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翔：性侵犯罪中的同意問題

女生說可以嗎是什麼意思

我想表達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同意也是一樣。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它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它要承載體現我們法律要倡導的公平和正義。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一席（ID：yixiclub），講述者：羅翔，原文標題：《羅翔：即便他真誠地認為“不等於是”，法律也要拋棄這種花花公子式的哲學 | 一席第823位講者》，頭圖來源：《嘉年華》

大家好，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羅翔，今天我想給大家講的主題是“性侵犯罪中的同意問題”。我從2003年做博士論文的時候開始，到現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快20年了。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呢？因為那段時間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跟性侵有關的熱點案件，社會公眾跟法律界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割裂，於是這就讓我開始去反思。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接觸到了女權主義法學的一些觀念，說實話這些觀念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撼，甚至可以用振聾發聵來形容。

1984年，女權主義法學家麥金農說過這樣一句話，她說

“人類社會一切兩性之間的性行為全都是強姦”，因為在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下，女性根本無法給予自主的同意，一切的同意不過是虛與委蛇。

說實話，這句話真的太刺耳了，但是刺耳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對於性侵犯罪是否存在偏見。

當然大家知道，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偏見之中，我們有出身的偏見、種族的偏見、地域的偏見、性別的偏見，而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在各種偏見中尋找一種平衡之道，在各種對立的利益中尋找出一種合乎中道的恰如其分。

違背意志與不同意

在我國的刑法中，性侵犯罪包括很多犯罪，主要有強姦罪、強制猥褻罪、侮辱罪、猥褻兒童罪。而大家會發現，

性侵犯罪中的核心問題是什麼呢？是不同意問題。

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我們長期以來使用的是“違背意志”這個說法。什麼叫強姦？強姦是違背婦女意志跟其發生的關係。各位會發現，違背意志它更多帶有心理學的成分，它跟法律所談的規範性是不一樣的。

在某種意義上，大家知道我們的一席本來是在成都，結果改到了廣州，這明顯違背了我的意志，我都跟成都的朋友約好了，結果來到了廣州。但是我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我好像是同意了。

多年以前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件。有一個農婦提著一籃子雞蛋去感謝大夫，因為大夫治好了她丈夫多年的頑疾，這個雞蛋也是很珍貴的土雞蛋。

但是大夫一看說，我還缺雞蛋嗎？你如果真的想感謝我，來點實際的好不好。女的說，那怎麼感謝你？大夫說：

農婦說，我也不是隨便的女的，但是沒辦法，畢竟你治好了我的丈夫，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各位覺得在這個案件中，有沒有違背女方的意志呢？我想可能是違背了。但是她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似乎她是同意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刑法中，

我們應該使用更為規範的概念“不同意”，而不要再使用心理學上的概念“違背意志”。

因為在人類的生活中，比如說在大量的這種性交易案件中，性工作者在接客的時候似乎也是違背意志的，但是在法律中它依然是同意的。各位會發現，

同意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它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法律人，我們眼中永遠只有價值問題，我們沒有純粹的事實問題，或者說你根本找不到一個沒有價值判斷的事實問題。

在座的好像都是人對吧？你憑什麼說你是人？你符合人的哪幾項指標，你好意思說你是人？

大家覺得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同學說，從出生時開始。到什麼時候結束？到死亡時結束。回答得很好。那什麼叫出生呢？有很多種學說，有陣痛說，有脫離母體說，有全部露出說，有部分露出說，不同的學說得出的結論不一樣。人的結束、死亡同樣有價值判斷，有心臟停止跳動說，有腦死亡說。所以沒有一個概念是沒有價值判斷的。

馬上有同學說，老師！數字沒有價值判斷，數字不是純粹的事實問題嗎？

你又錯了，其實數字也是有價值判斷的。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一般是14週歲，14週歲以上要對犯罪負刑事責任。什麼叫14歲？14歲不是指生日當天，它指的是生日次日。但是什麼叫生日次日？比如張三，2000年2月29日出生，結果2014年3月1日他殺了10個人。大家覺得3月1日他到底多大？是14歲生日當天，還是14歲生日的次日呢？不好說。

