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號大樓！這裡，是童年記憶里名著出版的地方

已從社裡退休的人文社編審王培元曾經這樣寫道：“有時似乎覺得馮雪峰、聶紺弩、樓適夷、張友鸞、鄭效洵、王任叔、孟超、林辰、韋君宜、陳邇東、秦兆陽、蔣路等前輩的魂靈，就在166號這座幽深寧靜的大樓裡逡巡、遊走。他們在看著你，眼神裡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勵和期許。”

1951年3月28日，人民文學出版社（下稱“人文社”）在北京成立。

它是新中國成立最早、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文學專業出版機構，也一度是全國唯一一家國家級文學專業出版社。

1951年，首任社長馮雪峰剛上任，就提出“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出版方針。自此，中國的讀書人，幾乎不可能沒讀過人文社的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創社社長馮雪峰。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人文社提供）

建社伊始，社裡匯聚了大批一流作家、學者、翻譯家、出版家，以頂尖的才智，花費頂尖的心血，共同致力於同一件事：給中國讀者出好書。

如果你讀古典文學，對“四大名著”進行校勘，並用現代漢語加以註釋的做法，是人文社在上世紀50年代初開創的，“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古典文學出版事業的基礎”。

（下圍棋的聶紺弩）

當時的人文社副總編輯兼古典部主任聶紺弩主持了這項工作。時任古典部編輯舒蕪作過一首打油詩，描述一眾同仁埋頭整理古典名著的情況：

白帝千秋恨，（顧學頡整理《三國演義》）

紅樓一夢香；（汪靜之整理《紅樓夢》）

梁山昭大義，（張友鸞整理《水滸傳》）

湘水葬佯狂；（文懷沙整理《屈原集》）

莫唱釵頭鳳，（李易協助遊國恩教授選注《陸游詩選》）

須擎月下觴；（舒蕪選注《李白詩選》）

西天何必到，（黃肅秋整理《西遊記》）

東四即天堂。（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址在北京東四牌樓頭條衚衕）

讀現代文學，給“魯郭茅巴老曹”等作家作品“以普通初中畢業學生能大致看得懂為一個大概的標準”加註釋推出，以使之普及的做法，也是從人文社開始的。第一位作品享此待遇的作家是魯迅。

（1958年版《魯迅全集》（10卷））

讀當代文學，從1950年代的《保衛延安》《林海雪原》，1980年代的《芙蓉鎮》《沉重的翅膀》，到1990年代的《白鹿原》《塵埃落定》，再到後來的《牽風記》《應物兄》《長征》《暗算》……都是人文社推出的佳作。十屆“茅獎”的40來部獲獎作品中，有19部為人文社出版。

讀外國文學，新中國第一套系統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是人文社根據“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譯本、一流的譯者”原則出版的。

（“網格本”：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楊絳譯《堂吉訶德》，冰心譯《泰戈爾詩選》，豐子愷譯《源氏物語》，季羨林譯《沙恭達羅》，傅雷譯巴爾扎克，朱生豪譯莎士比亞，葉君健譯安徒生……

很多人文社編輯本身就是翻譯家，例如，翻譯《浮士德》的綠原，翻譯《怎麼辦？》的蔣路，翻譯《羅生門》的文潔若。

到了新世紀，“哈利·波特系列”“丹·布朗系列”等風靡全球的外國文學新作同樣是人文社引進的。

時光流轉，無論文學市場是冷是熱，人文社總能聚集一代又一代有文學情結的編輯，他們一棒棒接力，生產一批批讀者“信得過的精神產品”，豐富著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經他們手問世的圖書，許多都引領過時代的閱讀潮流，成為國人共同的閱讀路標。

（人民文學出版社前樓。本報記者王京雪攝）

70年來，也只有這家出版社能舉重若輕地宣告：“新中國文學出版事業從這裡開始。”

1。老一代傳下來的東西

與人文社同齡，王瑞琴今年也70歲了，是社裡所有在職編輯中最年長、資歷最老的一位。

作為將超級暢銷書“哈利·波特系列”帶入中國的人，她的名字早被許多中國讀者熟知。

（哈利·波特系列）

如今，同事們稱她“王老師”，而在1977年，扎著兩根小辮的王瑞琴剛踏入人文社大門，成為外國文學編輯室的一名阿拉伯語編輯時，她是前輩們口中的“小王”。

“那時社裡的大師特別多。”她懷念那段時光，總感到自己身上留著“老一代傳下來的東西”。

影響王瑞琴的人裡，有時任人文社總編輯、後來的人文社第四任社長韋君宜。

“我永遠記得她那幾句話：人文社的編輯古今中外文學都應該懂，人文社是培養作家、翻譯家、出版家、理論家的地方。我現在總跟年輕人提，出版要有使命感，也是受她影響。”王瑞琴說。

