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競賽，不選秀，只要勇敢地拍電影

憂鬱的憂可以組什麼詞

幾天前，青年攝影師朱怡遙第一次衝進噴泉裡拍攝。

為保護好鏡頭，她穿上了雨衣，在噴泉裡站著、跪著、跑著。比起捕捉到想要的畫面，這些對一個攝影來說不算什麼。

朱怡遙之前的鏡頭大多細膩、精緻，這次拍《太陽雨事件》，她想用有粗糙感的鏡頭語言。“開拍前也想過要讓畫面很有風格，讓人覺得這個攝影很有想法，但後來發現如果這些不能為故事和人物服務，就都要大膽捨棄掉。”朱怡遙對毒眸說。

《太陽雨事件》是今年FIRST訓練營完成的7部短片之一，另外有《來客》《如斯》《屬於我們的黑夜》《狗兒子》《拼圖》《鐵三分》共同在“對立面”的主題下創作、拍攝，組成了《對立面》這部影片。

“膽子要大”是今年FIRST訓練營的口號，它意味著對年輕一代拍電影這件事的期待：拍爛了也無妨，過程最重要，拍著拍著就會有成長。

“第一，這不是競賽，第二，我們也不是在選秀。”訓練營年度導師鄭大聖導演對毒眸表示，訓練營的意義在於“拍”，“實打實地經歷一次拍電影”。

7月19日，訓練營正式開機，每組只有三天的拍攝時間和不到一週的後期時間，拍攝資金、器材和劇組各部門人員配置都是“樸素”的——但他們獲得的，是一次拍片的機會，也是一次在拍電影的過程裡自我審視的機會。

“拍電影的本質到底是什麼”，這是所有電影人永遠都無法迴避的問題。

“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FIRST訓練營走到第十個年頭，在過去導演和攝影的基礎上，今年增設了製片、美術、錄音三個崗位。拍電影是集體作戰，每一個部門都很重要。

“各部門都有很大的創作空間，不是誰的中心制，要找對人，大家一起幹，所有崗位都值得尊重、應該被看到。”訓練營總製片人踢替對毒眸說。

5個崗位，7個劇組，34名訓練營學員聚到西寧組隊拍攝。但為什麼來到這裡，每個人的答案並不相同。

入選訓練營之前，《如斯》的導演乞少一做過一些商業專案，要滿足和平衡各方的標準，寫東西的時候時常覺得迷茫，“剛畢業時的勁頭都沒了。”

報名之前，他沒什麼目的性，“想來學習一下，找回最初創作和拍攝的感覺。”在他看來，FIRST是雜質比較少的地方，那些有趣的想法和自己賦予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在這裡不會被限制和磨滅。

趙臻玉是《狗兒子》組的美術，她以前工作過的劇組裡大多是經驗豐富的前輩，這次來訓練營是想看看和同齡人一起拍片是什麼樣的。“非常珍惜每一次和其他組美術一起聊天的機會，大家背景不同，對美術工作的理解也不同，交流碰撞會產生很多新的想法。”趙臻玉說。

王鈺媛曾經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過FIRST影展，今年的她是《如斯》組的製片人。她很喜歡訓練營這種在緊張的時間內創作的模式，跟公司請了長假紮在組裡，和團隊的“戰友們”一起體驗了單日長達20小時的拍攝，精力、體力和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歷練，她覺得自己“可能以後再拍什麼都不會怕了”。

導演艾麥提·麥麥提的短片《手風琴》入圍了今年FIRST影展主競賽短片單元，但他這次來西寧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在訓練營拍出他的《來客》。一開始艾麥提並不知道會有龐大的導師顧問團來做指導，只是把訓練營當做一個可以拍片子、做作品的鍛鍊機會。

除了年度導師鄭大聖外，今年的FIRST訓練營還有包括曾劍、廖擬、程馬、林木、蘭志強、劉浩良、許伊萌、張寒寺、溫波、劉曉莎、張琪、李永一、趙又廷、週一圍等電影人組成的表演、劇本、攝影、美術、聲音、剪輯顧問團。

能得到這些一線電影人的指導與幫助，對於他們來說是一次寶貴的機會，但在這個過程裡，青年電影人並不一定總是順服的那一方。像FIRST影展CEO李子為說的那樣，不追求結果，求的是觀念的碰撞，是切磋、摸索的過程。