我想表達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價值判斷的，同意也是一樣。它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它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它要承載體現我們法律要倡導的公平和正義。

有一個思想家叫以賽亞·伯林，他把人類的思想家分為兩種，一種是狐狸，一種是刺蝟。

▲ 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

所謂刺蝟就是一元主義，以一事關天下，立場鮮明，非黑即白，但是狐狸它是多元主義，顯得比較圓滑，他雖然有自己的立場，但是也接受對立立場，具有相對的合理性。

各位同學覺得一元主義和多元主義，哪個更能夠俘獲你的心呢？大家覺得呢？看一看網上的槓精你就應該知道，肯定是一元主義。

一元主義能夠深刻的滿足我們的理智和情感的需要，因為它鮮明，它非黑即白，但是在人類歷史上給人類帶來無窮浩劫的，往往都是一元主義的思想家。

相比一元主義的立場鮮明，多元論顯得比較圓滑，但是它可能更具包容性。那麼各位覺得，在同意問題上，我們應該採取一元論的觀點，還是多元論的立場呢？

“不同意”的標準

在世界範圍內，關於不同意的標準大致有四種立場。第一種立場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立場，叫

“最大限度反抗標準”。

我記得2016年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有一個法官因為言語不當，最後被撤職。當時他對當事人是這麼說的：

各位會發現，其實這樣一種偏見存在於很多人的內心深處，有很多人都覺得如果你極力地反抗，怎麼可能被強姦呢？所以無論中外，最大限度的反抗標準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種主流立場。

在很長一段時間，女性並沒有獨立的人格地位，她只是丈夫或者父親的一種財產，貞操被認為是高於生命權的。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女性為了表明她的不同意，必須進行最大限度的反抗。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可能是身體上的極力阻擋，或者是衣服上的撕裂。如果沒有進行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在法律中就要被認為是同意。

當然，各位還要注意一個背景，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律中是存在通姦罪的，而通姦罪的最高刑也是死刑。通姦是男女同罪的，而強姦只有男性構成犯罪，所以在當時那個背景下，司法人員非常害怕本來是通姦的女性，為了讓自己不承擔責任，而把罪責往男性身上推。

所以在普通法系有著黑爾爵士的著名警告，他說“強姦是一種很容易被指控，但很難被證明，被告也很難抗辯的案件”。這句話的中國表述是什麼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古奸出婦人口”。

1906年美國威斯康星州有一個著名的案件叫布朗案。一個16歲的小姑娘，在去祖母家的路上，被20歲的鄰居布朗絆倒在地，布朗強壓在她身上，用手捂住她，她拼命大叫，拼命想爬起來，最後被性侵。

這個案件，大家知道法官怎麼判嗎？法官認為這個小姑娘根本沒有表達出自己的不同意，因為她沒有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因此認為被告是無罪的。

但是隨著女性地位的提高，也隨著通姦罪的廢除，強姦罪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侵犯風俗的犯罪，而被認為是一種侵犯女性性自治權的犯罪，於是最大限度的反抗標準開始變成了“合理反抗標準”。

合理反抗標準不再要求女性要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她只要進行合理反抗就可以了。

非常經典的一個案件是1979年美國紐約州的電梯強姦案，被害人41歲，身高1米52，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回到自己所住的公寓，在電梯間碰到了被告。被告叫做道舍，15歲，身高1米72，重90公斤，大家體會一下兩人的力量對比。

這個小夥子控制電梯停在了樓層的夾層，然後讓這位女性把衣服脫了，女的當時呆了一下，然後男的說，脫衣服，女的就把衣服脫了，全程沒有反抗，男的也沒有使用身體上的暴力威脅。唯一的威脅是事成之後，男方對女方說“你別報警，如果報警，小心我的兄弟來修理你”。

法官在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就覺得，雙方體型相差過於懸殊，而且在電梯這樣一個密閉的空間，女方是孤立無援的，所以女方沒有反抗是合理的，這就是所謂的合理反抗規則。

