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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 由 小魚歷史達人 發表于 垂釣
  • 2021-09-29
簡介《宋書·謝靈運傳》曾記載謝靈運出守永嘉一事,謝靈運在政治上不得志,於是辭官後隱居在會稽、永嘉、上虞一帶,“伐木開徑,直到臨海”,以尋幽探勝的生活方式,遍訪吳越佳山水,留下了許多清新自然的山水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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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在古代本為東南僻遠之隅,它在兩個地域性的諸侯國之基礎上一步步發展而來,隨著歷史的變遷、人文的沉澱,兼其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逐漸演變為山水秀美、人文薈萃的靈秀之地。

初盛唐時期,漫遊風氣盛行,

而不少文人遊子都曾對吳越之地懷有強烈的嚮往,有過吳越漫遊的經歷。

宋之問、孟浩然、李白、杜甫、李頎、崔顥等人都曾在吳越漫遊過,且留下了不少精彩的詩篇,

在當時文人士子之間掀起了一股“漫遊吳越”的風潮。

而這種風氣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內在條件與外在條件,與吳越的歷史定位及發展有密切關係。

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一、會稽風雅地

吳越一帶山水,向來為文人雅士所喜愛。永嘉南渡後,北方士族大量往南方遷移,吳越的靈秀山水進入更多士族的視野。且因當時流行的玄學“自然說”之影響,社會上的山水自然觀念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山水審美意識逐漸覺醒。東晉永和年間,士族中掀起了一股以遊賞山水為樂的風氣,

遊賞地以越地的會稽郡為中心。

《晉書·王羲之傳》曾載:“

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

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羲之同好。”這類文人的聚集,使得較高的文化素養與山水審美經驗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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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奠定了我國古代真正意義上山水詩的藝術基礎,成為一種風雅的魏晉文士風度的外在表現形式,尤其為處於開闊自由的社會環境中的唐人所傾慕、稱許。初盛唐詩人受南朝文化的影響,

對魏晉名士當年流連之地興趣濃厚,不免有追慕其風度,前去遊賞之想。

會稽郡秦朝初設,轄地較廣。發展,會稽統轄山陰、上虞、臨海、餘姚、鄞、諸暨等地,成為“三吳腹心”。

會稽憑藉其優越的地理條件,

在南北政權對立中也處於一個較為安全的地帶。晉元帝曾評價說:“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加上秀美怡人的自然環境,東晉王、謝、庾、許等北方望族均遷居於此,避亂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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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謝氏定居始寧,庾氏、許氏居於山陰,孫氏家上虞,李氏寓剡縣……會稽境內多名山秀水,其間山峰隆峻,雲霧繚繞,松竹楓柏,疏朗翠翹,幽壑清潭,溪水潺潺。其上虞東山、山陰蘭亭、始寧以及剡縣等地,

早已成為了士族文人們的風流蹈逸之處。

《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載“羲之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足見王羲之對吳越山水的喜愛。

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澄懷觀道,俯仰自得。

歷史上,王羲之曾在會稽山陰之蘭亭,召集謝安、孫綽、庾友、桓偉、魏滂等名流,借修禊之名進行文人雅趣集會,在蘭渚山下暢敘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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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流觴,拔禊賦詩,林谷山水間,清雅風流,雖雅集已矣,但文士間那種流動的情致、高逸的風格,以及對人生俯仰一世的思考,

都使越中會稽之地,更具風雅意味。

自此,蘭亭雅整合為歷代文人雅集的經典,引得後世紛紛效仿。

如李白、王昌齡、高適等人的“琉璃堂雅集”,白居易等人的“香山雅集”、韓愈、王勃等人的“滕王閣雅集”,

都是唐代較為典型的文人詩酒雅集活動。

王羲之的到來,加強了會稽的風流文采,而歷史上不少享有盛名的隱士,如許詢、支遁、謝安、阮裕等人,均在會稽有長期居住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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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高壓的政治環境,魏晉士人選擇向越中這塊自然之地尋求內心的開解,在遊覽山水中追求心靈的平靜,人格的自由,留下了一段段風流玄遠的傳說。所謂“山陰道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吳越之地因其歷史上曾出現過的文人、集會,帶有清雅的情韻、高蹈的風範,

吸引著無數唐人想要重走山陰故道,重蹈魏晉風流。

二、唐人羨風流

初盛唐詩人慕名來到越中,除了被自然美景所吸引,更多的原因,

是來源於南朝文化氛圍對唐代士子的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分裂,大唐王朝出自於北朝系統,即從北魏——西魏——北周——隋——唐這樣一路發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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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周的建立者是鮮卑人,楊隋、李唐的皇室,雖然是漢人,卻也有著北方遊牧民族的血統。數百年分裂,使南北方形成巨大的文化差異。隋唐皇室,雖源出於北朝,但十分傾慕南朝文化。如隋煬帝下江南,廣致江南文士為賓友,寫文章偏好庾信體,

