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兩千年人物考② 顧野王

不朽在名德 千秋想其餘

——王安石

他被認為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今年是他誕辰1500週年。嘉賓在金山亭林舉辦的紀念會上慨嘆，上海這片土地上，還曾有過這樣的人物。

【一】

據說敢用“王”字為名的，在古代只有三位，之後千年再無人用。一位是駱賓王，另兩位還同名：西漢時的隴西太守馮野王、晚他數百年的南朝顧野王。

查《二十五史人名大辭典》，數萬留名史冊者，另僅見劉義王、吾丘壽王二人。

而為自己取名“野王”這奇特二字的，僅顧與馮。

所謂“野王”，從馮野王的字“君卿”看，有“入為君卿、出為野王”之意。

而《陳書》說，顧野王，字“希馮”，所以宋人牟巘撰寫的《松江寶雲寺記》就說：“西漢有馮野王，列九卿，性剛潔。顧公字希馮，蓋慕之也。”意思是顧野王思慕前人，“希馮”就是希望自己和馮野王一樣。那麼他取名“野王”，自然也被認為是追念先賢。

有趣的是，千餘年後，又有一位名人與顧野王同號。

明代的顧炎武，號“亭林”，世人熟知“顧亭林”。但這三字，其實更早是指顧野王。

宋代詩人唐詢寫《華亭十詠》，十首詩裡的第一首，就是寫顧野王在亭林的《顧亭林》。前四句為：“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裡風煙變，荒原草樹疏。”

如果說顧炎武自號“亭林”也是因顧野王，那麼他思慕的，又是什麼呢？

如今可以查證的，是顧炎武曾和一位族兄，專程去拜謁顧野王墓（有研究者稱顧炎武后代有家譜，證明顧炎武是顧野王后代），並在此行寫下的詩作《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中，流露了自己的心跡：“才名留史傳，譜系出先公。”“眷言懷往烈，感慨意無窮。”

這與王安石寫顧野王的詩句——“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何其相似。

【二】

顧野王的千秋名德，首先在我們天天寫的中文漢字。

在研究者蔣志明（金山區教育局原黨委書記、原局長、上海顧野王文化研究院院長）看來，李斯統一了中國文字，許慎編了第一本中文小篆字典《說文解字》，而顧野王編了第一本楷書字典《玉篇》。統一文字的重要性自不必說。《說文解字》是“儲存古漢字的功臣”，“如果沒有它，想讀懂秦漢以前的古籍、古文字，就會像過河沒有舟楫橋樑一樣。所以孫星衍說，功績不在大禹之下”。而四百多年後顧野王的《玉篇》，不僅收字大大增加，且30卷全為楷書，“奠定了楷體漢字的規範結構、字義、讀音，一千四百餘年來成為後世遵循的字型”。

《玉篇》二字，據說來自顧野王父親指著一個個玉器說，“字如玉一樣珍貴”。

顧野王則在《玉篇》的序言中，指出文字可以突破時空阻礙：“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進。”

而在日本，及韓國，“玉篇”二字，至今仍是漢文字典的代名詞。

日本第一本漢字字典《篆隸永珍名義》，就是依據《玉篇》編撰而來。《玉篇》原本的殘卷，更是在日本被珍視為“國寶”，成為國際性的文化遺產。

令人驚歎的還有，寫成這部鉅著時，顧野王年僅25歲。

更令歷史和文化驚心動魄的是——11年後，西魏攻破梁的都城，梁元帝蕭繹被殺；《資治通鑑》說，城陷的時候，梁元帝特地來到東閣竹殿，命令手下，一把火燒燬了“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自己也要投身火場，被宮人和左右攔住，又用力揮動寶劍，把柱子都砍折了，嘆息著說了一句：“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就此，十四萬卷古籍付之一炬。而《玉篇》一大特色，是引書多且版本善，等於變相留存至今。

所以學者慨嘆：“可能有天人幫忙。”

陸機臨終前嘆，自己要寫的書還沒有成，“以此為恨耳”。在這點上，顧野王比他幸運。

【三】

顧野王不但自己寫出了好書，還是一位好老師，教出了好學生。

比如，虞世南。

那首很有名的《蟬》，就是他寫的：“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他還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詩人、文學家、政治家，是唐太宗命閻立本繪的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被唐太宗盛讚，“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高度評價為“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又親口稱讚他有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這“五絕”，所以也被人稱“五絕之臣”。