但是各位覺得什麼是合理呢？合理反抗是用男性的標準來要求女性，還是用女性的標準來要求女性呢？哭泣和拒絕是不是一種合理反抗呢？

大家知道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男女可能又不同。比如說在座有個同學玩手機，一個男同學我衝過去一個耳光給你拍了過去，你哭不哭？你哭不哭？？

但是一個女同學玩手機，我到你旁邊冷峻地看著你，我都不需要打你，我罵你幾句，你哭不哭？所以男女是有差別的。

但是隨著女權主義法學的突飛猛進，在很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強姦罪這個罪名本身就是對男尊女卑文化的一種認可，它認可了男性在性行為中的積極主動和女性的消極被動，覺得這是一種偏見。

他們說你看這個罪，無論是中文“強姦罪”還是英文“Rape”，它都預設了女性是被害人。所以女權主義者們主張一種性別中立主義的立法，把“強姦罪”修改為沒有性別特點的“性侵犯罪”、“性攻擊罪”，以及“犯罪性性行為罪”。

表面上大家會發現，這確實是為了尊重女性的權益，但是如果完全採取性別中立主義立法的話，那我們也就可以對男性和女性採取同樣的標準，它導致的後果可能不一定是對女性有利的。

我國也採取了性別中立主義立法的某些成果，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把“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修改成“強制猥褻、侮辱罪”，也就是男性也可以是侮辱的物件。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讀法條，會發現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法條文的表達是強制猥褻他人，“他”既包括男的又包括女的，但是侮辱的背後依然是婦女，也就是說猥褻的物件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但是侮辱的物件依然是女性，而不能是男性。

比如我跟一個女生吵架，我把她上衣給扯了下來，大家覺得構不構成犯罪？構成，強制侮辱。但是我和一個男生吵架，我把他上衣扯下來了，這就——

我想說的是，性別中立主義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它只具有一種符號作用，因為即便採取性別中立主義立法的美國，統計資料顯示，性侵犯罪的被害人九成以上，甚至99%都是女性。所以

性侵犯罪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犯罪，它是人類中的一性對另一性的一種欺凌。

因此

我們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開啟女性視野，法律不能用男性的標準來要求女性。雖然男女有別，但是合理的區別對待，也是法律正義的一種表達。

這就是為什麼不同意的標準又開始進化為第三種類型，叫“不等於不標準”。

所謂“不等於不”，就是“No Means No”，說“不”就意味著不同意。

1992年美國有一個非常令人震驚的案件叫威爾森案，威爾森是一位25歲的女藝術家，有一天晚上被告瓦爾德破門而入，欲行不軌，這個女孩子就逃到了浴室，瓦爾德把浴室的門給砸了，對威爾森實施了性侵。在性侵之前威爾森對瓦爾德說，你能不能夠戴上安全套？男的說可以。這個案件最後送到了陪審團，大家覺得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法官認為，因為你讓男生戴上安全套，這就表明你對性行為是同意的，所以最終認為男方無罪。

這個案件震驚了世界，大家知道很多男性可能內心深處都認為女方說“不”，不就是一種象徵性反抗嗎？女方說“不”，不就是半推半就嗎？

但是女權主義者認為，這樣一種偏見是否合理呢？如果一個人已經明確說了“不”，你為什麼不能尊重她語言的表達呢？

所以法律慢慢地開始革新，人們開始認為，即便一個男性真誠的認為，“不等於是”，法律也要拋棄這種花花公子式的哲學。你必須要為你的偏見付出代價，說“不”就意味著不，“No Means No”。

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件是1991年的泰森強姦華盛頓案，大家知道泰森，世界著名的拳王。有一次泰森是選美比賽的評委，最後評出的選美小姐是德斯雷·華盛頓，18歲。

選美比賽結束之後，泰森就邀請華盛頓共進晚餐，雙方吃了一頓豪華大餐，然後在泰森的豪車上兜風，在車裡泰森跟華盛頓有過親吻行為。

凌晨，到了泰森所下榻的酒店，泰森對華盛頓說，要不上來坐一會？華盛頓說好，於是雙方坐一起看了很久的電視。這個時候華盛頓去洗手間，出來的時候發現泰森沒有穿衣服。華盛頓說，你想幹嗎？泰森說，這還用說嗎？於是就強行和華盛頓發生了關係。