這都是親近南朝文化的表現。

而唐太宗也同樣欽慕南朝文化,

不僅詩文效徐庾體,廣納江南文士,尤其鍾愛王羲之的書法。上層統治者有這樣的傾向,影響到文士間,大部分詩人也受此風氣影響,成為南朝文化的崇拜者。如李白一生十分推崇謝靈運,曾作“吾人詠歌,獨慚康樂”之句。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受到鮑照的直接影響,尤其樂府詩,剛毅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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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謝安,更是李白心中的政治偶像,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十分嚮往謝安東山再起、功成身退的事蹟,將其作為自己心中的為政楷模。

《宋書·謝靈運傳》曾記載謝靈運出守永嘉一事,

謝靈運在政治上不得志,於是辭官後隱居在會稽、永嘉、上虞一帶,

“伐木開徑,直到臨海”,以尋幽探勝的生活方式,遍訪吳越佳山水,留下了許多清新自然的山水詩。

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如遊平陽縣城西嶺門山時,贊“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的新奇青山,過始寧墅時,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的山林泉石,過樂清縣斤竹澗時,賞“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的自然晨景,詩境清新,

透出了大自然的虛靈之意和方外之趣。

且不必說“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等名句,自然生動而富有韻味,讀來愈增吳越山水之魅力,讓初盛唐文人對吳越勝地生髮出渴望“往遊”之情,

是詩人們漫遊吳越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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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之地曾有許詢、謝靈運、王羲之、支道林等魏晉名士在此訪遊,玄虛清談、蘭亭雅集,

而宋之問、李頎等人仍仰慕這種風流傳統,

欲效仿之。宋之問在《宿雲門寺》一詩中言:“庶幾蹤謝客,開山投剡中。”循著謝靈運的蹤跡,宋之問欲入剡中一遊。

李頎《送山陰姚丞攜妓之任兼寄蘇少府》中有詩云:“落日花邊剡溪水,晴煙竹裡會稽峰。……他日知尋始寧墅,題詩早晚寄西人。”則

更清晰地表達了在魏晉文化傳統的影響下,唐人對魏晉名流的追慕,對吳越山水勝蹟的嚮往。

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謝靈運在《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於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中曾有“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的出行計劃,

而李白也有仿謝登天姥的想法。

《宋書·謝靈運傳》記載謝康樂“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為方便登山謝靈運發明了“登山木屐”。

李白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就曾呼應謝公做法:“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夢到自己穿著謝靈運發明的登山木屐攀天姥山。在夢中,李白追尋謝靈運腳步,欣賞剡中美景,留下了不少精彩的詩句。受謝靈運影響,

他也十分嚮往吳越天姥山的勝景,欲入剡中一遊。

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還有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稱:“紹雲川古難,石門最可觀。……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

都表現了唐人在前代文化傳統的引領下,對吳越山水與勝蹟的嚮往。

詩人並非只是簡單地對眼前景物進行了描繪,而是在描繪、呈現自然物象的基礎上,

結合了詩人的吳越漫遊感受,融入了詩人們豐富的

情感與生活體驗。

在初盛唐詩人的吳越漫遊詩歌作品中,詩人們有意識地將主觀感受

投映到

山水景物的描寫當中,在描摹山水的過程中融入主觀情感,借景言情,寓情於景。

初唐詩人漫遊風氣之慕,魏晉之風雅

詩人們從個體主觀的角度去感受山水景物,將景與情的表現範圍都進行了進一步開拓,漫遊詩人結合漫遊實際,逐漸實現了主觀情感與客觀景物的融合。在漫遊詩人的筆下,山水不再是單一的客體,而是物我結合的審美物件。這種情與景的交融,

使山水詩逐漸擺脫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弊病,具有一種情景渾融的蘊藉之美。

三、總結

對於魏晉名流的追慕在初唐十分普遍,即使是詩僧皎然、貫休等方外人士

所作之

詩,

都突出表現了當時文人一種普遍的心態。

詩僧皎然《贈邢臺州濟》詩云:“海上仙山屬使君,石橋琪樹古來聞。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皎然此詩即從東晉孫綽《天台山賦》和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嚮往天台山,派人繪畫天台山的事蹟中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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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休《送僧遊天台》也曾言:“已有天台約,深秋必共登。”

可見魏晉名士的風流雅韻吸引著初盛唐的詩人們前往吳越,

在遊覽山水中,緬懷先賢,追慕高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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