他和顧野王，堪稱有其師必有其徒。

《舊唐書》卷七十二說，虞世南從小和哥哥虞世基一起，受學於顧野王，學得很認真，時間也很長，“經十餘年，精思不倦”。

學習之投入，甚至會長時間顧不上梳洗——“或累旬不盥櫛”。

就此，很快，兄弟皆博學，“名重當時”。

有趣的是，哥哥“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這很容易讓人想起陸機與陸雲。

“二陸”兩兄弟也是哥哥為人“清厲”，文采飛揚，而“持論”不如弟。

所以史書說議者把“二虞”比作“二陸”，這是頗為精準恰當的。這一比喻並不僅僅在兩對兄弟都很有才。當然，虞世基人品如何另論。

而顧野王對虞世南的深刻影響，遠不止寫出了一首《蟬》的文才，更在於這首詩所反映的人格內在。

清代詩人施補華在《峴傭說詩》有一段評析很精彩。他說，同樣是詠蟬，虞世南是“清華人語”，駱賓王是“患難人語”（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李商隱是“牢騷人語”（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他認為，這是“比興不同如此”。

比興不同，也源自外在環境與內在心境的不同。

虞世南的“清華”，不能不說與從小受學十多年的恩師顧野王，有很大關係。

純粹就詩歌本身而言，顧野王儘管只見十首存世，又九首都同為樂府詩，但從中已可見才情顯露，且旨趣意境亦頗“清華”。

比如，他寫的《芳樹》：“上林通建章，雜樹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風吹梅徑香。幽山桂葉落，馳道柳條長。折榮疑路遠，用表莫相忘。”

研究者孫琴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評析說，前面都是寫景，最後寫出真意，其中第二聯“日影桃蹊色，風吹梅徑香”是“好句子，可圈可點”。

清代的王夫之，也很喜愛《芳樹》，在《古詩評選》大為稱讚：“六句平敘，末兩句出意即收，煉格完美，自非小生豎孺（一說似應為儒）所知。”他的特點是，鍾愛樸素美學，強調詩歌真情。

在詩歌寫作與審美趣味外，顧野王對虞世南的傳道受業解惑，更在於內在養成的言傳身教。

顧野王的父親顧烜，在學術貢獻上，被認為寫出了“中國第一部錢幣學著作”《錢譜》。而在道德觀念上，《陳書》說他，“以儒術知名”。由此便可以理解，史書說顧野王七歲“讀五經”，從小以“篤學至性”聞名，“在物無過辭失色”，就是在接人待物上，沒有過頭失禮的言行舉止。又說顧野王情深義重，撫養三弟“早卒”留下的孤幼，“恩義甚厚”。而在父親逝世後，顧野王“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孝心深沉，卻又依然為了國家的戰亂，招募鄉黨數百人參加義軍，以“清羸”之軀“仗戈披甲”，力陳義理，“見者莫不壯之”。

所言所行，處處一個“儒”字。所以宋人

再看虞世南。他在父親逝世後，也是“哀毀殆不勝喪”。哥哥被殺時，他抱著大哭，請求自己代死，而不得，就此“哀毀骨立”。又“論議持正”，為唐太宗看重，“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還在皇帝寫了宮體詩要他“和”詩時，抗命不從，直言勸諫，說宮體詩“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唐太宗於是只好說，“朕試卿耳”。

其言其行，與其師何其相似。

最有趣的是，《舊唐書》說，虞世南“容貌儒懦，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而《陳書》說顧野王，“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如此之肖，“傳道授業”而至內在神似，也是一段師生佳話。

【四】

說到“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顧野王確實當得起這個“皆”字。

史稱“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的這位“百科全書”，在人文類的《玉篇》之外，又居然在地理志書方面，留下一部重要著作《輿地志》，被認為是“集漢魏以降二百多家地理書之大成的全國性地理總志”。

研究者陳玉蘭（浙江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探幽發微，針對自己家鄉金華一位南宋先賢王象之，所寫“兩宋時期最著名”的史地著作《輿地紀勝》，一反常態大量徵引了唐以前的《輿地志》內容（一般會擔心時間久遠，地名有變，而不徵引太早以前的志書），有據可考地看出了《輿地志》記載地名地貌“非常準確”，保留很多史料的“文獻價值”，也看出了同為江南文人的兩位作者，在人文意趣上的相通、在地誌編纂宗旨上的契合，進而得出結論：其一，“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古韻悠然的江南，文化江南意象的漸次形成，輿地之著的不斷構建功莫大焉”；其二，“長三角文化的一體化發展自古而然，江浙滬文脈自古以來就是血肉關聯、互相成就、一體發展的”。