自始至終泰森並沒有強烈的身體暴力，女方也沒有明顯的身體反抗。但是證詞顯示女方有語言上的拒絕，泰森無視華盛頓的哀求，和華盛頓發生了性行為。事發之後女方立即到醫院去做檢查，並在三天之內向警察報案，控訴泰森性侵。

在這個案件中，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泰森你怎麼來答辯？

泰森說你看她都這樣了，和我吃飯，坐上了我的車，還和我親吻，都凌晨了我讓她去我的房間，她居然還去了，還看了電視，這不就是同意嗎？這居然是不同意！

但最後法官認為，女方已經明顯在語言上說了“不”，根據不等於不標準，女性的語言應該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理性的人，當她說了“不”，你的行為就過界了，你就應該停止。

即便你真誠的認為說“不”意味著“是”，這也只是一種偏見，你必須要為你的偏見付出代價。

語言或哭泣這些消極反抗，應該被視為是一種合理的反抗，這是不等於不規則。

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更為新穎的標準，叫肯定性同意規則。如果說不等於不規則是“No means No”，那肯定性同意規則就是“Yes means Yes”，只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視為同意，而沉默則要被視為是一種拒絕的意思表示。

各位覺得不等於不規則和肯定性同意規則，哪個規則更好？哪個規則打擊面更寬？哪個規則對女性保護更有利？好像是肯定性同意規則。

我曾經碰到過一個案件，有一個培訓學校學習壓力很大，所以一男一女就談戀愛了，用戀愛來對抗這麼枯燥的學習。

談了一個月之後，女方發現不能再談下去了，再談下去肯定考不過，所以決定分手。雙方吃了一頓分手飯，看了一場分手電影，然後女的對男的說，我們分手吧，我們好好學習，等以後考過了，有緣再談。

男生一下都懵了，一宿沒睡，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就開著車去女生宿舍，把女生叫了下來，一把拽到車裡，然後開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那個時候是夏天，男的就穿了一條短褲，所以他就把褲頭一扯，然後把女生的裙子也扯下來了。

女的一個耳光就給他打了過去，說你這個流氓。男的就給女的跪下了，說對不起，我衝動了。

大家覺得男生構成犯罪嗎？你看有同學說了，未遂。這怎麼能是未遂呢？未遂是被迫放棄，而這個男的他是自願放棄的。在這個案件中的關鍵，就是在區分“犯罪中止”和“求歡未成“兩組概念。

如果我們採取肯定性同意規則，只有女方說“是”才表達同意，而沉默要被視為一種拒絕的意思。那麼在這個案件裡，男方的性質就是在強姦的過程中、在犯罪的過程中自願放棄，屬於犯罪中止。

請各位注意，犯罪中止，雖然法律規定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是在檔案上他依然要被記載是犯罪分子，是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有很多職業是不可能再從事了。

這個男的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也就沒有必要再考試了。其實女的後來也沒參加考試了，因為女的說我當時只是想嚇嚇他，我也不想讓他坐牢的。

但是如果我們採取不等於不規則，只有女方說了“不”才表達她的不同意，在沒有說“不”之前，只是一種人類的交往活動。那麼這個案件就是求歡未成，屬於交往的過程，可能是一種交往不當，但是沒有上升到犯罪領域。

各位覺得哪個標準更合適呢？採取肯定性同意規則，是不是又有一點打擊過度呢？張三和李四談戀愛，然後張三趁女的不注意“啪”親了一口，按照肯定性同意標準這就是——

“女方都沒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你居然親她！”

大家就會發現，這個肯定性同意規則當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它更多的是一種道德上的自律。從道德的角度來說，你想要親吻對方還是要徵求對方的同意的，甚至你牽手都要問問她，我可不可以牽你的手，再去牽。