（人文社前樓樓梯處）

1978年，時代劇變。韋君宜等社領導注意到很多“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在學識和能力上有欠缺，不利於開展工作，決定工資照發、獎金照給，但為他們開辦為期兩年的脫產學習班，請來啟功、王力、馮至、吳組緗、柳鳴九等著名學者講授文化知識。

（人文社為社內員工辦文學進修班，這是課程表的一部分）

“她對年輕人是真愛，從心裡要培養我們，她為我們荒廢的十年感到可惜，比我們自己的感受還深。她因此對我們很嚴厲，我們當時害怕她，現在想起來卻好親切。”王瑞琴說。

（1983年，韋君宜（左二）去南方組稿時在淮安與當地幹部座談）

另一位帶給王瑞琴很大影響的，是人文社編審、詩人和翻譯家綠原。

夏天傍晚，綠原下班後總騎車去圖書館借書，王瑞琴也跟著騎車去借書讀。

“綠原什麼都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古典文學、詩歌……我們幾個年輕人最佩服他，常圍著他聊天，什麼都能聊。儘管他是我們父輩，儘管業務上我們跟他有很大距離，但在交往中，他就像同輩，就是擔任人文社副總編後也是這樣。”

綠原一生坎坷，卻從未對苦難屈服。在他的言傳身教裡，王瑞琴體會到“內心強大”的重要，現在，她把“要內心強大”掛在嘴邊，一遍遍講給年輕的編輯聽。

還有彬彬有禮的翻譯家蔣路。

（1989年，人文社翻譯家孫繩武（右二）、許磊然（右五）、蔣路（右六）、盧永福（右三）、陳斯庸（右一）應邀訪問蘇聯。）

他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屠格涅夫《文學回憶錄》備受稱道，他指導了《巴爾扎克全集》《托爾斯泰文集》等全集、文集的編纂，但當經手的稿子被校對員發現有一兩個錯字或不合適的標點，他總會站到門口，向校對員表示感謝。

“這是一些我們編輯和年輕人應該引以為傲的人，從他們身上，不僅能學到文化知識，學到怎麼編稿，怎麼寫前言，更能學到怎麼做人。”王瑞琴說。

2。人文往事

第一代人文社編輯聯手創造的氛圍、留下的傳統、埋下的伏筆，至今仍氤氳在朝內大街166號的大樓裡，潤物細無聲。

1958年1月，人文社從東四頭條搬到這裡。自此，再未離開。

（1956年，朝內166號大樓建成。1958年1月，人文社從東四頭條搬遷至此。）

現在，這幢見證著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灰色大樓，牆皮斑駁，5年前被掛上“已鑑定為危樓”的金屬牌。它和它的部分桌椅板凳，比大部分在此工作的人更年長。

人文社當代文學編輯室主任趙萍2003年畢業入社後，曾暫住社裡。她住的是“後樓”，一座位於人文社大樓後、看上去比大樓更“質樸”的紅磚小樓。

人文（社的“後樓”，馮驥才在這裡住過兩年，二樓是當代雜誌編輯部。記者王京雪攝）

1978年前後，馮驥才在“後樓”住了差不多兩年，創作他的首部長篇小說《義和拳》，由此進入文壇。他也是“文革”後，首個在中國拿到出版社稿酬的作家。

這種“借調式寫作”，是特殊時期的應急之策。作家們在“文革”時期被打倒了，為滿足國人迫切的閱讀需求，人文社從全國各地業餘作者中挖掘有潛質的苗子，“借調”到社裡脫產寫作，在編輯幫助下修改作品。

2013年，馮驥才將這段往事寫成《凌汛》一書，他說寫作動力是，“那個時代對待文學特別純粹，精神至上，在現在這個物質化的社會，特別讓人懷念和神往。”

（《當代》雜誌編輯部）

在馮驥才宿舍旁邊，是人文社1979年創辦的《當代》雜誌編輯部，路遙在此修改過中篇小說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

這篇後來獲得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的作品，此前已遭多家刊物退稿。在給《當代》編輯的信中，路遙說，如果這裡也不用，他將把稿子一燒了之。

《當代》主編秦兆陽讀完小說，立即請作者來京改稿。“秦兆陽等於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我走入文學的佇列。”路遙曾這麼說。