今年落成的亭林鎮“顧公廣場”有一段文字說，唐大中十四年，亭林寶雲寺僧掘得殘碑記載：“寺南高基，顧野王曾於此修《輿地志》。”

往事並不遙遠。

【五】

顧野王還是一位“南朝第一流的畫家”。

在《陳書·顧野王列傳》出現過的顧野王著作，除了《玉篇》《輿地志》，還有一部《符瑞圖》。

儘管非常可惜，三者都已無原著全本，這也正是顧野王不大為後人所知的一個重要原因。不過研究者陳爽（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介紹，在敦煌文書中，有一件《瑞應圖》，應該就是顧野王的《符瑞圖》，其中的插圖應當摹繪自顧野王的親筆畫作。

一方面，關於敦煌寫本《瑞應圖》源自顧野王的《符瑞圖》，“前輩學者王重民、陳槃、姜亮夫、饒宗頤等都力主此說，有關作者的基本推斷幾乎都指向顧野王”。另一方面，針對兩圖名字不同，陳爽教授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補充證據：實際上《太平御覽》裡就有“顧野王瑞應圖”這一記述。

而在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列舉從軒轅到唐的畫家，整個陳代，只有顧野王一人。

《陳書》也說，“野王好丹青，善圖寫”，所以愛其才的宣城王讓他在府中畫古賢，又命王褒寫讚詞，畫與詞被“時人稱為二絕”。

千年已過。當全長約4米半的那幅敦煌長卷徐徐展開，各式各樣的龍鳳、鳥蟲、龜蛇圖文並茂，而且彩色如新、栩栩如生出現在眼前時，專家為之震撼。

【六】

九歲那年，顧野王寫了一篇《日賦》，居權要三十餘年的朱異“見而奇之”。

十二歲時，他隨父親到建安，又寫出了《建安地記》兩篇。

五十六歲，“掌國史”。

到他六十二歲那年，楊堅掌權，魏徵出生。據朱葆華先生在《顧野王年譜》按語所引唐許嵩《建康實錄》說：這年六月，大風吹壞皋門中闥；同月，顧野王卒。

不過《陳書》說的是次年卒，即楊堅建隋那年。總之，隨著顧野王的離去，一個時代結束。

終其一生，有文集二十卷。原本還要撰寫《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天不假年，“未就而卒”。

在《輿地志》中，顧野王為後代上海人留下一個字——

“插竹列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而沒，潮落而出，魚蟹隨潮礙竹不得去，名之曰扈。”這段已被廣泛引用的文字，形容的是古時漁民，普遍使用的一種竹製漁具。

這個“扈”字，後來加了三點水，再後來簡化為“滬”，成為今天上海的簡稱。

僅憑這個字，我們就應記住他。

《玉篇》對 “漢字文化圈”有關鍵作用

——對話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曹旭教授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 郭泉真

研究六朝文學的曹旭教授曾表示：“漢語、漢字，隨著文化的輻射，在周邊國家形成了一個‘漢字文化圈’。我們共同生活在‘漢字文化圈’裡，它像一個水庫，我們每天喝的水，用的水，都是從這個水庫裡汲來的；同時，所有喝水的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擴建這個水庫。”在他看來，這其中，顧野王的《玉篇》獨具價值。他指導過的博士生魏現軍，博士論文是《玉篇研究》，獲得過上海市優秀博士論文獎。

記者

：顧野王出生至今1500年了，您怎麼看《玉篇》歷久而不變的價值？

曹旭

：歷久不變的價值，我覺得有三個方面可以說明：一是它當時在文字學、字書、字典方面劃時代的價值；二是它的文獻價值；三是在後世的使用價值，這種使用價值，還因為它傳到日本、韓國，對日本、韓國的文字學、字典學，乃至文化的發展，都起到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並且有形成“漢字文化圈”的價值。所以說它的價值是永恆的，經久不變的。

記者

：顧野王的《玉篇》並不是中國最早的字書、字典，為什麼具有那麼大的文獻價值和構築“漢字文化圈”的意義？

曹旭

：其實，就時間上來說，顧野王的《玉篇》，是中國第三部重要的辭書。在《玉篇》之前，中國還有兩本重要的辭書：第一本是成書於戰國、西漢間的《爾雅》，這是我國第一部按義類編排的綜合性辭書，是中國訓詁的開山之作，在音韻學、詞源學、方言學、古文字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影響。第二本是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簡稱《說文》），《說文》是中國東漢第一部系統分析漢字字形，考究字源並按部首編排的漢語字典。但是，由於《說文解字》的字頭是小篆，到了顧野王的梁代，已經迫切需要編撰吸取當時漢字理論和文獻的新成果。正如顧野王自己所說，編輯這本字典，是要在《說文解字》之後，針對數百年來的字形演變所出現的，“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等問題，以編撰社會需求的，資訊量更大、更實用的“一家之制”的字典字書。所以，由顧野王負責編撰，吸取當時的新成果，並以楷書作為字頭的《玉篇》就誕生了。從此，後世的字典、字書，就沿著顧野王《玉篇》開闢的方向發展。這在漢文字史上意義非凡。