但是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認定性侵犯罪的時候，

主要採取的是不等於不規則，而肯定性同意規則它其實主要是道德生活中作為一種自律的依據。

當然這並不是說肯定性同意規則毫無意義，它也是有很大作用的，主要是為了解決迷姦案件。當女方喝多了，人事不醒，她根本不可能說“不”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採取肯定性同意規則的。所以司法實踐中有大量的撿屍案件，按照肯定性同意規則那肯定是構成強姦罪。

因此大家就會發現，人類事務真的是太複雜了，我們很難用一個標準通天下，很多時候是多個標準糾纏在一起。這就有一點像我國的海岸線，它不是筆直的，而是犬牙交錯。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可以把不等於不標準和肯定性同意標準合二為一，我把它稱之為

新的合理反抗規則。

我國刑法怎麼規定呢？我國的司法解釋，

在判斷女方不同意的時候，其實主要看的也是反抗，它看男方是否採取了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得女方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而這裡的不能、不知和不敢，其實我覺得就完全可以用我們剛才的新的合理反抗規則來予以置換。

總之，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開啟男性視野。因為強姦罪絕大多數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所以一定要從女性的角度去思考什麼叫做不同意。

性同意年齡

當然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同意年齡，因為一個人的“同意”跟他的理效能力是有關的，如果你根本沒有理性的能力，你也談不上同意。這就是為什麼和小朋友與精神病人發生性行為肯定是構成強姦的，因為他沒有這個同意的能力。

在關於同意年齡的問題上，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哲學立場，一種是自由主義，一種是家長主義。自由主義就認為應該降低同意年齡，甚至沒有必要設同意年齡，因為如果你設了同意年齡，你其實是限制了幼女的性自由，就沒有人敢和她發生關係了。

但是與此針鋒相對的立場是家長主義，家長主義認為很多時候法律要像家長一樣，對你的自由進行必要的約束，這種約束是為了你好，因為如果自由不受限制，一定會導致強者對弱者的剝削。

各位會發現，人的生理跟心理有可能是不同步的，有可能一個人在性方面身體發育成熟，但是在心理上完全還是懵懂無知，尤其是當下，我們的身體發育比以前都要快很多，而心理上往往是沒有成熟的，這部分人、這部分少女最容易成為年長男性剝削的物件。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提高性的同意年齡，避免幼女、少女成為男性剝削的物件。

但是同意年齡應該如何設定呢？世界範圍內關於同意年齡有兩種立場，一種是單一年齡制度，只設一個年齡，還有一種是複合年齡制度，設定多個年齡。

我國過去在立法上採取的是單一年齡制度——14歲，跟不滿14歲的小孩發生關係，如果小孩是女的，構成強姦罪，如果是男的，構成猥褻兒童罪。

但是現在很多國家開始採取複合年齡制度。普通法系一般都是複合年齡制度，它通常分為兩個年齡，年幼的未成年人和相對年長的未成年人。

比如說美國的《模範刑法典》就規定了兩個年齡，一個是10歲，一個是16歲。跟不滿10歲的小孩發生關係是二級重罪，而跟10到16歲的孩子發生關係是三級重罪，二級重罪的刑罰要遠遠重於三級重罪。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跟不滿10歲的孩子發生性關係，是沒有年齡認識錯誤這個辯護理由的，你別說我不知道他是個小孩，不可能，10歲的孩子一看就看得出來，但是10到16歲這個區間卻允許年齡上的辯護理由，“我確實不知道她是個少女”，這種辯護理由是可以提的。

當然還有第二種分類，區分為普通的年齡和具有信任關係的年齡。還是以美國《模範刑法典》為例，除了10歲和16歲，居然還規定了一個很高的年齡是21歲。

《模範刑法典》中認為16歲至21歲這個區間的女性，如果她和具有信任地位的男性發生關係，比如說老師和學生，監護人和被監護人，對不起，這時的同意是無效的。因為男方濫用了他的影響力，濫用了他的信任地位，因此同意無效。相信大家看過《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對於這種濫用信任地位的強姦應該非常熟悉。

