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官吏犯罪預防的認識：力革時弊，關注民生

誠如楊鶴皋先生所言：“二程重視人民生計，主張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輕

徭

薄賦，足衣足食，民富國強；注重禮義教化，減省刑罰，寬以待民；要求調整軍民關係，反對暴政，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另外，二程尤其強調足衣足食的犯罪預防理論。朱熹亦提出了一系列恤民措施，如“以口數佔田”獎勵農業生產、推行社倉法等。明代徽州學者繼承和發展了二程與朱熹的主張，他們更為關注民生，關心民間疾苦。這在入仕

徽州

學者身上表現

的

尤為突出。以汪循、範淶、汪應蚊為例加以探究。

汪循興利除害的犯罪預防思想

首先，對汪循“法行弊生，毋妄更張”的詮釋。

他指出“雖然，道固不變，而法則行之久，不能無弊；於是輔世長民其厭常喜新、鑿智自私者，往往摘其弊，以為祖宗之法不善，妄肆更張於其間。然後去其道日遠，人心日離，國因以斃者，前後相望，可勝嘆哉！雖然汪循的變法主張帶有保守性，但他是從統治者維持社會秩序，穩定

民心

角度出發看待變法主張的，最終是為保障封建國家健康有序執行，屬於社會預防範疇，從這方面講帶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雖說汪循有毋妄更張的主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主張變法更張，對於社會時弊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消除之。如汪循力革時弊的主張。

一方面，他身系百姓安危，冒治罪風險，據實造冊，以減少百姓負擔。汪循為令期間，針對“一都人民住居瀕海其地斥鹵高亢，田稻薄收，惟以煎鹽為業。編克灶戶多年以來，為因追補鹽課連遭乾旱，復加疲病，逃亡過半。而上年造冊官府恐失民數，照舊編甲，事故不除，民病癒甚”的實際，採取“將實在人戶丁口逐一審編，其諸逃亡事故者嚴實”的措施，以達到“庶幾裡役均平，民無困苦”的目的。透過汪循的奏疏：“臣聞：自古有司之職，戶口許增減，少者行罰。有或偽增貽笑無窮。

臣誠不忍生民困窮，故冒死奏聞，伏俟區處，寧甘受戮於明時，而不敢貽笑於後世也。’可見汪循身為父母官一切以百姓的利益為己任，而自身則是冒著被降罪的危險重新審編人丁戶口。如此父母官不僅可以贏得民心，而且還可以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另一方面，汪循指出：“朝廷之上其所以送往迎來，燕亭賞賚，出入固不經矣。至如貧人之家有客相過尚具杯，酒致殷勤之歡。豈一縣之大使客經過，任其自來，聽其自往，而不為禮哉？”針對使客而至，禮數不周，以及近來“發綱太密，為無則例，革去舊規，……不計使客有多少。悉令供辦，無者亦不追究里長，支應多者或至數兩，少者不費一錢。甚至經手狡猾者反肆侵漁官吏，不潔者任私”的弊端，向皇上建議令各處巡按御史等官“親詣屬縣，量其道里，衝僻事務，繁簡每裡額辦，撮辦之外量出供應。

夫船若干或著公正人役收管，或令裡役分隨，務置印信，文簿一扇逐日支銷。丁時附簿縣官，不時重算，務令均平，填註明白，以俟監司，按臨稽考”如此則“官府無任私妄費之愆，百姓免侵漁不均之嘆。’革私弊之舉首先是正禮，其次是針對官吏貪汙腐敗而定。最終落腳點還是減輕百姓負擔，維持社會秩序安定，預防危害國家的犯罪行為的發生。最後，汰冗職，提高行政效率，以收省民費之效。針對“本縣附府城近邊海衙門，倉場繁，夥供給役次，困煩民所當供者，尚且不堪。

事可得已者，所宜裁革。且如府屬設有稅課司，坐本縣東南隅，隔江又設南溪稅課局，屬縣。縣屬設有外沙河泊，所有城外城內又有河泊所屬府錢。鈔額設其數不多，衙門重複其職，似冗”的弊端，汪循主張“欲將在城河泊所課鈔歸併永嘉縣，外沙河泊所、帶徵南溪稅課局，併入在城稅課司辦納，俱要不失原額。欲將在城河泊所、南溪稅課司並行裁革，官吏起送。別用庶幾官，無冗。”以達到“食課有常供民役不繁，而民費可省矣”的目的。汪循裁汰冗職，以省民費的舉措，最終受益者還是百姓。

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國家秩序才會相對安定。一省倒文以便軍解。針對“軍卒不日逃回，里長終年管解，設軍本以為民而反勞民以事軍”、“近年不分衛所遠近，俱要於布政司倒文”的現象，提出“今後軍解除過省衛所照舊赴司倒文管解外，其餘本省衛所聽於本府倒文起解”，從而達到“庶財省民安事無煩擾”的效果。

