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麗拿：下一部《梁祝》，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1959年5月27日，上海蘭心大戲院，18歲的俞麗拿奏響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這一幕，被永遠定格在中國音樂史上。

60年後，已近耄耋的俞麗拿站在音樂劇場《真愛·梁祝》的舞臺上，奏響《梁祝》的旋律。

“

如果有一件事、一個人，讓人歷經千難萬險仍心懷喜悅，這就是真愛。

”俞麗拿的真愛是小提琴，是她的學生，是中國的小提琴事業。

俞麗拿是寧波人。在上海演完《真愛·梁祝》，她緊接著又回到故鄉寧波演出。

走在路上，有人問：“你是不是俞麗拿？”她笑著說：“人家是說我跟她很像的。”

9年前，俞麗拿“封琴”了。上海音樂學院教學樓808教室，就是她獨一無二的“舞臺”。她把所有的熱情都傾注在教學上。“課比天大”的她，不僅吃在教室，有幾年還睡在這間教室裡。接受採訪時，她特意戴上學生送給她的紅圍巾。

談了良久，一旁的學生悄悄提醒：俞老師戴著腰託，該休息一下了，緊接著下午還有課要上……

讓小提琴開口說“中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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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久沒有登臺的您，最近亮相《真愛·梁祝》的演出，在《梁祝》首演60週年之際，您為什麼會發起並參與這樣一部形式獨特的作品？

俞麗拿：梁山伯與祝英臺早已是家喻戶曉的愛情故事了，我認為在新時代，它所表達的含義其實可以更加豐富。《真愛·梁祝》源於《梁祝》，又跳出《梁祝》，用音樂劇、舞劇、話劇等形式演繹了樊錦詩與彭金章、巴金與蕭珊、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梁山伯與祝英臺四段生死相依的愛情故事，他們既體現了中國人的雋永小愛，也有家國大愛。

現在的年輕一代比較缺乏家國情懷的大愛，他們對愛情的理解和過去也不太一樣。

我們想透過這四個愛情故事告訴大家，中華民族的愛情觀應該是像他們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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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您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舉行了封琴演出，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在狀態還很好的時候告別舞臺？

俞麗拿：因為我不想等到哪天拉不動了，被觀眾說：這個老太婆怎麼還在臺上啊。年紀大了，精力總是有限的，我想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教學。我記得當時，小提琴家盛中國不太相信，他問我是真的告別舞臺了嗎？我說當然是真的告別了。其實我這次也算不上是正式演出，我只是拉了《化蝶》的片段，感謝觀眾對我這個老太婆的鼓勵。

這些年，我雖然封琴了，但我並沒有離開觀眾。我一直都和《梁祝》在一起。我在許多講座中給大家講梁祝的故事，我會一邊拉琴，一邊解讀，希望更多的人能聽懂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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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演繹的《梁祝》情感細膩豐富、表達真摯，被公認為最權威的演繹之一。在《梁祝》問世之前，中國人主要都是演奏西方作品，您作為首演者，當年是怎麼拉出其中的“中國味道”的？

俞麗拿：我年輕的時候，最苦惱的就是我拉的西洋樂器老百姓聽不懂、不喜歡聽。後來，音樂學院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學派實驗小組”，在何佔豪、陳鋼的努力下，《梁祝》的問世終於讓小提琴開口說了“中國話”。

我曾經在中西結合樂團待過，對越劇和京劇都有一些瞭解，熟悉中國戲曲特有的程式，這一點很重要。對戲曲不瞭解的人，在處理這部作品的時候就很難把那份韻味拿捏好。比如祝英臺“哭靈”那段，採用了中國戲曲中“緊拉慢唱”的表現手法，這在音樂學院裡是學不到的。而一些悲劇段落的音色則要模仿哭泣的聲音，而且是用水袖擋住的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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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好《梁祝》，最難的並不是技術，而是拉出那份韻味？

