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神秘與幽深的

我回到曾經生活過的陶街，原來住過的那幢小洋樓，被改動拆卸得面目全非，除了地上的花街磚沒有被挖掉，其他門窗和建築構件都不翼而飛。這幢洋樓建於民國時期，頗具西洋建築的風格。提起廣府的建築，大多想到的是西關大屋，如陳家祠，青色磚牆，飛簷斗拱，豐富多彩的浮雕灰塑，大門上的門神武將，非常搶眼。而在城郊外我也有座祖屋，是青磚瓦房，它的佈局，除了有一個比較統一的天井外，影牆上少不了鑲嵌著一塊“天官賜福”的匾額。通常的大戶人家，都有比屋脊更高的巨耳般的山牆頂，我們都叫它鑊耳房。炊煙在烏黑的瓦頂升起，爐灶跳動的火苗，堆在鍋灶邊的柴火，屋外的田塍和果林，回想起來都免不了帶我走進童年的夢鄉。不過，印象最深的還是在陶街住過的這座小洋樓，若干年後寫東西，心中浮現出一座揮之不去的洋樓的影子，包裹著自己的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和幽深。

我認識好幾位生活在這種老洋樓的主人和他們的後代，我把他們視為世家子弟，他們祖上家道都比較殷實，後來不同的命運遭際，又讓他們身上帶上不一樣的氣質，有了各自的待人處事的方式。

小時候的一位朋友，我們戲稱他為“秋官”，大家聚在一起，總愛用一句典型的粵語“官仔骨骨”來形容他，不懂粵語的朋友念起來比較拗口，但用來形容我這位朋友，再貼切不過。他是那種從西關大宅出來，有比較良好教養的人。一家人都是老西關，聽說他住過的那座老宅，亭臺樓閣，曲徑通幽。不過在“文革”期間，老宅被侵佔，他們一家人只能龜縮在很狹窄的角落裡起居生活。他不像街上的孩子那麼野，時不時爆一兩句髒話，他與任何人接觸都顯出教養和禮貌，對誰都很客氣，穿戴不華貴，卻整潔清爽。不過，不管是長期相處，還是萍水相逢，你都會察覺他有意無意地與人保持著一種距離，這種距離很多時候是含蓄地隱藏在溫文的笑意中的，說話的聲調不高，而且話總是不多。後來環境有所改變，他家不再受到排擠，很快憑藉海外關係舉家移民。他身上有著家族所遺傳的基因，那是一種骨子裡的東西，只要有適合的土壤，他沉睡中的神經突觸就能在一夜間甦醒，找到往上攀登的途徑。他到美國讀書，攻讀建築設計。現在滿世界跑，觀光、考察，研究各個國家不同的建築風格。

當然，也不是所有世家子弟都能夠在壓抑中爆發，也有比較低迷的，或是持著另一種人生態度。我的另一位朋友蘇哥，也是一位典型的西關少爺。他祖上留下一座非常漂亮的西洋老宅，這座老宅現在還聳立在恩寧路，成了網紅打卡地。蘇哥的父親幾兄弟分家後，蘇哥依靠祖業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他最喜歡的就是吃，嘴吃得很刁。他父親是霍元甲上海精武體操會的弟子，打得一手好螳螂拳，在西關設立武館開班授徒，又教習欲出國留學的學生英語，興致來時，英語先不教了，摟著女學生在寬敞的客廳跳上一支華爾茲。閒來撫琴、喝茶。有時回到鄉下，專挑雨天，跑到田地裡的茅坑，擔著一把傘，隨手砍下香蕉葉子，擋在頭上，咬著一根菸管，蹲在茅坑上，美其名曰：“雨打芭蕉。”

最令我難忘的還是我去國懷鄉的何老師。他是我的鄰居，我有時會到他家裡幫忙，他就教我寫字，現在家裡藏著的一大箱字帖，都是何老師買給我指導我臨帖用的。他身上有一種悲情色彩。他與馬思聰是好友，家中藏有一把價值不菲的小提琴名琴，我懷疑是斯特拉迪瓦里級別的，現在不知遺落何處。由於他曾供職於國民政府，1949年後只能在街道幹砸石子的工作，他的要求進步的姊妹都紛紛與他劃清界限。他很孤單地與女兒廝守，後移民隨嫁到美國的女兒一起生活。有一年，他寄來一首《鷓鴣天》：“鷓鴣何事惹人愁，聲聲喚到望鄉樓，旅居異國情何繾，一縷幽思夢廣州。”詞寫在一張宣紙上，鈐上印章讓我存念，隨信寄來的明信片上寫著：“最憶是廣州。”我彷彿看到何老師臉上的憂愁，不知他在美國生活得怎麼樣。他生前歷時數年編選了一冊《歷代女詞人詩鈔》，用工整的小楷謄寫，囑託我幫他出版，很遺憾到現在我也沒有能力和機會實現他這個遺願。

這次到陶街，我是去探望舅媽，隔著一扇破舊的蝴蝶門，透過趟櫳望進去，裡頭是一道幽深的長廊，我與舅媽的眼神相遇，就像看無聲的電影，舅媽臉面沒有任何表情，兩顆混濁的黑核子，似乎滯黏在灰色的眼白上。她動也不動地望著門外，目光中已經失卻了交流的慾望和可能，我不忍心多看，想迅速逃離。身後的陶街靜得讓我錯以為舅媽成了一尊木偶。我彷彿感到距離另外那個世界，僅一步之遙。周圍是沉寂的，似乎聽不到任何聲響。