本省內統一倒文起解，簡化通關手續，節省了民力、物力、財力，以避免勞民傷財。對於鄉野小民怕見官府而城市小人趁機欺詐的行為，採取嚴懲不貸的措施。對於公差擾民，提出“趨事赴公，秉心向化，挾以所產之物，貨以當值之錢”，如此則公私兩濟。總之，汪循運用社會預防、治安預防和刑罰預防等多種控制手段保證了地方社會的穩定。汪循所說的毋妄更張只是謹慎行之，絕不是禁止更張，最終目的還是化解社會矛盾，安定社會秩序，達到犯罪預防的效果。

其次，制定戒約，破除陋習。

汪循十分重視地方風俗的端正和淨化，用於破除迷信。有《止淫祀戒約》為證：“古者君子之居鄉，事有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有害於義而跡涉於邪，則君子所當闢之，斷乎不可從也。

此者迎奉娘娘之說，事出不經，邑大夫明喻其非，而市民效尤者，已加顯罰矣。為之民者，豈可犯良有司之訓，而復踵襲愚婦之為邪？成化見迎龍王之事，正此類也。妄言禍福眩惑民心，轉相傳遞，供之。蓋處子姻黃君顯義，有以見之，止鄉人勿迎，卒亦無禍。又考永樂中，有以五穀神煽為妖說者，其誕尤甚，宗人石田讓公者，毀其壇，撲而滅之事，載志書，可為明驗於家。世稱詩、禮相傳，為鄉族之望，宜不與齊民齒，若復效尤，亦何取於望族也哉？況悝傳雲：其神之夫為國殺賊死忠，而其身沒，英靈又能陰翊國母，亦聰明正直之神也。夫明神不歆非祀，苟非類，而諂事之，則反瀆矣。誠若悝之所云：雲獻妖徼祀，則為淫昏之鬼，非正神也。奉之，又何益乎？

吾裡之人，宜勿迎，如神能作禍福，宜加某身，眾人其毋怖。”認為無害於義的事情可順從風俗；反之，有害則倡導君子避而遠之，邑大夫加以制止。諸如“迎奉娘娘之說”、“迎龍王”、“五穀神煽為妖”等妖言惑眾、迷信鬼神的惡俗不僅僅欺騙民眾的感情，而且勞民傷財，作為官吏，應採取措施，予以避免。

一方面汪循主張採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對百姓加以勸導；另一方面利用官府強制禁令甚至懲處手段加以遏制。這是心理預防、治安預防、刑罰預防多管齊下的手段預防犯罪的舉措。另如，《禁毒魚帖》雲：“商人祝綱，成湯改張，諸侯火田，春秋垂戒，古人之於禽獸皆不忍盡物取之，以傷天地之和也。

是故子釣而不綱，綱以網，絕流而漁者，聖人猶嫌於盡取，而況以毒藥沿河而滅其種類者乎？夫有生育皆本於天，其所群聚不殊於己。周子庭草不除，程子春條不折，至於草木，猶謂與自家意思一般。矧彼鱗介賦，質肖形，號稱水族，一旦無故盡其族類，心何忍？本宅禁此近十年矣，不知弟侄何以復有此舉？恐或未察，特此稟知。竊恐為此上悖天理，下虧人心，明犯憲章，暗損陰德，其事雖小，為害甚大。請息心念以養天和，故稟。’對於以毒藥沿河滅魚者，加以勸誡，明確強調這是國家典章制度所禁止的。汪循採用疏導與強制雙管齊下的手段解決之，從源頭上杜絕違法犯罪。

再次，汪循主張專心生產，進行惡習。

汪循《永嘉諭民教條》：“寧可餓死，莫行盜賊，縱遇

暴

，莫尚鬥毆。務本莫善於農，遊手好閒者，法有明禁；隨身莫良於藝，飲酒賭博者，律有嚴條。供賦以時，而免鞭撲之憂；執役惟謹，而無拘捕之處。行者讓路，四鄉還揖遜之風；耕者讓畔，萬井成親睦之俗。

同躋善俗，盡為良民。’汪循強調，百姓要專心從事農業生產，勿行盜賊、鬥毆之事。遊手好閒、飲酒賭博之人，都是律法所禁止的。告誡人們應該“供賦以時‘“執役惟謹”、“行者讓路”、“耕者讓畔”。另外，汪循進一步指出：“約信必誠，毋為離叛以相詐；貨器必實，勿競濫惡以相欺。富者不可以吞貧，貧者亦不得陰為侵害以擾富；強者不可以凌弱，弱者亦不得詐為無籍以圖強。權衡須準，而無或輕重之差；鬥斛須平，而無或大小之謬。”汪循認為，無論貧富與否，要講誠信，切勿欺詐。在以農立國的社會，汪循的教民諭對於維持民間秩序的穩定，預防或減少民間犯罪行為的發生起關鍵作用。

