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人”和“文明人”：誰才是羅馬帝國滅亡的罪魁禍首

一個下賤的野蠻民族竟然敢於干犯世界的首都，貴族和人民一開始不免感到驚詫和憤怒；然而他們的這種傲慢情緒由於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斂起來；而他們的缺乏男子氣概的憤怒也沒有轉化為對武裝敵人的反擊，卻只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使自己平白做了犧牲。

——愛德華·吉本

曾經輝煌的古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明。在帝國建立的最初幾個世紀，得益於幾位有為君主的文治武功，羅馬帝國國運昌隆，可謂處在一個“黃金時代”。但在此以後，自居為“文明人”的羅馬人卻開始不斷受到他們所稱的“野蠻人”的侵擾，而這些所謂的“野蠻人”範圍其實非常之大，籠統而言，基本上所有非羅馬人，包括日耳曼人，匈奴人等等都被稱之為“野蠻人”，正如當年的中原古國，將所有邊疆民族稱之為“蠻夷”。

這種“侵入”在公元5世紀初逐步走向高潮。來自西哥特的國王阿拉里克帶領著自己的族人數次包圍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羅馬，並於公元410年洗劫了這座城市，搶走了其中的所有能帶走的值錢之物。

這是800年來羅馬城第一次被洗劫。但不幸的是，對於羅馬而言，這只是一個開始，此後的幾十年中，這座城市又被不同的“野蠻人”洗劫三次，最終於公元476年，蠻族首領廢黜了羅馬的末代皇帝，西羅馬帝國也就此畫上了句號。

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羅馬

汪達爾人洗劫羅馬城

汪達爾人（TheVandals）是另外一次羅馬之劫的始作俑者，對他們的稱謂至今仍然是“破壞他人或公共財物者”的代名詞

“野蠻人”之所以“野蠻”，除了其非我族類的特質，也在於被認為是無法被“文明”所馴化的一群，例如他們雖然佔領了羅馬，卻在洗劫之後就決然離去，毫無留戀。但是對於羅馬人而言，“文明人”就是如古羅馬政治家塞涅卡所說的，“不論征服了任何地方，他也便在那裡住下”。與“文明人”相比，“野蠻人”只攫取，不施予，而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掠奪成性的名聲也由此留在了歷史之中。

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歷史學家吉本將這些“野蠻人”稱之為兇惡好鬥、“隨時急切渴望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的一群，並稱他們的世界“經常處於戰爭衝動的衝擊之中”。但是，在將羅馬帝國之死視為蠻族的勝利的同時，這位歷史學家也同樣對羅馬人抱著“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態度，畢竟，一個堅固的城池，如果不是內部有問題，那麼即便敵人再強大，也不是那麼容易攻破的，更何況，羅馬遭到洗劫，還是拜城內人主動開門迎敵所賜。

“一個下賤的野蠻民族竟然敢於干犯世界的首都，貴族和人民一開始不免感到驚詫和憤怒；然而他們的這種傲慢情緒由於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斂起來；而他們的缺乏男子氣概的憤怒也沒有轉化為對武裝敵人的反擊，卻只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使自己平白做了犧牲。”當記述阿拉里克第一次包圍羅馬時，這位歷史學家忍不住做出如此的評論。

在談論“野蠻人”入侵對羅馬文明的傷害之時，吉本看到了羅馬帝國本身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內部權力的爭鬥，軍隊的鬆弛，這些都使得國家本身力量受到削弱，與此同時，更為嚴重的是內部貴族的腐朽與普通民眾的安於享樂：貴族們“把自己的財產揮霍在無比奢華的生活中，在無止境的放蕩生活中只感到無聊至極”，“他們競相爭取空洞虛化的頭銜和稱號……狂妄地希望使自己的名字永存。”另一方面，羅馬平民不僅遭受深重的壓迫，與貴族過著天壤之別的生活，更因此變得貪圖享樂，只熱衷於某些淫穢與俗麗的場景。