為什麼在美國沒有師生戀，大家知道嗎？是因為在美國師生戀是構成強姦罪的。

我國雖然之前採取的是單一年齡，但是有許許多多的個案對法律都起到了潛移默化的調整作用。在姦淫幼女型強姦案中，最常見的一種辯護理由，就是“我不知道對方不滿14歲”。你看她長得那麼高，跟羅老師一樣高，才13歲，這誰信。

2002年遼寧有一個經典案件叫瘋女人案，有一個小姑娘13歲，網名叫做“瘋女人”，除夕之夜在網咖上網，跟一個叫“昊天”的男子聊上了。大年初一兩人見面了，見面就發生了關係。

在此後的15天，這個小姑娘還先後和8個男的發生過關係，每次都是她主動，從她的體態、外貌根本看不出來她是個小孩。最後當然這8個男的都被抓了，唯一一個沒有被抓的關鍵是網名取的好，叫做“百密一疏”。（注：事實上“百密一疏”當時沒有被抓是因為他沒有留下真名，沒法抓。）

這個案件當時到了法院，法院覺得很糾結，不知道該怎麼判，所以層層上報，最後報到了最高法院。於是最高法院下發了一紙司法解釋，在2003年1月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認為，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對方是幼女，一般不宜以強姦論處。

但是這個司法解釋一經作出，卻引起了民眾強烈的不滿。有很多人說這不是在為強姦犯開罪嗎？因為所有的人都可以說不知道。所以後來這個司法解釋被暫停執行，之後被廢止了。

2013年，我們又通過了另外一個司法意見，大家可以看一看，這個司法意見明顯是對剛才我們所說的複合年齡制度的一種借鑑。司法意見是這麼說的，雖然我們的同意年齡還是14歲，但是現在多了一個年齡叫12歲。

它認為和不滿12歲的幼女發生關係一律構成強姦，沒有辯護理由。因為12歲，大家想想處於什麼階段？還是小學生。你別說你不知道她是個小孩，不可能。

但是12歲到14歲之間，是有可能出現年齡上的認識錯誤的，需要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來進行推定。

上海就發生過一個案件，張三跟一個女的發生關係，然後這個女的長得人高馬大。張三說小妹妹多大了？她說叔叔，我18了。張三放心的發生了關係，結果後來人們發現這個女子當時戴著一條紅領巾。

所以這肯定構成強姦，你肯定知道她不滿14週歲。

我們剛剛通過了刑法第十一修正案（注：演講時還沒透過，於2020年12月26日剛剛透過）。

過去，和不滿14歲的幼女發生關係基本刑是3到10年有期徒刑，只不過是在這個區間內從重處罰。

而修正案（十一）又增加了兩個年齡，一個年齡是10歲，跟不滿10歲的幼女發生關係，我們認為是屬於強姦罪的加重情節，要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直至死刑。

同時我們還借鑑了濫用信任地位強姦罪的立法，增加了一個年齡叫16歲。

如果你對14歲至16歲這個區間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只要你和她發生關係，你說我們兩人相愛，我們在談戀愛，對不起，這都不能夠作為辯護理由，因為你明顯在濫用你的影響力，你在剝削對方，你把對方給物化了。

這個修正案通過後，大家會發現我們就有四個年齡了，10歲、12歲、14歲、16歲。

所以各位就會發現，人類事務真的是太複雜了，法律制度很難做一個完全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推演，我們必須要考慮社會生活豐富的經驗。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大法官霍姆斯說，

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不是邏輯

。如果司法實踐中大量出現了一些案件，各國的立法經驗也有對這種案件的應對之道，我想這種成熟的經驗就有必要予以借鑑。

當然了，法律其實解決不了所有的社會問題，因為法律只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更為重要的是人內心的道德準則。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依然需要聆聽康德的偉大教導，我們依然要去思考什麼是我們所敬畏的，我們是不是依然能夠像康德那樣，始終對兩件事情保持敬畏，一是頭頂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神聖的道德法則。

無論如何，在解決兩性關係的問題上，尊重，而非剝削和利用，才是處理兩性關係的破局之道，希望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能夠尊重他人，尊重自己。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