥縣志》卷三一《集文第一·詩賦》，民國九年影印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9b；嘉慶《廬州府志》卷一九《寺觀志·寺》，嘉慶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9b。

表四文集系統和方誌系統中的《午憩香社寺》一詩比對

資料來源（方誌系統）：萬曆《廬州府志》卷一一《寺廟》，萬曆三年刻本，國家圖書館藏善本，國家數字圖書館·古籍資源庫，葉50b；嘉慶《廬州府志》卷一九《寺觀志·寺》，嘉慶八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2b；雍正《舒城縣誌》卷三〇《藝文一·詩》，雍正九年刻本，數字方誌庫·影像版，葉15a；嘉慶《舒城縣誌》卷三三《藝文·詩》，《地方誌整合安徽府縣誌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冊，第298頁。

表一：1、“古道當長坂”一句，聞人詮刻本、隆慶刻本和方誌作“坂”，《全集》作“阪”，當系《全集》失誤，除此，本文將要分析的四首詩，聞人詮刻本、隆慶本和《全集》相同。2、“閒卻釣魚船”一句，萬曆《廬州府志》中的“刼”字及康熙《合肥縣志》中的“間”字當屬字形相近，雕版失誤。3、“泥爐溼未燃”一句，嘉慶《廬州府志》、雍正《合肥縣志》、嘉慶《合肥縣志》中“然”字當作“燃”，“涇”當作“溼”。護城驛在合肥城東北八十里，詩中“蒼茫聞驛鼓”正顯示出作此詩時距離驛站不遠，故方誌系統詩題作《護城驛》或《過護城》亦不誤。4、雍正《合肥縣志》和嘉慶《合肥縣志》以此詩作者為宋瑄，本文第一部分已有分析。

表二：1、“春容傍曉生”一句，萬曆《廬州府志》、康熙《合肥縣志》、雍正《合肥縣志》、嘉慶《合肥縣志》、嘉慶《廬州府志》作“春容傍晚生”。中宵意為中夜、半夜，如晉人陸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結合前一句“臘意中宵盡”，中宵已盡，白晝帶來，因此，“春容傍曉生”更合實際。2、“野塘冰轉綠”一句，康熙《合肥縣志》、雍正《合肥縣志》、嘉慶《合肥縣志》中“輕（輕）”與“轉（轉）”字形相近，系雕版失誤。隆慶刻本中的“冰”字，方誌系統皆作“水”，冰怎轉綠？隆慶刻本和《全集》中“冰”作“水”字為佳。3、“江寺雪消晴”與“江寺雪初晴”皆可解。4、“羈懷聽谷鶯”一句可解，但“羈懷出谷鶯”亦不誤，如《詩經》中有“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之語，5、“誰寄欲歸情”與“難寄欲歸情”皆可解。

表三：1、“僧屋自成鄰”一句，萬曆《合肥縣志》“鄰（鄰）”與“憐（憐）”字形相近，雕版失誤。2、“簷日暖堪人”一句，嘉慶《合肥縣志》作“簷日暖烘人”，皆可解。3、“稍”與“梢”系字形相近而誤，“松梢掛月新”、“松梢極目新”於文意皆可解。

表四：1、“修程動百里”一句，“修”或作“官”、“嚴”，結合“佛骨迎官急”之描寫，作“官”似更合理。2、文集系統中“往往餉僧居”，當依方誌系統，訂正為“往往向僧居”更合理。3、桃花“成”井落或桃花“沉”井落。井落為村莊之意，舒城縣桃城鎮桃花為一盛景，洪武時舒城教諭芒文縝有《桃溪春浪》詩謂：“花開彷彿武陵源，二月溪流長碧痕。晴日繽紛紅雨落，暖風浩蕩錦濤翻。雲中雞犬迷仙洞，水底魚龍變禹門。老眼由來空四海，也疑飛瀑走崑崙”，故作“成”更合理。

三 王守仁在廬陵知縣任上的其他詩文著作輯

王守仁任廬陵知縣僅七個月，但這是他生平首次任地方官，主政一方，是陽明心學的首踐地，對心學的傳播與發展、基層社會治理思想的形成發揮了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可惜的是，現在所知他在廬陵知縣任上的詩文著作並不多。除前揭《遊瑞華二首》之外，《全集》還收錄了《廬陵縣公移》《告諭廬陵父老子弟》兩篇重要文獻，是他治理廬陵縣的生動描寫，包括蠲免廬陵縣賦役、治理廬陵縣健訟風習、整理兌運事務、城中闢火巷以防火災等方面。

正德五年（1515）六月至十月重修廬陵縣署，王守仁有記，“正德五年庚午，縣署圮，知縣王守仁修葺，易民地廣大門以外，東西列垣，南設大坊，自記其事於戒石。記雲：‘廬陵縣治圮，知縣王守仁葺而新之。六月丙申，興儀門，七月，成兩廊，作監於門右，翼廡於門左，九月，拓大門之外為東西垣而屏其南，遂飭戒石亭及旌善、申明。後堂之後，易民居而闢其隘，其諸瓦甓塘棟之殘剝傾落者治之則已。十月乙酉，工畢，志戒石之陰以告來者，庶修敝補隙，無改作之勞。”束景南《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亦發掘出此文，並謂“陽明於正德五年升廬陵知縣，在廬陵八閱月，其在廬陵任上行事，幾無所載，故陽明此記至足寶貴也”。

