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黃河決口，大清靠誰解決？

如果黃河決堤嚴重嗎

作者：瑞鶴

圖片/排版/校對：循跡小編

全文約5000字，大約需要1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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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你們熟悉又陌生的

方生老師

給大家講有趣的歷史故事。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想必是很多人從小耳熟能詳的一句話。但是稍有常識的人也都知道，黃河的水患自古不絕，這也是懸在歷代統治者和民眾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科學尚不發達的古代，黃河什麼時候會鬧水災，會鬧多大的水災，這是很難說的準的。於是，歷朝歷代只好嚴防死守，萬一黃河決口，沖垮了民房，造成災民遍地，對於統治者這都是小事，

但氾濫的黃河可能直接中斷南北漕運，這對於皇上來說可就要了命

。

更嚴重的是，如果這些災民聚眾成盜，落草為寇，這對於朝廷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總之，不論如何，一定要把黃河治理好，這是歷朝歷代的政治任務。

黃河在歷史上數次改道，深刻影響了下游的生態環境和中華文明的歷史程序

但是，政治任務大不過自然規律，黃河決口在歷史上屢次發生。

箇中原因其實並不複雜，初中生都會知道，黃河上游沖刷下大量的泥沙，到了中下游，水流變緩，泥沙淤積，河床抬高，變成了地上河。在古代，技術不發達，

造堤壩也只能延緩黃河氾濫，不能阻止

，從這個意義上講，黃河的決口是必然的，就看時間了。

黃河下游開封的地上河示意圖

站在治理黃河的角度講，大清王朝算是倒了血黴。黃河自宋朝決口改道之後，一直歷經幾朝幾代，雖然有水患，但不至於連河道都改了。

1855年，也就是大清咸豐年間，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以前從江蘇北邊入海，現在改到山東那裡入海，這次黃河改道讓很多地方成為了鹽鹼地，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現在的豫東，蘇北，都變成了人間地獄般的景象，賣掉兒女，餓殍遍地，這樣的事兒根本不新鮮，廣大黃泛區民眾為了生存，鋌而走險。

例如跟太平天國同時期的捻軍，就是在這種地方發端的。

1855年黃河改道

黃河水患危及了清政府的利益，但當時清廷正全力對付太平天國起義和捻軍起義，軍務緊張，無暇也無錢治理黃河。南河總督楊以增上奏清廷，口門“暫緩堵築”，這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許。於是，黃河的河道就這麼固定下來，直到今日。

這次改道之後，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光緒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9月30日，黃河在鄭州這裡又決口了。這次決口沒讓黃河改道，但是後果很嚴重。決口處最初只有30餘丈，三天過後竟然變為300餘丈，擴大了十倍。缺口這麼大，直接導致黃河下游正河斷流。滾滾黃河水流入賈魯河、淮河，豫、皖、蘇“三省地面約二三十州縣盡在洪流巨浸之中”。

當時的大清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災難統計學，這次水災死了多少人，自然也是沒有確切的數字。歷史學家A∙H∙戈德比

估算此次災難最保守估計致使150萬人喪生

，最高達700萬人。另一位歷史學家彼得·霍夫的資料保守的多，他根據各種資料，宣稱1887年黃河決口致使90萬人罹難——即使是“保守估計”，這個死亡數字也是駭人聽聞的，霍夫將其稱之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

學術界對具體的死亡數字有爭議，但這次黃河決口，造成的死亡人數非常多，這是大家的共識。清史研究學者夏明方稱其為“近代中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災害”。

清代湖南著名的愛國詩僧釋靜安，曾為這次黃河水災寫了一首悲痛的詩歌《鄭州河決歌》：

“嗚呼！聖人千載不復生，黃河之水何時清。濁浪排空倒山嶽，須臾淪沒七十城。蛟龍吐霧蔽天黑，不聞哭聲聞水聲。天子宵衣夜長嘆，詔起師臣出防捍。帑金萬錙添洪流，黃河之工猶未半。精衛含愁河伯怒，桃花水訊益汗漫。明庭下詔罪有司，有司椎胸向天悲。吁嗟乎，時事艱難乃如此，

餘獨何心惜一死。捨身願入洪流中，抗濤速使河成功

。”

大清治黃河下了血本，但還不夠

詩人說，“餘獨何心惜一死。捨身願入洪流中”，其心可憫，但真正治理黃河，這件事情遠遠超出了任何個人和組織的能力，只能官府出面。中國歷史上，治水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就催生了中央集權，這是一個很盛行的觀點，對不對暫且不論。這次黃河決口，後果比1855年嚴重得多，這當然需要更加“集中力量辦大事”，舉全國之力去擺平黃河了。