第二點，顧野王的《玉篇》還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顧野王的《玉篇》旁徵博引，採擷了他當時能見到的各種古籍。從經史子集，到楚詞漢賦，可謂包羅永珍。現在僅存日本的殘卷裡所援引的，就有薛貞的《歸藏易注》、韓康伯的《周易注》、鄭玄的《尚書大傳注》、範寧的《尚書集解》等，多達30多種久已亡佚之書。此外還有訓詁、字書逸書《倉頡篇》《聲類》《字書》《廣倉》等。引書多，尤其是引佚書多，引書的時代早，書籍之廣，都出自於當時梁朝宮廷的善本，遠勝宋元以來傳刊的版本。這決定了《玉篇》文獻價值的高度。

記者

：中華書局在編輯《原本玉篇殘卷》時說，顧野王的《玉篇》，在唐宋年間被多次修訂、增補，顧野王花費大量心力寫下的按語，也被刪去，這是怎麼回事？

曹旭

：由於顧野王的《玉篇》篇幅過於浩大，我的博士生魏現軍根據現存原本《玉篇》殘卷的字頭釋文用字推算，原本《玉篇》總字數當在百萬左右。所以，後世從“利用”的角度，便對《玉篇》進行刪改。影響較大的是唐代唐高宗上元元年孫強的增字減注，和宋代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的奉敕重修；刪去大量的書證和例證，只留下詞義訓釋，以適合當時人的閱讀和利用。經過孫強、陳彭年修訂的《玉篇》順應了時代的需求，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並和《切韻》系韻書一起，構成了中國辭書的雙子星座。

但是應該說，孫強《玉篇》也好，宋本《玉篇》也好，其文獻價值都無法與顧野王原本《玉篇》相提並論。梁滅亡時，江陵城陷，內府所藏的珍本圖籍14萬卷，全部一把火燒成灰燼。幸好《玉篇》殘卷保留下來，也許有天人幫忙。

記者

：這也得益於《玉篇》本身的魅力，才能從唐朝流傳到日本後，影響廣泛而又久遠。好像日本、韓國至今還把漢字字典叫做“玉篇”？

曹旭

：是的。這就是我要說的第三個價值。現存的原本《玉篇》殘卷，為唐時日本留學生來我國時傳抄攜回。這是漢文字典首次傳入日本，此後，日本即以《玉篇》為中日字典的代名詞。在韓國，《玉篇》至今也是漢文詞典的代名詞。

由於顧野王的《玉篇》影響日本、韓國、越南等許多國家，這就對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起到關鍵的作用，具有形成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意義。從此，顧野王的《玉篇》，就是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共同利用的“共同文化財產”。明治時代凡44年，日本學者編撰的漢文辭書，竟然多達192種，而以《玉篇》命名的漢文字典多達53種。韓國的《玉篇》系列辭書，也有1536年的《韻會玉篇》，1746年的《三韻聲匯補玉篇》，18世紀末的《全韻玉篇》等種類。由此可知，具有東亞規模的《玉篇》類字典，是維繫和發展漢字文化圈的重要紐帶，其影響深遠而廣泛。對《玉篇》的研究，同時有研究“漢字文化圈”內的交流和傳播學上的意義。

這使顧野王的《玉篇》，具有從區域性乃至世界性的格局和視角，研究中華文明價值的意義。漢字是中華民族粘合在一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對世界文明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我認為，這是我們今天談顧野王《玉篇》應該有的高度和出發點。

記者

：在您看來，1500年之後，我們可以做點什麼？

曹旭

：我以為，第一是紀念。就像今年召開的紀念會議，在這片土地上的後人，應該記住顧野王的《玉篇》和他的文化事業。第二是繼承。除了紀念，我們還要繼承顧野王的學術文化思想，繼承他的開拓創新精神，在新的時代，創造出新的、燦爛的民族文化，並對“漢字文化圈”和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貢獻。

欄目主編：陳抒怡

本文作者：郭泉真

文字編輯：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