俞麗拿：技術上也有難點，最主要的就是滑音。它裡面的滑音是從戲曲唱腔演變過來的，而有些細節在記譜上並沒有標註。2016年，首屆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比賽把《梁祝》作為半決賽的必選曲目。有些外國小提琴家光看譜子就是拉不出那個味道，因為他們會習慣性地把上滑音拉得慢、下滑音拉得快。

但《梁祝》裡的滑音恰恰應該是上滑音快，下滑音慢，這樣才能更好地表達出祝英臺內心的羞澀和甜蜜的愛情主題。

我現在反而不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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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問世後，人們一直期待著能有下一部具有影響力的中國作品誕生。而早在1993年，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俞麗拿小提琴藝術基金就籌資100萬元徵集小提琴新作，在當時引發很大的反響。您當時為什麼要這樣做？

俞麗拿：這要從這個基金的創辦說起。

上世紀90年代初，要培養一位頂尖的小提琴人才，真的很難。我們出國比賽，常常受困於經費問題。那時候已經有一部分人得益於改革開放富起來了，我就想能不能成立一個基金，幫助年輕的學生，推進中國小提琴事業的發展。1993年，在方方面面的支援下，俞麗拿小提琴藝術基金掛靠在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下成立了，這是中國第一個以藝術家名字命名的藝術基金。

基金成立後不久，一直由文化部主辦的全國青少年小提琴比賽因資金原因無法舉行，我決定由我的基金承辦，在上海舉辦。當時有一家公司承諾資助比賽，可比賽就要開始了，資金卻遲遲沒有落實。沒辦法，我只好自己去籌款。那天，我帶著兩位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的實習生一起去南京路上的一家公司，沒想到一等就是幾個小時。實習生說：俞老師，你怎麼受得了這樣的冷遇？我們都快受不了了。

其實我那時候是眼淚往心裡流，當了那麼多年老師的我哪裡嘗過這種滋味，我覺得自己所有的自尊都沒了。

可那天如果拿不到這筆錢的話，比賽就沒有辦法如期舉行。最終，對方勉強答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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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徵集小提琴新作品的那筆“鉅款”，又是如何籌到的呢？

俞麗拿：改革開放後，《梁祝》一直很受聽眾的歡迎。到了90年代，就有人提出，為什麼沒有新作品能與《梁祝》比肩，甚至超越《梁祝》。我知道那時候其實有一批作曲家都在努力，但是他們寫出了新作品，卻沒有錢請樂隊來演奏。所以我和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想辦法，決定舉辦一次小提琴協奏曲中國新作品會展，鼓勵中國小提琴協奏曲的創作。

最終，在當時的市領導的支援下，我們向各界籌到了100萬元——那時的100萬真是不得了。我們徵集到了不少作品，成立了一個專業評委會，評審出一批優秀作品，開了三場音樂會，電視臺全都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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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一些好作品，或者優秀的作曲家脫穎而出？

俞麗拿：有一些好作品，但是大家普遍覺得，還是比不過《梁祝》。

當時我挺著急的，但是這麼多年過去，尤其到了現在，我反而不急了，心態很平。我想，經典作品的問世，還是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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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大眾喜愛、被時代記住的好作品，到底需要怎樣的天時地利人和呢？

俞麗拿：創作《梁祝》的那個時代，強調的是音樂的民族性。越是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作品、越是能講好中國話的作品，就越能被國際承認。

改革開放後，大量西方現當代音樂創作流派湧了進來。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時，大多數作曲家的創作還比較注重旋律，那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裡，有些作曲家的作品就變得沒有調性、沒有旋律，一般老百姓都聽不懂。

最近，這種趨勢又逐漸地扭轉回來了。有些作曲家意識到，雖然作曲的手法可以採用西方技術，但中國音樂作品關鍵還是要有中國的民族性。

我想，等到更多優秀的作曲家意識到，還是要寫老百姓能夠接受的東西，意識到民族特色是非常要緊的，那天時地利人和可能就到了。

問我是什麼派，我就是“世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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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很少有“音樂要為老百姓服務”的意識了。您的這種觀念和您在那個時代的經歷有關吧？