沒多久，舅媽就被送進精神康復中心，我到專門收治精神障礙病人的醫院探望她。她住在三樓，醫院的護工問明瞭要探望哪一位病者，“嘩啦啦”幾聲，緊鎖的鐵門打開了馬上又鎖上。那情形就好像鐵屑扎進眼中晶狀的球體，彷彿被推上手術檯，接受一場外科手術的洗禮，所要舉行的儀式，是把你與外面的世界切割開來。每間病房裡簡單得除了天花板和四周刷白的牆壁，只有每天更換一到兩次的輸液吊瓶，此外再沒有什麼圖景會刺激到患者的中樞神經，讓他們產生不必要的亢奮。病床上有些病者剩下一副掏空了水分和脂肪的骨架，鼻子牽掛著氧氣管。他們唯一的肢體運動，就是被護工有些粗魯地搬弄和擦洗他們起皺的身體。

躺在病床上的舅媽瘦得無法支撐著坐起來。她一眼就認出了我，以至我產生懷疑，她是否還是那位逐漸喪失了時空概念的老年痴呆症患者。

我告訴她，舅走了，是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這位不斷丟失記憶的病人，她眼中滲出了淚水，含混地說：“這麼可憐，這麼可憐！”

我買來的蘋果，她大口地啃著。

我問護工：“她情況怎麼樣了？”

護工慵懶地坐在一邊，隨意打發了我一句：“好多了。”

她好像很餓，大口地吃了好幾口蘋果。

我說：“舅媽，蘋果有的是，慢慢吃，不用急，你飯吃了嗎？”

“我還沒吃。”

護工馬上辯解說：“她剛吃了飯。她常這樣，吃了又說沒吃。”

蘋果吃了一半，她咬著它，望著天花板。她的頭頂懸空掛著一臺電視，畫面播放著活色生香的世界，護工眼眨都不眨地盯著電視。我真想衝進醫生辦公室質問，為什麼要將舅媽安排到這種病房，安裝電視是給誰看的呢？

我要走了，握著舅媽枯柴般的手，說：“我會再來看你的。”

走出病房時，護工問她：“誰來探望你了？”

她兩眼直盯著天花板，說：“沒有人來看我。”

我下樓梯時，鐵門“咣噹”關上了，依然那麼尖銳、冷漠，雖然聽不到墜落的聲音，但我感到那就像是往最深的深淵墜下的一種自由落體，堅硬，決絕，沒有迴旋的餘地。

這種垂直的運動，直接將我的視線與另外一位親人的目光對接了起來。

我到現在仍不敢回想姑父的眼神。那天，我表哥從荔灣醫院接姑父出院，他不是第一次住院，我也不是第一次協助表哥帶他回家休養，我明白，醫院只能減緩他老年痴呆的速度而已。

從環市路拐向同德圍，計程車並不好打。那時滴滴打車還沒有出現，我在馬路對面跑來跑去攔截計程車，幾次眼巴巴地望著計程車屁股冒煙開走。無意中，我望見坐在醫院門口的姑父，他坐在輪椅上，側著腦袋，也許這個角度看過去，他的目光更像是在睥睨著周圍的行人，但這又是讓人無法準確把握的目光。陽光燦爛，過往的行人是那麼健康，而生活正常得能夠無視任何人的任何異常。

我無法把諸如絕望、無奈、不解，甚至怨憤等臆測，隨意地強加到姑父被時間處置過後的眼神上，畢竟，他心靈的這扇窗戶損壞了。

不過，我相信，那是一種失去意志後，潛意識裡出於防範而表現出的質疑的本能，他在燃燒生命的最後的燭火，求得一絲體面和尊嚴。

姑父原來住在西關的時候，風雨不改地去荔灣湖公園打拳練劍，但自從姑媽走後，他的家從老西關遷到鵝掌坦，他開始逐漸變得沉默。他是個承受力很強的人，有什麼心事從不表露，為人寬厚，但當身邊另一半走後，他徹底沉默了。誰都不知道他沉默後的世界，似乎也沒人有耐心傾聽他的故事。

當我們想重新進入他的世界的時候，我們和他之間已經無法交流了。他常常在睡夢中喊著自己的女兒，有時他在幻覺中，告訴身邊的人，他正在抗戰的列車上，逃離戰火。雖然姑父一直處於這種近乎失重的狀態，但我仍感到他是在以沉默的方式，抵禦著時間的遺忘。

這既不是妥協，也不是絕望，無論仍在時間的序列，還是被時間遺棄，他們都在忍耐，都在承受。

走進這些老宅，重新想起這些故去的親人，他們大多已消逝於風中，有的沒有能夠躲過時代變遷的碾壓。親友間曾津津樂道的位於光孝路的劉家大院，佔地幾百平方米，魚池、鳥籠、假山、盆景、花園、滿洲窗，現在都只能在記憶中回想它昔日的光景了。他們和它們就像一隻從身邊溜走的貓，再無法透過撫摸它的絨毛，感受它的體溫和柔軟的感覺，而我總想擁有那麼一段時間，去細細回味那種顫動和暖意。小時候經常從抽屜裡拿出舊照翻看，照片上那些聳立在田野和池塘邊、像碉堡似的建築，讓我著迷併產生疑問，母親告訴我，這是碉樓。當時的開平碉樓，還沒有受到世人矚目，但這種迥異於一般民居的建築，仍深深地刻在了我腦海裡。直到有一天，在一片初秋的稻田上，夕陽的餘暉中，我仰望著一座高聳的歐洲古堡式的建築，樓頂“六也居廬”四個字尤其讓我迷醉。它出自曾外祖父之手，這座雜糅了西洋建築風格的雙子樓也由他出資興建。這時候，我還沒有感覺到，一根神秘的繩索，已經把我與祖先的靈魂牽繫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