光緒年間，大清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但是黃河這事兒事關國本，絕不能含糊。從1887年到1889年，清政府花了兩年時間堵決口，修理鄭州這裡的堤壩，史稱“鄭州大工”。這次“鄭州大工”花了1000萬兩銀子，這是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這麼多錢都投入黃河，清政府就徹底沒錢了。

當時的戶部尚書翁同龢眼看著國庫見底，給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提出了幾條建議，這當中就有一條，“南北洋武器全部停買兩年，所有錢給黃河”，翁同龢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

籌辦海防固屬緊要，而河工鉅款，待用尤殷，自應移緩就急，以資週轉……均請暫行停止，俟河工事俊，再行辦理

！”

大清戶部尚書翁同龢，他的很多所作所為充滿爭議，但治理黃河真的沒錢，只能去動海軍的錢了

北洋海軍當然重要，

但比起海軍，治理黃河水患顯然更重要得多

，因為要治理黃河，所以北洋海軍自1888年之後就很少買新船新武器了。當時的大清夠倒黴，哪兒哪兒都需要花錢，事有輕重緩急，黃河救災不能等，那麼就只有委屈海軍了——當然，慈禧太后要修園子，辦壽辰，也是需要花錢的，這筆銀子也省不得。

翁同龢請求停止給海軍撥款，站在現在看，後果當然是非常嚴重的，但是誰也不能預測未來，在當時的情況下，“挪用海軍經費治理黃河”很難說做錯了什麼。要怪的話，也只好怪老天爺了。

北洋水師的定遠號鐵甲艦。在19世紀80年代末，世界海軍技術進步一日千里，但北洋水師卻因為種種原因停止了進步，這其中，整治黃河是重要的原因

劉鶚，老殘遊記和黃河

當然，治理黃河是個技術活，光有錢還不夠，還得有專業的人才。但是在大清，朝廷大員都是透過科舉制選拔的，這些的當官的，說到四書五經頭頭是道，甚至也有可能個人操守非常好，但是對於專業的技術問題，大人們就束手無策了。黃河決口之後，這個問題也暴露了出來。

光緒帝對黃河非常重視，讓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李鶴年和河南巡撫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復派禮部尚書李鴻藻到工督修。但到了1888年五月，眼見著花了900多萬兩白銀了，但決口之處還沒堵上。

光緒皇帝龍顏大怒，把這些官吏統統革職，換上了新的負責人吳大澂。俗話說“換帥如換刀”，這吳大澂到了沒幾個月，當年年底，黃河堤壩就給堵住了，也就是說，統共花了1000萬兩白銀，

用在刀刃上的也就100萬兩

。

吳大澂其實也是個典型的官大人，對於治水也不怎麼精通。他能成功，在於他的幕僚中有一位特別能幹的人物。此人名叫劉鶚，可能很多人知道他，也是因為《老殘遊記》，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對於治理黃河，也是頗有心得的。

吳大澂照片

劉鶚沒經歷過科舉，但對於數學，地理這些士大夫看不上的東西，還是比那些士大夫稍微在行一些，而且一直關心黃河水患。

他給吳大澂提出了“束水攻沙”的辦法

。

所謂“束水攻沙”，道理並不複雜。黃河之所以年年氾濫，那是因為泥沙淤積。如果光是堵缺口，因為上游的泥沙還在堆積，這其實是沒用的。要想治住黃河的洪水，最根本的是要解決泥沙的問題。在古代，指望去把沙子挖出來是不可能的，最現實的方式就是

把河道收窄，讓水流加速，這就能沖走更多的泥沙

，此之所謂“束水攻沙”是也。

劉鶚的照片

這辦法其實也不是劉鶚的首創，明朝萬曆年間的水利專家潘季馴就用過，還寫過書。但是，

這類水利專家的著作，在古代中國不被讀書人看得起，

所以漸漸也就被忘記了，只有劉鶚有心翻這類書，才解決了這樣的問題——應該說，這類書到清朝末年還能有留存，算是僥倖的。

在科舉制度下，許多和功名無關的東西，大約就算有，也得隔一段時間被“重新發明一番”，實在是無奈之舉。

劉鶚不但提出了治理黃河的理論，還親自跑到第一線去，跟民工們一起幹活勞作，工地上別人都搞不定的事情，交給劉鶚就基本能搞定。正是在這位幕後能人的操勞下，黃河決口終於堵上了。

等黃河決口堵上之後，吳大澂親筆撰文立碑以示紀念此次事件。其實能把決口堵住，劉鶚是首功之臣，但他沒辦法在科舉制中脫穎而出，有天大的功勞也無濟於事。治理黃河之後，劉鶚什麼功名都沒撈著，只是跟著吳大澂繼續在濟南當幕僚。