發現一些“本質問題”

“文字太差。”

多位導師顧問在看完今年訓練營7個劇本後產生了相似的感受。在追求型別和風格化的表達時，兼顧劇作的紮實和故事情感的豐沛程度，這對很多年輕的創作者並不是容易的事。

《如斯》的第一版劇本是相對型別化的，這種寫法是乞少一之前工作中寫作慣性的延續，但與編劇顧問開會時，對方更傾向於找故事的情感落點。“我發現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寫東西的不太考慮情感的東西了。”乞少一決定拋開之前的寫作“套路”，重新拾起對人物情感的重視。

訓練營暴露出來的問題，遠不止在劇作上。

“這麼多好演員過來，給你免費‘打工’，導演真能用好演員嗎？”開拍前就有顧問提出這樣的擔心。

“如何與演員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能要求演員給你演一個浪漫或者憂鬱，不能用形容詞，要用動詞，表演即行為～acting。”鄭大聖認為，很多年輕導演過多的關心自己的鏡頭語言，關心光線和影像，但對錶演的把握程度還遠遠不夠。而在鏡頭裡人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歸結在、呈現在人上，也就是表演上。

在他看來，現場是要喊的，不是導演和攝影“交頭接耳”地空說拍攝，說到哪裡就得比劃到哪裡，得看得見、得直截的肉眼可見。尤其是要讓演員明白是出自什麼樣的人物動機或規定情景，才造成了如此這般的一個排程，而不能要求演員演構圖。

《屬於我們的黑夜》的兩位主演是知名演員童瑤和宋洋，老演員艾麗婭擔任《拼圖》的女主角，演員趙曉蘇和話劇導演丁一滕在《如斯》裡飾演一對兄弟——有經驗的演員對劇本和表演往往有自己的思考，對年輕導演來說，如何與之溝通交流、拿到自己想要的表演也並不總是容易的。

在訓練營的拍攝現場很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即使導演已經與演員對完劇本、走完戲，但具體到某一個動作、臺詞，演員仍然隨時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演員和導演在一個鏡頭拍攝前聊細節就能聊上一個多小時，計劃中的拍攝時間被無限拉長。

這背後的原因往往指向一點，導演不夠明確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麼。這種不明確，影響的並不只是與演員的相處，劇組各個部門的工作都會受到影響。

開機前臨時改劇本、畫分鏡，美術組給的道具換來換去都不滿意，一個鏡頭拍了好幾條了才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機位……雖然變動是劇組常有的事，但人為因素導致的變動，意味著沒有把所有的問題想在前面。

“燈光攝影美術等等，各部門要與導演討論的，不是我認為這個好，你認為那個好。”美術顧問蘭志強表示，大家要爭論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能否為導演最想要的那個東西服務。

明確、清醒、堅定，導演的素質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影片的走向。機器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運動軌跡是大幅度的還是微小的，換34還是50的鏡頭，怎麼掌握現場的節奏，怎麼跟演員怎麼交流等等，這些都是電影的“本質問題”。

鄭大聖認為這些現場上最基本的問題，其實一點一滴地造就著電影的藝術性、決定了調性高階與否。即便是對於成熟的電影人來說，也是一樣。實踐的積累會讓人自以為有經驗可循了，但每次拍攝都會被“打回原形”，反覆接受同樣的挑戰。

對年輕的電影人來說更是如此，充分地暴露問題，思考“拍電影究竟要解決哪些本質問題”這件事，是訓練營的意義所在。

“對立面”與“共同體”

錢少、時間有限，訓練營的拍攝在很多學員看來都“像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時間和資金不充裕的問題，並不只發生在訓練營，任何一個導演，在職業生涯的所有階段，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

沒錢有沒錢的辦法。

《狗兒子》組的製片人張蒲中天去租拍攝場地和房東講價，硬生生地把原本480元一天的費用降到了340元。“要是有錢就不用費那麼多口舌、直接租了就拍，但該省的地方還是要省，這樣不該省的地方就可以不用那麼省了。”有的美術組去買道具、衣物，超過50塊錢的都要認真考慮一下，有沒有更便宜、好用的選擇。