編輯鼎力扶持作者，這一傳統是人文社自馮雪峰時代開創的。

1953年，馮雪峰收到《保衛延安》投稿，隨即約見作者杜鵬程，幾乎手把手幫其進行大量修改，促成小說問世。

儘管絕大多數時候，編輯的姓名都隱身於作家和作品之後，但在人文社，還是留下了許多作家與編輯的故事，每個新人入社後，都會或多或少地聽說。

例如，曲波的《林海雪原》是編輯龍世輝花了三個月幫著改出來的。

又如，1973年，編輯何啟治在西安郊區街角找到推著腳踏車的陳忠實，勸其寫作長篇小說。1992年，他收到陳忠實的信，說寫完了《白鹿原》。

陳忠實後來回憶，將書稿交給人文社編輯時，他壓下了湧到嘴邊的一句話，憋得眼淚幾乎湧出來：“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

（“老頭版”的《白鹿原》。）

還有些故事沒那麼著名。

一輩子研究魯迅的老編輯林辰，72歲退休後，抱病主持編校《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直到78歲視力下降，不得已終止工作。“叢編”全部出版時，他幾近失明，決定將全部藏書在身後捐給魯迅博物館。

巴金曾寫信給編輯王仰晨，說：“是你默默地在給我引路。”

王仰晨協助出版過《天安門詩抄》，主持編纂《魯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是首屆“中國韜奮出版獎”票數最高的獲獎者。在同事眼中，他每天最早來，最晚走，像“擰在人文社這架大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直至離休，從來沒有鬆動過、從來沒有出過毛病”。有人推薦他去做領導，被他辭謝，他編了一輩子書，常跟人說，要“做一個合格的編輯”。

而促成被多家出版社退稿的《塵埃落定》出版的編輯高賢均，有句名言：“與其做個三流的小說家，不如做個一流的編輯。”

2003年入社後，趙萍跟著老編輯做的第一本書是王剛的長篇小說《英格力士》，原名《英語》。初出茅廬的她覺得“英語”聽上去像教材，建議改叫“英格力士”，小說於是有了這個特別的書名。

人文社編輯之間一直有“傳幫帶”的傳統。趙萍說，她從老編輯們身上學到了怎麼跟作家打交道，怎麼陪伴作家成長。

走在極具“穿越感”的大樓裡，她感覺自己在同一個空間，與不同時代登場的前輩們做著同樣的工作，用著同樣的傢俱，這是一種有溫度的傳承。

（人民文學出版社前樓入口。記者王京雪攝）

趙萍喜歡蒐羅人文社大樓裡的舊物件。她屋裡的沙發是幾十年前的老沙發，在她之前，不知招待過多少編輯和作家。在她接手後，蘇童、畢飛宇、徐皓峰等都曾在上面落座。

大約10年前，她在走廊上發現了一把被新辦公椅替換下來的老椅子，搬回屋後，在椅子背部意外發現了舊主人的簽名：“馮雪峰”，同事們紛紛圍觀，雀躍不已。

（馮雪峰的椅子）

3。時代在變化

幾十年來，人文社一直延續著一種“文學的氛圍”。

古典文學編輯室的年輕編輯說：“我們古典部的氛圍特別好，包括業務氛圍和人際關係。”

現代文學編輯室的年輕編輯覺得，社裡特別好的一點，是會給年輕人成長的時間。

在資深編輯腳印的工作室，2018年入職的編輯，工作兩年多，感到很幸福。“大家互相幫忙，合力做書，社裡有很濃厚的人文情懷。”

連多年前在這裡實習過的人，都還會在跟編輯聯絡時，提起在人文社編輯室，一群人坐在一起談文學的美好感受。

1989年，有出版社來挖王瑞琴，她去了兩天就跑回來。“太看不慣了，太沒有人文的感受了，人與人冷冰冰的，各幹各的，那種融洽的、帶文學味、有人情味的關係——沒有！”

像離家出走又自個兒回來的孩子，她覺得好像做了件錯事，掉著淚說再也不走了。有老編輯說：“小王，我就知道你得回來，哪兒都沒這好。”

讓王瑞琴留下的是氛圍，讓她差點離開的是時代的變化。

在過去，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以出版的作品掀起閱讀熱潮；還是1979年2月，召開全國部分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探討馮驥才《鋪花的歧路》、孫顒《冬》和竹林《生活的路》，三篇“文革”題材爭議作品能否出版；又或在改革開放初期，發表白先勇的小說，出版《臺灣小說選》，首開兩岸文學交流先河……人文社一直引領著文學出版潮流。

（沒有電腦的時代，外文編輯室編輯們使用的圖書生產記錄卡。記者王京雪攝）

但到上世紀80年代末，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這家老牌出版社的步伐卻顯得遲滯起來。

