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杜甫穿越到俄羅斯，會對徵兵說三道四嗎？

蔡哏譚政治思潮系列文章第十六篇

一、升級的戰爭和被批判的杜甫

9

月份，俄羅斯釋出了部分動員令，預計徵召30萬預備役人員。不少俄羅斯人逃離本國。

戰爭並沒有短期內結束的跡象，相反，存在升級的可能。當地時間10月8日，克里米亞大橋發生爆炸。10月10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空襲。“截止至當天14時，空襲造成了11人死亡，64人受傷”。

也就是說，未來的俄羅斯，可能會有更多的人走向戰場。面對“部分動員令”該作何選擇，將成為俄羅斯公民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再說另一個熱點事件。黃金週期間，杜甫也上了熱搜。有網友對杜甫大加撻伐。認為杜甫喜歡“發牢騷”、“圍繞個人利益在轉”，也有人說他是古代的“公知”。甚至還有網友順帶捎上李白一起痛斥，說李白“善於陰陽壞（怪）氣”，國家“打仗你不上、（卻）呼籲止戰”，存在“詆譭朝廷”的行為。

一時間，熱議無數。

兩個熱點事件並無任何關聯，但是放到一起思考，似乎也有價值。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

如果杜甫穿越到俄羅斯，他會做什麼？

寫出過《兵車行》、《石壕吏》的杜甫，具有強烈的反戰傾向，對受戰事波及的平民，有濃重的悲憫之情。

儘管他筆下唐帝國的戰事性質和俄烏戰爭的性質完全不一樣，但可以合理推測，如果他穿越到俄羅斯，大概仍然會對徵兵“說三道四”，也會對離開俄境的人抱以同情。

一個對徵兵問題“說三道四”的詩人，是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拒絕部分動員令的俄羅斯公民，在道德和法律上有正當理由嗎？

拒服兵役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是出於內心良知的原因，確實可以在政治思潮中找到相對應的理論：公民不服從。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所有的討論都是基於相關政治思潮的理論推演，不代表本人的傾向。對於俄烏戰爭，本人的立場和我國的立場一致：堅持中立。

在開始對“公民不服從”的理論探討之前，我們先講兩個小故事。

二、人，不應該是移動的彈藥庫

很多思想家把“公民不服從”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基督徒對兵役的拒絕。

鹽野七生在她的暢銷著作《羅馬人的故事》裡，轉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戴克裡先皇帝在位期間，一位22歲的基督徒馬克西米里阿努斯受命到軍營報道。軍團長一問話，他就直接表示拒絕服兵役。軍團長不理他，自顧自地下令，給這位年輕人體檢、發士兵身份牌，可他始終表示拒絕，還說會把士兵牌給砸了。

軍團長百般勸說，強調服兵役是在履行“保衛國家的義務”，如果拒絕則會因“不為共同體服務”而被砍頭。

年輕人並不是無理取鬧，更不是貪生怕死。他表示拒絕服兵役是出於宗教信仰的原因，他的靈魂隸屬於“神”，不能加入世俗國家的軍隊。他進一步指出了更為具體的理由：他“不能做傷害別人的事情”，對於他的傷害別人是一種惡行。

如果僅僅是因為極其特殊的宗教禁忌而拒服兵役，似乎沒有太大的公共討論價值。但“不傷害別人”確實是一

種共通

的良知。不信教的人，即便在具體的語境中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共情他的顧慮。

這個年輕人最終被砍掉了腦袋。或讚譽、或批評、或不以為然，不同群體對此事會有不同的評價。但這個例子卻提示我們：

現實的國家法律義務和個體的良知之間，或許存在張力。

也就說，二者可能不一致。

那些不履行法律義務的人、那些對徵兵說三道四的人，人家未必不高尚，他們或許有出自個體良知的理由。

再講個故事。

談到“公民不服從”，有一個繞不開的美國人：亨利·戴維·梭羅。

這哥兒們就是創作散文《瓦爾登湖》的那位作家，甚至有“北美陶淵明”之稱。但他在政治上卻一點也不“陶淵明”。他生活的年代，美國正在和墨西哥開戰，黑人奴隸制仍然根深蒂固。他對這兩件事情都深惡痛絕。他認為，美國的對外戰爭是不義的，允許奴隸制更是違背良心的。為了表示他的不滿，他拒絕繳納人頭稅，並因此被抓進了一個“三尺厚石牆”和“一尺厚鐵皮木門”的監獄。好傢伙，有點像關押任我行的西湖地牢。

所不同的是，任我行關了十二年，梭羅只被關了一晚上，馬上有人幫他補交了稅款，他就獲釋了。任我行在獄中悟出了一套消除吸星大法弊端的無效功法；梭羅則寫出了震爍政治思想史的名篇《公民不服從》

（此標題非最初標題）。

這篇文章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梭羅的“不服從”，不是強調個人良知和國家共同體之間的張力，他恰恰是要強調：良知能夠構成國家政治生活中寶貴的一部分。他的“不服從”，不是要“取消政府”，而恰恰是希望讓政府更好。

