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勇：為什麼越來越多人感覺自己在“階層下落”？

*來源：修遠基金會（ID：xiuyuanjijinhui），作者：高勇

教育作為一種制度設定，對於階層流動而言具有兩種彼此牴牾的功能。

精英與非精英的分殊：不同的生活機會

改革前的中國社會中，“紅”與“專”之間的精英分殊是明顯的。體制記憶體在兩條截然不同的職業發展路徑，一條是通向管理崗位，一條是通向專業技術人員。

兩條路徑不僅並行不悖，而且還相互補充。通向管理崗位的職業發展路徑上不僅僅需要文憑，而且需要黨員身份，在這裡存在著一系列政治篩選和吸納機制；通向專業技術人員的職業發展路徑上只需要文憑，黨員身份並不重要。

二元路徑的形成，一方面是出於組織的偏好，另外還受到當時人才短缺的限制。在人才短缺的情況下，對於專業技術人員的政治篩選機制不得不放鬆，對於管理崗位的教育篩選機制不得不放鬆。

這一圖景在改革後發生了改變：精英日益多樣化，除了“紅”、“專”之外，經濟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新的精英產生路徑；與此同時，不同精英路徑之間不再如此涇渭分明，無論從代內流動還是代際流動上，政治精英、技術精英、經濟精英之間的流動加大了，甚至產生了孫立平先生所言的“總體性精英”。

在

所謂的“總體性精英”身上兼具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於一體，甚至上述幾種資本形態在他們身上根本無法釐清，而是渾然一體，一概囊括。

從代內流動的角度來看，存在所謂“不拉空現象”，即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每一次機會，得到的總是同樣的這一批“總體精英”；從代際流動的角度來看，各種精英之間的代際轉化更加頻繁。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三者存在可轉化性（這是在各個國家都普遍存在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

中國特有的轉型背景下的制度安排（如雙軌制）為各類精英的轉化提供了特殊渠道。

改革為非精英層進入精英層提供了大量機會，但是伴隨著改革邏輯的深化演變，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流動樊籬正在悄然加固，進入精英層的門檻日漸提升。

在此特別值得注意的，以往進入精英層的重要流動渠道——教育，正在成為階層再生產的重要工具。

教育作為一種制度設定，對於階層流動而言具有兩種彼此牴牾的功能：一是為社會的優勢位置“篩選”出相應人選；二是為不同的社會成員提供相應合適、公正平等的發展機會。我們稱前一種功能是“作為競爭場的教育”，後一種功能是“作為制衡器的教育”。然而，多數社會學的經驗研究都認為，

近數十年來受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尤其是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之後迅速擴大。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不是賦予各個社會成員更多平等機會的制衡器，而是不同地位群體之間競爭的競技場，非精英層藉此渠道進入精英層的可能性減少了。

工人內部的分殊：不同的社會關係體驗

如果說精英與非精英的意識分殊，是因為他們具有不同的生活機會；那麼另一些階層意識分殊，則是因為他們雖然具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機會，但卻具有不同的社會關係體驗。

在這一方面，

中國工人階層的意識分化具有典型性。

英國學者洛克伍德等指出，工人階層的精神氣質並不完全由在生產關係中的位置所決定，也受到生產過程的具體情境、社群生活、交往網路乃至社會潮流的影響。

借用洛克伍德對工人的“傳統無產階級”、“順從的保守主義者”、“私人化的工具主義者”的分類，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工人階級在市場化程序中形成的不同形象：

傳統的

國企工人

在大工廠的產業社群里居住，他們有高度的工作自豪感，社交網路、休閒生活與工作關係高度重疊，師徒關係和工友關係帶有情感色彩，推崇彼此之間的互助和團結。

鄉鎮企業工人

則往往在共同體內部的企業中工作，勞動關係中夾雜有熟人或半熟人世界中的人情關係，生活範圍中充斥著明確的地位系統和聲望等級，因此他們往往順從既定的秩序，認同共同體中既定的權威。

在以家庭流動為特徵的農民工身上，生活重心既不是大工廠的產業社群，也不是充滿了人情關係的共同體，而是自己的小家庭，其利益關係與行動模式的基點也往往在此。

而

在“富士康”的工廠宿舍勞動體制管理之下的青年工人

中，社會關係以最徹底的方式被抽離出來。

不同的社會關係體驗，造就了不同的“社會觀”視野：

傳統的國企工人作為一個階層的主人翁意識、社會力量感，使得他們的“權力”感知甚為強烈，他們看社會也往往從權力出發。

鄉鎮企業的工人則更重視共同體社會內部關係中的“地位聲望”，這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的精神基點。

而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看社會的視窗可能是“收入與機會”。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中，對於不同工人的經濟、社會境遇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對於他們的精神視野的研究仍然較少，然而此類研究甚為重要。在工人階層的承擔者發生劇變的當下，傳統的國企工人充滿自豪感、社群生活與生產生活密不可分的形象已經日益褪色；對於大量“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證實著個體化趨勢在這個群體中的日益顯現，但是新型的農民工的形象仍然未能完全明晰。工人階層內部的意識分殊，可能會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圖景產生重要的影響。

上述分殊是與中國特殊的制度情境密不可分的。農民工背後的城鄉二元體制，新生代農民工遇到的教育與就業市場分割，中國NGO和公民社會因素的逐漸萌芽，都使得中國工人階級的精神氣質與社會觀是無法用刻板的型別化描述去框架的。