“這樣待下去有點荒廢，我想讓自己的一生更有價值。我是個充滿激情的人，像《哈利·波特》裡格蘭芬多學院的。”王瑞琴說。

出走歸來後，她依舊在思考這些問題。上世紀90年代，連編輯室副主任都還沒當上，王瑞琴以普通編輯的身份給社領導寫改革方案，探討怎麼能保有人文社的風格，又跟市場結合。

1999年社裡增設少兒編輯室和教材出版中心，前者由王瑞琴主持。

這一年，她發現了“哈利·波特”。第二年，人文社在版權大戰中擊敗6個對手，獨家引進了這套“全球最暢銷的系列叢書”，20年來“哈利·波特”及其衍生產品在中國的總髮行碼洋已達17個億。

“如果沒有‘哈利·波特’等海外奇幻作品的引進和鋪墊，我們出《九州縹緲錄》時，可能會遇到困難。”趙萍說。

2015年，人文社出版了江南的《九州縹緲錄》，這是人文社推出的第一本本土原創奇幻小說。

版權是2011年左右簽下的，之後編輯們花了3年，琢磨由人文社出版這類書籍時該呈現的“調性”，包括封面的風格。

文學隨時代發展發生新的變化，閱讀市場變得細分和多元。純文學之外，奇幻、科幻、懸疑等型別文學領域逐漸壯大。

人文社之後又出版了江南的《龍族》、網路作家貓膩的《慶餘年》等更多“接地氣”的作品，銷量可觀。

“當代文學編輯室，關注的就是行進中的文學，除了嚴肅文學，我們也會關注各種閱讀潮流，挑選優質的型別文學作品出版。”趙萍說。

爭議的聲音也有，但文學作品百花齊放，“如果我們只出版純文學，這個格局豈不太死板？”

趙萍提起上世紀80年代，暢銷書作家海巖在人文社出版處女作《便衣警察》，他的編輯告訴他，人文社選稿有兩個標準，要麼厚重，要麼創新。

人文社社長助理、策劃部主任宋強介紹，2017年以來，人文社發展速度迅猛，尤其近三年，利潤增長了幾倍。

“臧永清社長帶著大家一起努力，抓優秀原創文學，抓型別文學，抓暢銷書，同時不斷啟用既有資源，讓歷史積澱下來的版權資源重新煥發活力，例如我們把被讀者稱為‘網格本’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進行復刻，推出新版。我們還要拓展出版邊界，今年計劃成立社科出版中心，往社科圖書方向拓展。”

去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還與北京位元組跳動公司建立合作關係，將在三年內扶持百位知名作者入駐今日頭條、抖音等位元組跳動旗下平臺，讓更多優質作者走進大眾視野。

4。永生

有些東西變了，有些沒有。

“文學趨勢有不同發展方向，但不變的是大家對好內容的期待。我特別堅定地認為，文學是永遠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趙萍說。

回想十幾年前，一本優質的純文學作品賣出三五萬冊，就算很暢銷的成績。近兩年，一些青年作家的純文學作品一年內就能有幾十萬的銷量。

國家一直在提倡全民閱讀，老師和家長們也越來越重視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新的讀者群似乎成長起來了，而編輯要先跟作者找到共鳴，再跟不同讀者找到共鳴，最後為他們找到與許多書中的某一本相遇的理由。“這是很有幸福感的事。”趙萍說。

“我總在說希望人文社老一代的人文精神能被傳承下去。無論時代怎麼變，這種給人以精神振奮的東西應該是不變的，而且是能支撐著這家出版社永生的。”王瑞琴說。

10年前，人文社60週年，讓每人都寫句贈語，她寫的是：在激烈的競爭與淘汰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永生。

（校對科堆積如山的校樣）

“不要虛度年華。”王瑞琴背誦起奧斯特洛夫斯基激勵過幾代人的語錄，“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

在那些自覺肩負文化建設使命，博學、勤勉、敬業，不計酬勞，默默服務於作家和讀者的老一代編輯身上，她一次次聽到這段話的迴響。

（牛漢與《新文學史料》工作人員合影，從左至右為牛漢、黃汶、李啟倫。）

王瑞琴的先生早年曾在人文社的魯迅編輯室工作。去年冬天的晚上，他來社裡接王瑞琴，站在前後樓間的空地上等待時，夜色中，那些昔日無比敬重、親切的前輩們彷彿撲面而來——牛漢、林辰、王仰晨、秦牧……

他對每座樓鞠了個躬。

“那之後，我也有這種感覺，每次站在那裡，就像能遇到老一代的魂靈。就像我們同事王培元寫的那樣。”王瑞琴說。

已從社裡退休的人文社編審王培元曾經這樣寫道：“有時似乎覺得馮雪峰、聶紺弩、樓適夷、張友鸞、鄭效洵、王任叔、孟超、林辰、韋君宜、陳邇冬、秦兆陽、蔣路等前輩的魂靈，就在166號這座幽深寧靜的大樓裡逡巡、遊走。他們在看著你，眼神裡流露出信任、希望、鼓勵和期許。”

值班主任丨劉宇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