在濟南，

劉鶚根據自己考察黃河河道的經驗，完成了第一部用近代技術測量的黃河圖，上面還標有經緯度，這在當時的中國堪稱是創舉

。但這麼重要的東西，朝廷也並不重視。按照史料記載，光緒皇帝看到了這張圖後，就把它放進了故宮的檔案館，然後就沒了下文。

諷刺的是，劉鶚現在更多為人所知的，反而是他的小說《老殘遊記》

於是劉鶚也只好在閒暇時間寫小說，這才有了《老殘遊記》。小說裡，他很隱晦地提到了黃河水患。全書開篇第一回中，就有一段奇文，他說，“這年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潰幾個窟窿。今年治好這個，明年別處又潰幾個窟窿。經歷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都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在暗指黃河了。

不過劉鶚畢竟還是立下了不世奇功，要是一點功名都不給，那也說不過去。這次治河之後七八年，劉鶚才憑著自己“水利專家”的名分給保舉了個知府。在當時科舉獨木橋的情況下，劉鶚這樣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民間賑災力量的興起

當然，決口是一碼事兒，賑濟災民是另一碼事兒，那些災民朝廷是真的顧不上了。

大清沒錢，戶部尚書翁同龢想盡了各種辦法，海軍買武器甭想了，還要對鹽商大戶下手，甚至還要求官員們降低俸祿，等等等等。就這樣，錢還是不夠。這次水災，傷亡這麼慘重，

跟大清“想管住一切卻沒錢”關係非常大，說到底，也還是人禍

。

無奈，大清只得求助民間力量。

本來，民間自發地結社和互相救助，這很正常。但在高度集權的古代中國，這事兒是被嚴厲禁止的。

民間哪怕想借著“做善事”的名義籌款都不行

。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對民間的統治力有所下降，這樣的民間組織很快地遍佈東南沿海，特別是上海一帶。

當時的上海富商，如盛宣懷等人，廣設善堂，這些善堂的資金來源是上海各行各業的商戶，而善堂的幫扶物件是全國遭遇不幸的人們。

大清國看著這樣的東西，又恨又沒辦法，只能在報紙上對民間的這些組織冷嘲熱諷，說什麼“這些商人雖然心是好的，但組織很差勁”這樣的話語。

盛宣懷，晚清著名的實業家

等黃河出了這麼大的事，官方根本救不過來，那麼只能等著民間的救助了。這時候，官府的報紙對民間義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過去他們對這種民間組織有多傲慢，現在就有多跪舔

，那會兒的一則官府電報是這麼說的——“伏求海內大君子，上體時艱，下恤民困，籌濟鉅款，俾速橫行”，都把民間商人說成“大君子”了，這帽子戴的多高啊，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清政府沒覺悟讓大家愛國，把不捐錢的奸商釘上恥辱柱。

不過，商人們大抵還是愛國的，電報一發布，來自上海，廣東，甚至南洋地區的民間組織，都紛紛捐款了。只不過，清政府堅持表示，

這些捐款要由朝廷統籌利用

，所以到底有多少錢真正幫助了災民，實在可以打一個問號。

1888年，民間義賑的領袖之一李秋坪因積勞成疾而去世。本來，這樣的民間人物，不在體制內，死了也就死了，官府不可能有所表示。但這一次，清政府對此高度重視。例如，《申報》在他去世後的12天裡就刊發了兩篇關於他的長篇傳記，其中約1，600字的一篇還是頭版頭條。給一個平民這樣的哀榮，這在大清國都是不多見的。

可惜，清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想扶植民間力量，

當黃河水患過去了，民間義賑也就被打入冷宮

。只不過，經歷了清朝末年的各種天災人禍，民間力量已經發展壯大，請政府也在各種花式作死中越來越弱，喪失了許多對民間的統制力。當初參與了義賑的江南紳商，比如盛宣懷等人，也成長為近代史上不可忽視的角色，等到了20世紀，清政府修路，開礦，往往捉襟見肘，實在不得已，還得找盛宣懷他們去借銀子，甚至還要找民間籌措資金——當然，這些錢後來有不少都在股災中打了水漂，由此引發了保路運動，乃至武昌起義，這都是後話了。

大清藥丸，這是命中註定的事情

所謂國家，

本身就是民眾用沉重的賦稅供養的

。老百姓遇到災難之時，國家本來要以專業的力量和強大的組織能力幫助大家度過難關，這也是近代國家最基本的底線。

而大清在1887年的黃河水患中，其表現屢屢突破底線，這也證明了這樣的政府已經喪失了近代法理上存在的意義，那麼日後所謂的“大清藥丸”，也就只是時間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