我們不僅要關注社會怎麼看工人階級的，也要看工人階級同時在怎麼看待社會整體的。

他的社會觀的出發基點和視野是什麼樣的，什麼在影響著這種社會觀的基點和視野的變化。例如，我們已經觀察到，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關係場景從鄉土社會轉入到了城市社會。在他們的社會觀中，一方面是城市中建構的“人人只要努力皆可成功”的文化目標，另一方面卻是對於城市本地人和農民工相互邊界的自我建構。前者構成了他的抱負框架，後者卻在不斷限定著他的途徑選擇。他們處理上述兩者矛盾衝突的方式又往往是個體性的，這又與其個體性意識的萌生有著密切關係。上述關係往往成為我們理解他們行為的關鍵所在。

中國前30年間，階層意識的主調可謂是分殊，但是不同階層畢竟共處同一社會當中。

作為命運共同體當中的一員，他們的階層意識當中亦有共通之處。只是這種共通之處，若沒有積極有效的制度建設時，往往呈現出負面結果，即下文所謂主觀地位感的“向下偏移”。面對分殊的階層意識，社會整合的需求挑戰要求我們以“公平權”的平等與階層間的不平等相制約，在分殊的階層意識基礎上打造出共同文化和共同意識。

負面的共通：主觀地位感的“向下偏移”

中國公眾的地位層級認同不僅橫向與其他國家比較有“向下偏移”的特點，而且縱向來看也呈現出不斷“向下偏移”的態勢。盧漢龍在1991年的上海調查中，自我認同屬於“下層”的比例在10%以下；而劉欣在1996年的調查中，這一比例上升到12%~14%之間；2002年“當代中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的調查資料中，這一比例約為14。6%；2003年CGSS調查和2006年“社會和諧穩定問題全國抽樣調查”中，這一比例進一步上升到了28。3%和24。5%。馮仕政透過對於“中國綜合調查資料”的分析，發現地位層級認同自認為屬於“下層”或“中下層”的比例不僅出奇的高，而且這一比例逐年攀升，從2003年到2006年間增加了至少10個百分點以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地位層級認同的“向下偏移”不只侷限於某個收入層級當中，甚至也不只侷限於某個階層當中，而是普遍性的。雖然上級階層下降的幅度相對較小，但是其地位認同也出現了一定的下降。

人們傳統上普遍使用“相對剝奪論”來解釋地位層級認同的下降，但是地位層級認同下降的“普遍性”使得上述解釋失效。我們認為，這與中國轉型期變遷社會的獨特性有關，

應當用“整體影響論”替代傳統的“相對剝奪論”觀點。

“地位層級認同”會受到社會思潮和社會精神的影響。個人的地位層級認同不僅受到自己客觀地位要素的影響，而且取決於社會思潮和社會心態的整體性影響，取決於社會整體的執行方式和機制。雖然個體的生活經歷和生活事件各不相同，但是對這些生活經歷和生活事件的闡釋卻往往基於一套共享觀念之上，這些共享觀念往往又與社會執行方式和機制緊密相連。這種整體性影響不依賴於個體擁有的客觀地位要素而發生作用，無論是哪個社會群體都會受到這種影響。同樣的收入分佈結構，如果對於收入形成機制的體驗和闡釋是不同的，社會思潮與社會心態就會不同，由此影響到個體的地位層級認同也會改變。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對於地位層級認同具有一種較穩定的選擇傾向（如更傾向於選擇中層），不會輕易改變。但是，當一個社會的執行方式和機制正在發生改變，民眾對於社會思潮和心態的感知也在改變時，地位層級認同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動，整體性的社會事實就會深刻地影響到個體的主觀評判。

正面的共通：公民權的成長前景

公民權的平等，應當也可以與社會階級體系的不平等相容，這是T·H·馬歇爾在《公民權與社會階級》中提出的核心思想：

儘管在商品和服務上不可能達到平等，但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紳士”；都可以“學會重視教育與休閒”，都可以作為社會的完全成員“有分享社會遺產的權利”，有“作為一個文明人按照社會中通行標準而生活的權利”。

馬歇爾認定，這種公民權的平等不僅在經濟上是可能的，而且存在著切實的社會動力。以英國曆史為例，在這種社會動力作用下，公民權相繼從公民的、政治的、社會三個層面從上層階級中擴充套件到下層階級中，其結果不僅僅是縮小了兩極差距，更重要的是大大擴充套件了不同階級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經驗領域”，從而起到了穩固社會的作用。

孫立平先生在面對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社會結構演變時，憂心忡忡地提出了“斷裂”的隱喻。

斷裂的可能，正來自面對市場競爭必然帶來的階級體系分化、不平等加劇時，在社會制度設定方面不僅缺少必要的平衡與消解機制，甚至可能還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同階級在意識上的斷裂與其生存境遇上的懸殊同樣令人觸目。鄉村不僅僅是在經濟上處於劣勢，而且在精神上也開始荒蕪和邊緣化，原本的活力日漸萎縮。農民工不僅僅生活處境堪憂，其在權利層面、文化層面上也得不到尊重。然而，城市生活的高度密集，現代傳媒的方便快捷，又使得種種斷裂的階層意識不可能“隔絕”，而是天天都在碰撞。

孫先生提及過一個例子：

農民工每天看的電視，和自身完全不相干，甚至不處於同一個時代。這樣的斷裂情境之下，我們何來馬歇爾看重的不同階層之間的“共同文化和共同經驗領域”？

因此，“斷裂”問題固然有其經濟結構及至社會結構根源，但是公民權的現實缺失使得各階層缺失共同生活經驗，缺失共享觀念，也未嘗不是一個方面的原因。馬歇爾認定公民身份在不同階層間的擴充套件在英國是有“切實的社會動力”的，雖然他沒有明確這種社會動力何在，但應該是與英國的個人權利傳統有關的。不同國家公民身份的擴充套件自有不同的路徑，自有不同的社會動力。在當下中國，這種切實的社會動力何在？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修遠基金會”，原載於《文化縱橫》，作者高勇。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絡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