範淶保民生的犯罪預防思想

範淶認為民生關乎世道盛衰，而國家盛衰則由治世者品質決之。

範淶指出：“盛世之人才，有餘於朝，而不足於野。故曰：‘朝無

悻

位，野無潰賢。’盛世之財貨，有餘於閭閻，而不足於天府。故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叔季之世反是，賢在下，不在上；財在上，不在下，得非倒置耶？”在範淶看來，“才”與“財”的不同分佈，亦可反映世道之盛衰。若“財在上，不在下”反映在民生上，百姓剝削加重，生活艱難，影響正常的生計。由此觀之，世道盛衰與基層民生是息息相關，互為因果的。

若世道盛，賢才輔助於上，則促進社會發展，百姓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反之，叔季之世則加重百姓負擔，從而導致社會矛盾加劇，進而加速國家的衰亡。針對以上弊端，範淶指出：“風俗關世道之盛衰，士夫習氣關風俗之盛衰，而淳樸與澆漓，又盛衰升降之漸。治世者宜於篤實、坦夷、節儉、正直處加之意焉。’士大夫習氣——風俗（風俗“淳樸與澆漓”相當於社會興衰的催化劑）一世道盛衰，構成因果迴圈的鏈條。最終指出執政者的為吏之道為：篤實、坦夷、節儉、正直。治世者品質的好壞影響世道的盛衰，進而影響到民生。故範淶對治世者的品質上升到一定高度來看待。換言之，執政官吏具備良好的品質，則可保民生。如此則百姓生活富足，民眾安居樂業，階級矛盾淡化，社會穩定，可從源頭上預防或減少犯罪。

汪應蚊革時弊的犯罪預防思想

汪應蚊主張革除時弊，關注民生。

《汪子中詮》稱：“水旱飢渴，自古有之。太上修德，其次修救。修德者，自天子暨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各敬其身以調雨避寒暑，各共乃職以協歲月日時，和氣鬯而災沴不作也；修救者，積貯備於未然，蠲賑酌於臨事。”自天子到百官修德者，當各敬其身、各盡其責；心懷濟世思想的執政者當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針對後世“妄為虛名”，“非能如漢世予民田租之半”，“即予田租而無田者不得沾升合，所恃獨有賑耳。緩於冬而議於春，晚也；核貧戶不核丁口，疏也。

設粥可以哺流民，施之土著則滯；散谷所以濟鄉民，令其入城則苦”等社會問題，汪應蚊提出“平靡可行於官，不可以強於市；勸誡可行於上，不可以假於民。鄰境之遏糴難禁，先聞於朝可也；內帑之請發難徼，悉搜院道贖鍰可也。窮邑之小儲既竭，通有無於旁邑可也；少壯之坐食無用，興公私役作，授餼可也”等一系列解決辦法。要保障以上措施的施行，汪應蚊強調“惟監司視國為家，有司視民為子，月循而日損之，戶給而人乳之，雖甚危殆，猶可救什之五六也”。

由此可見，汪應蚊從基層百姓的經濟生活入手關注民間疾苦，最終的落腳點還是官吏廉潔與否、官吏是否取信於民。

故“廉節者，士君子之大閒，未有廉節不立而能建事功於世者也”。士君子廉潔與否關乎能否建功立業。汪應蚊舉漢代察舉製為例提及選官制度的弊端為察廉者“狗於愛憎，淆於譭譽，苛於異途，而寬於華序，何怪乎？廉節日衰，而民生之不被澤也”。告誡士人及官吏且不可曲從愛憎，人才選拔應統一標準，不可以出身定尊卑，應秉持公平公正的態度處理政事。

結語

總之，明代徽州學者力革時弊，關注民生的思想雖然未脫離朱熹和二程的思想框架，但他們的主張更具體，更完備，從治政實踐中來。

明代徽州學者極為關注社會弊政，關心百姓安危，並且制定出一系列調和基層民眾與執政者之間矛盾的措施。汪循、範淶、汪應蚊均為明代中後期的徽州學者，並且都有從政的經歷。

他們意識到民生問題是社會的焦點問題，也是社會矛盾所在，以史為鑑，一旦矛盾激化，將會導致大規模的暴動，進而威脅統治者的江山社稷。因此，在明代徽州學者眼中，作為官吏除了以身示範取信於民之外，把犯罪預防的重心放在影響統治根基的經濟領域即關注民生方面。如果民眾基本生活需求滿足了，社會秩序就安定，那麼統治者預防犯罪的目的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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