機械地執行美國政府命令的行為，在梭羅看來，未必是好事。以美墨戰爭為例，他認為一些民眾不問是非，事實上淪為了美國政府的不義幫兇。人已經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僅僅被美國當權者視作移動的彈藥庫，被美國政府製造成了行屍走肉的戰爭機器。

而真正為國家好的極少數人，應該憑著自己的“良心”來效忠國家，來反思戰爭的性質。梭羅強調，如果國家遭遇了侵略，公民自然應該英勇反抗。但此時的美墨戰爭，他認為是美國在侵略鄰國，是一種不義的行為。而當時美國盛行的黑人奴隸制，更是在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按照梭羅的邏輯，正義高於國家整體的現實利益。他舉了一個例子，同是溺水者，該不該搶奪他人手裡僅有的一塊木板？出於“苟活”的個人利益，你搶了，則對方死；出於正義，你不搶，則你死。在這種情況下，梭羅認為，應該捨生取義。具體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退一步說，就算是蓄奴、和墨西哥開戰這兩件事對美國國家有利，也不應該做。梭羅說，如果選擇了正義，美國的國家民族有傾亡的危險，也應該毅然決然，選擇正義。

在他內心的天秤上，義為貴，社稷次之。

也許在他看來，一個不義的社稷，有何存在的意義？

所以他選擇拒絕向美國政府繳納人頭稅來表達“不服從”。他知道“不服從”會讓他面臨牢獄之災，會遭受現實損失；但如果選擇“服從”，從良知的角度講，他會損失更多。

梭羅不是一個厭棄國家公共政治生活的人，相反他對公共政治有著強烈的情感。他內心願意“服從”政府權威，他的“不服從”恰恰是因為當時美國的政府沒有尊重民眾的同意原則，沒有做到正義。他不是沒有對政府的美好想象，他理想中的政府應該是可以包容那些“疏遠政府的人”，而不是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三、與其起訴，不如尊重

回過頭來再聊聊理論。當代不少重要的政治哲學家都討論過“公民不服從”，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還給出了一個相對嚴格的定義。所謂公民不服從，是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既出於良知又屬於政治性的違法行為，往往旨在帶來政府的法律或政策的改變”，訴諸的是一種“社會多數的正義感”。

從羅爾斯這個定義來看，一個人出於懼怕的目的拒絕兵役，不符合“公民不服從”的定義。但如果他內心認為戰爭是不義的，出於良知的目的拒絕，則符合定義。但這個人也不能暗戳戳地跑掉，他的“不服從”，應該是一種公開的表達，要具有公共性，目的是為了推動變革，也就是說讓國家更好。羅爾斯也強調，公民不服從的前提，

得

是你別無選擇了，其他合法的途徑都無法改變現狀了，你才能“不得已而為之”。

公民不服從如果是一種公開的表達，必然面臨影響公共秩序的情況。在羅爾斯看來，如果存在政府濫用權威的現象，則責任在政府，不在表達“不服從”的公民。

著名思想家阿倫特和德沃金對此問題也有很多討論。阿倫特認為這些“不服從者”看似是不服從法律，但究其實質，他們的“不服從”，不是胡亂的“不服從”，而是訴諸更高法，例如憲法。而把“不服從者”當作“恨國黨”，恰恰是違背了憲法精神。那些本著強烈的道德感而選擇“不服從”的人，推動了社會的良性變革。

德沃金以美國人拒絕服兵役參加越南戰爭為背景討論了“公民不服從”。他認為，法律和道德不應該徹底二分，憲法將政治道德的極端重要性注入了法律的有效性問題之中。所以說，即便進行起訴，也應該把這些本著良知拒服兵役的人和其他違法犯罪者區別開來。

德沃金本人傾向於不起訴。他說，如果僅僅是少數人不服兵役，沒啥社會影響，不起訴也不會有大的危害；如果是多數人拒絕兵役，那事情大啦，就得首先要反思反思戰爭本身了。

這些本著強烈的道德感卻在一定程度上違反法律的行為，恰恰推動了法律的不斷完善。因此德沃金得出一個仍然震驚的結論：美國需要的，不是起訴那些拒絕服兵役的人，而是修改法律、調整判決，以適應他們。

在俄烏戰爭問題上，我們不站隊。我們也不一定要贊同這些歐美頂級思想家的觀點。但這些觀念卻提示我們一種可能：

拒絕某一具體法律義務的人，或許是出於更為正當的公共理由，是為了讓國家更好；喜歡“說三道四”的杜甫們，也不僅僅是“發牢騷”，他們可比那些只會叫好的人更愛國。

（注：本文插圖1、插圖2、插圖3、插圖5、插圖6，來源於“視覺中國”，任何網站、報刊、電視臺、公司、組織、個人未經版權方許可，不得部分或全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