俞麗拿：是的。我學小提琴是被分配的，我小時候喜歡的是鋼琴。1951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少年班時，我的鋼琴其實已經彈得不錯了。但是，因為當時學絃樂的學生少，手掌寬的學生都被要求改學提琴，手指細的學小提琴，手指粗一些的學大提琴，我就被分配學習小提琴。既然老師讓我學，我就努力學。剛開始拉小提琴的聲音真的是太難聽了，像“殺雞”一樣。

1957年，我考進了上海音樂學院。那時候是五年制，但真正的學習時間，其實只有兩年。有一年蘇聯專家來上課，我被選上了專家班，學了半年後，主要就是在練習和準備參加國際絃樂四重奏比賽。其餘的時間不是下鄉就是下廠。農村裡的豬圈、牛棚我都住過，我還在碼頭上扛過180斤重的大包。

下鄉、下廠確實耽誤了專業上的學習，卻對我的人生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一輩子的。我特別容易和普通老百姓溝通。直到現在，我在學校裡見到保安、清潔工都會和他們打招呼。

我一直跟老百姓在一起，我的音樂就是為老百姓服務的。現在的年輕人普遍缺少這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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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後來又是下了怎樣的苦功，不僅把專業補上去，還教出了那麼多優秀學生的呢？

俞麗拿：就是因為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沒有學到多少東西，所以後來一有機會，我就拼命地“補課”。1962年畢業後，上海音樂學院分配我留下來當老師。教課跟演奏真的是兩回事。一開始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教，課堂上聽到學生拉得不對，我講不清楚，只能說，我拉一遍給你聽。這其實是最不會教的。

而且“文革”以後考進來的那批學生，他們拉的作品很多都是我沒拉過的。我很焦慮，也很苦惱，

只能每天早上六點多到學校，晚上很晚回家，拼命借譜子、聽唱片，自己給自己補課，琢磨研究，把小提琴技術上的規律、音樂風格上的規律逐漸摸透。

比如，演奏巴赫的作品，我一定要總結出拉好巴赫的幾個要點，才能去教學生。教法國作品，我必須研究法國作品的特點。教俄羅斯作品，我一定要研究俄羅斯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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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要拉好西方經典作品，怎麼去理解、彌合文化上的隔閡？

俞麗拿：關鍵要看老師是怎麼引導、怎麼教的。我帶學生去國外比賽，發現外國評委對中國選手都是很嚴苛的，只要在風格上有絲毫不符合他們的要求，就會馬上把我們刷掉。所以我們的小提琴演奏要想追上世界水平，必須要對自己嚴格。

我做過全世界30多個國際小提琴比賽的評委。我坐在評委席上不只是去打分的，我還要了解對於同一位作曲家的作品，不同學派的演奏風格是怎麼樣的。我在觀察當前的世界小提琴演奏潮流是怎麼樣的，回去教給我的學生。

曾經有外國評委問我是什麼學派，我說我老師的老師來自歐洲，但他沒有直接傳授到我這一代。所以，如果一定要問我是什麼派，那我就是“世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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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採世界各個流派的演奏特點。

俞麗拿：對。從1962年到現在，這57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真是學無止境。因為世界上的小提琴曲目太多了，學派也很多，每個學派都有自己的特長，

我要不斷地掌握每個學派的特點，把優點拿過來為我所用。

（本報記者 蔣迪雯 攝）

人品和藝品會體現在藝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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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馬上就要步入“80後”的高齡了，為什麼還在堅持全職給學生上課？

俞麗拿：曾經有人問我是怎麼保養的，我說，和學生在一起，我就覺得自己還年輕。我現在每週一到週三的課都是排滿的，從早到晚。週四、週五有時候還會加課。因為來不及去食堂吃午飯，我就一早到食堂買個餅，中午在教室裡用微波爐一熱，這樣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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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裡的這張摺疊床也是為您準備的嗎？