如此種種，讓歷史學家不禁生出感嘆：其實我們應該感到奇怪的，並不是羅馬帝國為什麼會滅亡了，倒應該是它為何存在的如此長久。惡習的沾染，紀律的鬆弛，制度的不公，法律的廢棄，這些都難怪會導致整個羅馬世界最後為“野蠻人”的洪流所淹沒。

如果說吉本這種自省的分析仍然是以“文明人”、羅馬人自居，那麼當代的學者則對“野蠻人”這樣說法本身提出了質疑。例如《羅馬帝國衰亡史》節編本的編者就說，假設換一個角度，我們就可以看到那些入侵者其實並非全都是以破壞為目的，“而常常只不過意在親身進入古代文明的美好的領地而已。”而且，這些人也的確給希臘、羅馬帶來了新的，能夠改進歐洲人生活的東西。

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在歷史之中，這些所謂的“野蠻人”入侵其實並非羅馬帝國衰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促成了帝國衰亡頂點的到來。

“野蠻人”在洗劫之中雖然盡情展現了貪婪，但從歷史上看，他們並不是那種大開殺戒的屠夫，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對相對“先進”的文明仍存有幾絲敬畏之心：在洗劫之中，他們搶走了人的財富，卻儘量不去殺害無辜民眾；雖然多數建築中的財寶被洗劫一空，但建築本身、尤其是有宗教意義的建築都得以保留。作為“野蠻人”一部分的日耳曼人等甚至逐漸在歐洲的土地上定居，並且逐漸從部落發展出自己的文化與文明。

“野蠻”與“文明”之間也並非固化，隱藏於“文明”中的“野蠻”雖然不常被提起，卻不見得沒有造成巨大的傷害。正如吉本所說，“阿拉里克由多瑙河邊領來的野蠻人所造成的破壞，遠不如那自封為羅馬皇帝的正統基督教君主查理五世的敵對行為所帶來的破壞為烈。”在1000年後，坐著船開拓世界的西班牙船隊穿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大陸，在把文明帶入新大陸的同時，他們卻用比“野蠻人”更為野蠻的方式洗劫了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又過了400年，英法聯軍洗劫併火燒了東方的夏宮——圓明園，而在西方的論述之中，這不過是西方文明對古老腐朽帝國的一次報復和教訓。

拉里克

洗劫羅馬的“野蠻人”頭領阿拉里克，在征服羅馬6天之後他就再次踏上征途，卻死在途中。

如果說在古代，將擁有相對先進文明的族群將非我族類視為“野蠻”是一種常態，那麼其實按說在當今時代，消除這種非此即彼的觀點實在應該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全世界之間仍舊在各個層面存在著差異甚至對立，而差異或者對立就難免產生先進與落後，野蠻與文明的無休辯論甚至導致失去理智的行動。很不幸的說，我們的世界幾乎每天還在上演著“野蠻人”與“文明人”的鬥爭，而這其中誰是誰非，恐怕只有到具體情境之中，大家才能各自有所結論。

但即便如此，歷史學家吉本仍舊給了我們一些良言與警示，譬如他說，單一的頭腦，其想象力或者理解力再厲害，也不過是稀有的，相反，法律和政策、貿易和製造以及技術和科學所帶來的好處卻更為牢固更為長久。這種從1600年前的歷史中所獲得的教訓，想必對我們今天的行為仍有一定裨益。

的確，正如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寫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已經沒有‘體面的’歐美民主國家會捲入戰爭之中”，人類之間的相互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法制、貿易以及科技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少。但是在暴力之外，“野蠻”與“文明”的對話卻在一些更為具體的領域引發起紛爭——在二戰的幾十年後，資本如一頭被政府管制已久的巨獸，逃出牢籠，開始在商業與金融這個新的戰場上掀起一次又一次巨浪，新的霸主不斷替代舊的霸主，而與此同時，鐮刀也在一遍又一遍的收割莊稼，而且正如當年洗劫羅馬的阿拉里克狂妄的預言：

“乾草越密，割起來越方便”。

（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