錢之外，三天的拍攝時間讓所有人的神經上緊了發條。

早上八點出工，拍到凌晨五點收工，拍攝團隊疲憊、睡眠不足，夜戲擾民遭到投訴，製片人需要協調和“善後”的事太多，有人形容那是一種“想死”的狀態；

《太陽雨事件》劇組在開拍前失去了美術，拍攝過程裡丟失了某場戲B機位的素材，後期聲音也出了問題……全組都在隨時可能會出現的意外中工作，片場裡每當有人找到製片人樊智傑，他都要下意識地問一句：“怎麼了？又出什麼事了？”

“導演任性，整個劇組都要因為TA臨時的想法而打亂計劃。”“製片人覺得美術找來的景難度大、成本高，誰也說服不了誰。”“攝影和我對於劇本的理解不一樣，他更傾向於用比較層次豐富的畫面去表達。”吐槽抱怨、爭執對立，是訓練營劇組裡常有的事。

在每個劇組在剛開始組隊時，製片、攝影、美術和錄音部門大多互不認識，與導演也往往是第一次合作，行業裡資深導演帶著合作多年的固定班底拍片的經驗在這裡變得不適用——瞭解、溝通的難度，是很多訓練營學員最為頭疼的。

最終能讓他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只有一個：大家都想把片子拍好。

電影是集體創造力的結果，對訓練營臨時組成的拍攝團隊來說，各部門之間如何充分溝通、理解，對所有訓練營的學員來說都有挑戰。“你要尊重你身邊的人，調動所有工作人員的積極性。”踢替對毒眸說。

有的組花了大量時間溝通也沒有結果，片場經常出現混亂的狀態，也有的組配合度極高，高效拍攝，一遍遍重來是為了更接近所有人理想的狀態。

當導演“還想多拍幾條，保幾條”的時候，各部門全部就位，只有“過”的那一刻，片場才能有短暫的喘息時間——從“對立”到“團結”，是因為很多人相信，這是一次有意義的集體創作的歷練。

“保姆團”

訓練營的導師和顧問們經常調侃，自己是學員們的“保姆”。

聲音顧問溫波總是“衝在前面”，幾次親自上手舉話筒收音，手把手地幫每一個劇組。“我常想自己參與的是不是太多了。”溫波說。

在拍攝現場他經常提到，聲音這個工作，沒別的，就是注意力集中，“特別是外景，誰也不能白給你想要的聲音，你要自己去創造，然後一層層篩選。”

蘭志強作為美術顧問，在《狗兒子》組的現場問列印店牆上掛的那塊布能不能換掉，美術趙臻玉找來另一塊顏色的布，掛上去，蘭志強還是不滿意。

他認為美術就是細節，“心要像針眼一樣細，一點湊合都不能有。因為每個人的審美都有侷限，美術要是連自己那關都過不了，拍出來的東西就沒法看了。”

攝影顧問廖擬在《如斯》組甚至親手畫分鏡，和演員講戲的時候也會適時地提出建議：這裡不要這個對峙，停頓久了看起來像諜戰片，這場戲的重點還是放在弟弟身上。

“我覺得這裡要往上走一點，要讓觀眾感覺到兩個人經歷了矛盾、化解了矛盾、回到常態，這事兒就翻篇了。”演員趙又廷在片場說。

作為訓練營的表演顧問，他每天要跑幾個不同的組，劇組需要的時候，他們會和演員導演小聲交流，這句臺詞應該是怎樣的語氣、對手戲要給出什麼樣的動作反應。

另一位表演顧問週一圍，經常穿著組委會提供的訓練營“專用”運動鞋出現，儼然融入了劇組裡。必要的時候，他要跟演員搭戲，用力地關上門製造出聲響來刺激演員在鏡頭前的反應。坐在監視器面前，也會盯著演員的表演，和導演交流是“過了”還是“差點意思”。

訓練營導師鄭大聖則更喜歡提問式的指導：男主角逃亡多久了？身上有沒有包？他劫車的動機是什麼？提問的過程是讓導演梳理自己想法、判斷合理性的過程，比起直接給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鄭大聖更希望能引導著導演們真正想明白自己需要的什麼。