王守仁在知縣任上還撰寫傳記、書匾額以褒獎忠臣列女，為縣民樹立榜樣。筆者披覽所及，旌表邑人劉信之妻朱氏曰“節凜冰霜”，“朱氏，劉公信妻，正統三年，年二十六夫故，守節，奉姑撫子，後正德間知縣王守仁旌曰‘節凜冰霜’”。縣有忠義祠“在淳化鄉富田，祀宋監簿劉子浚（康熙志作劉子俊）、劉洙，明王守仁記，失載”。劉子浚、劉洙二人隨文天祥起兵，兵敗後為元兵所殺。王守仁的這篇傳記極有可能是在廬陵知縣任上所作。廬陵縣有淨居寺在青原山中，王守仁遊覽此地並留有“曹溪宗派”四字，“為七祖歸真塔，唐開元敕建，明王守仁手書‘曹溪宗派’額之塔旁”。碑今存，楷書，碑長248釐米，寬112釐米。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全集》收錄《示諸生三首》《答人問良知二首》《答人問道》《別諸生》七首詩，歸於歸越詩中，組詩總詩題為“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示諸生三首》，其一：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要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其二：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秘，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其三：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僅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答人問良知二首》，其一：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其二：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為？《答人問道》：飢來吃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別諸生》：綿綿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可語，殷勤莫愧別離筵！這幾首詩又出現在康熙《廬陵縣誌》卷一〇《學校志一·儒學》中，是為孤證，需加考訂。筆者在天啟《海鹽縣圖經》中發現這樣一則記載：

法聚，資聖寺僧，曾結庵澉湖荊山芝產座下，人號“玉芝和尚”，後移錫武康天池示寂。聚初投偈於王陽明先生，陽明有《答人問良知詩》，即聚也。“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晚參夢居禪師於金陵，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聚即大悟，開講天池，應機接引。與王公畿、蔡公汝楠、唐公樞、董公沄父子共證儒釋大同之旨，焦弱侯與劉祖錫書論其遺集，雲：“此門中眼明第一，踐履次之，近日參學者雖多，求透脫如此公者，殆不可得。”

這則史料與其他史料相印證，推斷《答人問良知》“良知即是獨知時”一詩寫作背景、地點。法聚與蔡汝楠等人交好，據蔡汝楠所撰《玉芝大師塔銘》記載，“生於弘治壬子（弘治五年，1492）十一月廿九日，終於嘉靖癸亥（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十九日，壽七十有二。方髫齒，肆儒業，淹通經籍，因從師於海鹽之資寶寺。後數年，陽明王先生開講於會稽山，聞良知之指若挈機緣，遂以偈為贄，謁王先生，先生答以詩，今載集中有《答人問良知》詩云人，即此僧也。”

據王守仁《從吾道人記》記載，“嘉靖甲申春，蘿石（董沄，號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註明“乙酉”。嘉靖甲申是嘉靖三年（1524），乙酉年為嘉靖四年。法聚於嘉靖初年在荊山築精舍，名玉芝庵，王守仁有《寄題玉芝庵一詩》，“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鷦鷯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詩序注“丙戌”二字，此丙戌為嘉靖五年（1526）。王守仁於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升南京兵部尚書，“遂疏乞便道省葬”，當年八月至浙江，嘉靖六年（1527）十月時已在南昌。排比上述史料和詩文，可知《答人問良知》“良知即是獨知時”詩寫作不晚於嘉靖五年（1526），作於會稽，康熙《廬陵縣誌》收錄此詩當是竄入，但其他幾首詩我們無法考明作於廬陵知縣任上還是浙江，畢竟王守仁在廬陵知縣任上“督庠序以崇正學，選教讀以教童穉”，自然會親開講壇，傳授心學，教化縣民。

結語

諸多版本的“王陽明全集”中收錄王守仁廬陵詩六首：《遊瑞華二首》《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遊瑞華二首》又見於萬曆《吉安府志》、順治《吉安府志》等早期方誌，王守仁的再傳弟子、嘉靖時人王宗沐做序的《王陽明先生圖譜》中“［王守仁］旦夕視官事如家事，止一遊瑞華山”的記載亦可為證，可知這兩首詩確為王守仁在廬陵知縣任上所作，表達他立志治理好廬陵縣的志向。《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三首詩作於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午憩香社寺》作於廬州府舒城縣。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王守仁前往南直隸淮安等府決囚，次年夏返回北京，最有可能在此一階段到廬州府處理決囚公務或政務之暇到廬州遊覽，寫下《古道》《立春日道中短述》《公館午飯偶書》《午憩香社寺》四首詩。更確切時間的確定則待新史料的出現。王守仁的其他詩文著作也存在系年、系地不準確的問題，如《答人問良知》“良知即是獨知時”詩寫作不晚於嘉靖五年（1526），作於會稽，康熙《廬陵縣誌》收錄此詩當是竄入。這提醒我們要在《王陽明全集》《王陽明佚文輯考編年》等已有文獻基礎上繼續蒐集整理王守仁的詩文著作，詳考其系年、系地，為推進王守仁研究奠定基礎。

（註釋從略）

作者/來源：文以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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