俞麗拿：我曾經有幾年都住在這間教室裡，因為我家住在閔行區，離學校太遠，索性就住在這裡，等上完課再回家。住在這裡其實挺好的，唯一一點就是洗澡比較麻煩。不過我們這代人以前下過鄉，也不講究。後來學校知道了，就幫我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現在我有課的時候，就住在學校的職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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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音樂學院的教授，您為什麼不僅教大學生、研究生，還教小學生？

俞麗拿：我的學生從小學生到博士生都有，年齡跨度很大。每個年齡段的孩子學習的重點都不一樣。小學階段主要是打好紮實的基礎。中學階段要增加曲目量。到了大學，就要鼓勵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帶研究生、博士生，我會更多地和他們探討如何表達自己的藝術個性，到了這個階段，技術已經不是主要問題，最重要的是研究音樂。

對於那些特別有自己想法的學生，我從來不會壓制他們的個性，因為

搞音樂的人不能都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音樂家的個性是非常珍貴的

。我的學生陳佳怡是從普通中學考到上海音樂學院的，跟我學了一年半後獲得了金鐘獎的金獎，她就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孩子，有時候會為了一個作品跟我爭執起來。如果我覺得她的想法不對，我就會想辦法說服她，讓她心甘情願地接受，而不是我怎麼說，就讓她照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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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學生眼中，您就像他們的第二父母。

俞麗拿：那是自然的，像黃蒙拉、王之炅他們都是從小學開始到碩士畢業一直跟我學習，16年下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除了教學，我在生活上自然也要關心他們。每年暑假寒假，只要我在上海，我一定會給他們上課，而且不收學費。我很驕傲的是，黃蒙拉、王之炅都留在上音當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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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教過那麼多孩子，最終決定他們能不能成為音樂家的，有哪些因素？

俞麗拿：首先是要有一定的天賦，否則很難出彩。現在的琴童很多，家長都望子成龍，我

認為家長最大的成功，就在於能否挖掘孩子身上的閃光點，找到孩子最擅長的是什麼。

第二，是必須努力。只有天賦，不努力也不行。第三，就是要找到好的老師、好的學校。其實無論幹哪一行，要想有所成就，都離不開這三點。

除了這三點之外，最重要的是做人。一個人的人品和藝品一定會體現在他的藝術裡。分到我班上的學生，不一定都有很高的天賦，但我很注重培養孩子的品質。

不管學生是不是有天賦，我都一視同仁，不會因為哪個孩子才能特別高，會給我帶來成績，為我爭光，我就會對他另眼相看。

但我不能容忍不努力。假如學生不努力，我會警告；再不努力，警告兩次；還不有所進步，我就會把他開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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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曾經說過，您的初心是讓中國小提琴在國際上有競爭力，這個目標現在完成了嗎？

俞麗拿：我做學生的時候出國去比賽，是被外國人看不起的，因為我們的水平確實不高。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我們的學生終於也拿到國際大獎，現在出國比賽，再也沒有人會輕視我們。

這種文化自信，是從《梁祝》開始的。

《梁祝》讓小提琴“說了中國話”，讓更多的人喜歡上小提琴，我們才有了那麼多的生源，加上教學水準的提高，讓我們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競爭力。但是這個目標現在還沒有完成，中國的小提琴事業要發展下去，還需要大家齊心協力。現在的一些小提琴比賽，出現了不公正的現象，個別人為了小團體的利益破壞了規則，我很傷心。幾代人的努力不能毀在個別人的私心上。

上觀新聞：人才的培養，離不開良好公平的環境。

俞麗拿：的確。我們這代人很快就要退出歷史舞臺了，我現在也不知道我還有幾年可以工作。中國的小提琴事業，接下來要靠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希望他們會比我們做得更好，

希望全國能有好的氛圍，為了中國的小提琴人才的培養，為了中國小提琴在世界舞臺的“聲入人心”而努力。

欄目主編：龔丹韻

本文作者：陳俊珺

文字編輯：陳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