在FIRST訓練營，這些場景隨處可見，同一天有三或四個劇組在同時開拍，幾位顧問老師四處跑，常常是攝影指導到了一個劇組，美術指導剛剛要離開。“這是交接班呢！”大家調侃道。

當然，老師們給的意見並不一定要被全盤接受。有的組和顧問團聊了許久，最後還是決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導演和攝影有自己想要的鏡頭，其他人的意見只是參考，一切還得為了他們自己想要拍出來的電影的樣貌服務。

演員也最大程度地配合著劇組的工作。《如斯》開拍前，演員趙曉蘇和導演乞少一聊天，乞少一問：您是北京人嗎？得到了趙曉蘇肯定的答案後，乞少一沒有說話。

“你要北京口音嗎？”趙曉蘇感知到了導演的擔憂。“稍微蓋一蓋（口音）吧。”乞少一回道。

無償勞動的演員們，用自己的方式成為FIRST訓練營的一員。而做這件事的原因也往往很簡單，演員劉帥良飛來西寧出演《拼圖》的男主角，說是劇本打動了他：“大家都是喜歡創作、拍攝和表演的，不然誰會來這裡？”

“去拍電影吧”

經過不到一個月的前期籌備、拍攝、後期，7月31日晚，電影《對立面》在西寧奧斯卡影城舉行全球首映禮。

《拼圖》是7個短片裡唯一一部黑白的，故事來自於導演丁凱的父親住院時對母親說的一句話：如果沒有你我該怎麼辦。“我寫的是一個人如何從自己的困境裡走出來的故事。”

丁凱說，這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討巧的故事，和他之前的創作差別也比較大，但想到FRIST是一個允許大膽嘗試的地方，丁凱還是決定來西寧把它拍出來。

《來客》的影像風格被很多導師顧問認為是有格調的、高階的。有一個鏡頭被導演艾麥提拍了40條，第一次拍了32條，他一直覺得節奏不對，意識到氛圍不太對了之後，只能先拍下一個鏡頭，拍完之後又重拍了這一段，拍到了40條才滿意。

“過癮。”艾麥提這樣形容他在訓練營的這段經歷。

乞少一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被擊碎，再不斷地重新站起來：“我們訓練營真的是要拍出一個戛納入圍水準的短片嗎？顯然不是。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可過程中學習、得到的東西，這是我覺得更重要的。”

《如斯》的錄音王懷德說，他來訓練營不只是研究聲音技術的，要成為一個好的聲音指導，需要更多整體的素質，“所以我想從電影出發，我是來做電影的。”

當《對立面》放映結束時，34位訓練營學員站到大銀幕前，很多人說看到自己參與的片子在大銀幕放映，心情非常不一樣：“在這一刻我才意識到，這段日子竟然會帶來如此大的成就感。”

“電影是拍出來的，不是看出來的。”

FIRST訓練營的學員們大多來自國內外的電影院校，接受過專業系統的電影教育。但在電影人的眼裡，拍電影不是在學校讀書、學習就能完成的，他們需要靠“拍”讓自己落地。

“不斷地拍，不斷試錯。”鄭大聖認為，學校教育不會告訴電影人某一場具體的戲機位應該在哪兒，燈光應該怎麼打，道具的擺放怎麼樣會更有人味兒。“那些在現場上做出的最樸素最直覺的決定，會怎樣直接影響著影片的風格，所有這些都來自於最具體的落地實操，但這個操作不會有老師在現場教你，只有靠自己不斷地去試。”

訓練營就是要把“拍電影”的基本問題暴露出來，讓大家無可迴避地直接面對，每一場、每一鏡都在逼近拍電影的本質。

“所謂‘BACK TO FIRST’、‘不忘初心’就是，你概念中懸想的表達和拍電影的實在本質毫無掩飾地撞上，這個是我們永遠要回頭重新體會的。不然都是套路，靠套路永遠拍不好電影。”鄭大聖說。

所以非競賽不選秀的FRIST訓練營，也只想透過訓練、拍攝，以及這個過程裡遇到千奇百怪的曲折，來反覆提醒年輕的電影創作者們：請更加真誠、勇敢地，繼續拍電影。

文 | 張穎

編輯 | 趙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