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錢已經足夠了，不是書呆子還能是什麼”

好打撲克的劉震雲，比男作家還能吃的王安憶，“不愛財的書呆子”格非深夜被入室盜走一枚歐米茄，被電話裡的陌生女人調戲到臉紅的蘇童……在作家葉兆言筆下，他的這些作家朋友們在日常中樸素、善良而可愛。同樣，他也見證著一批當代作家為了創作的努力與犧牲——“當一個地道的作家，就得貨真價實地幹活。”

閱讀葉兆言筆下的“閒話當代作家”後，或許我們也並不能透過作家生活中的形象去了解他們的作品，就如下文中王安憶所說，“作家是什麼，也許永遠也說不清。作家是瘋子或被放逐者，是不同於牧師和調酒師之外的第三種人。作家將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佈道，他技藝高超，與世隔絕，在別人的理解或誤解中得到永恆。”

下文摘選自《生有熱烈，藏與俗常》，經出品方授權推送。

閒話劉震雲

“他是我們這茬作家中最機智的一個人”

劉震雲，作家、編劇，代表作《一日三秋》《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溫故一九四二》等

我也許永遠不會明白劉震雲什麼時候說的是真話，也永遠不明白他什麼時候說假話。他總是用說真話的表情說假話，用說假話的神態說真話。他是我們這茬作家中最機智的一個人，誰要和他鬥，便是找不自在。

我和劉震雲第一次認識，在一次發獎大會上。只能算認識，大家匆匆照了個面，好像話都沒說。分明他的架子大，可是以後互相見了，他卻先發制人賊喊捉賊，反咬一口說我的架子大。這是他慣用的伎倆。見了誰，挺客氣地先喊一聲老師，態度絕對誠懇。你若是不好意思接受，他會很謙虛地說：誰都可以是我的老師。你若是反過來喊他老師，他立刻嚴肅地問你是不是真覺得他是你的老師，如果你說是的，那麼從此以後，你就真成了劉震雲的學生。蘇童便是經過這麼一段對話，正式成為他的弟子，我們在一起說笑的時候，劉震雲常常不動聲色地說：“對你的世侄，不用講那麼多客套。”我的世侄，自然是指蘇童，由於劉震雲的伎倆，我很輕易地大了蘇童一輩兒。

有一次開會，我和蘇童住一個房間，劉震雲突然闖了進來，勒令我們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寫完了，他義正詞嚴地宣佈，這張紙將送去製版，我和蘇童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一人給他所在的報紙寫一篇稿子。

隔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又慢慢悠悠地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的名字都已制好版了，就等著我們的稿子，又說人寧可失貞，不能食言，你和蘇童太不像話，竟然膽敢食言。我們於是趕快為他寫稿，而稿酬因為有他在裡邊張羅，卻是那一年裡，我和蘇童拿的千字最高的一筆，用劉震雲的話就是，為哥們撈兩個錢，有什麼臭架子好搭的。

劉震雲在馮小剛導演的《甲方乙方》中飾演一名情痴

從劉震雲打撲克的牌品上，也很能看出他性格的一方面。譬如我打牌，就是典型大爺脾氣，能贏不能輸，真正屬於那種輸不起的一類。哪怕別人故意讓我幾招也樂意，反正一輸牌我就不想再打，連著幾副臭牌，立刻潰不成軍全無鬥志。我的輸贏全寫在臉上，劉震雲便太難捉摸了，他不僅勝不驕敗不餒，而且根本不管別人的死活。反正和他一夥的人，都必須做好孤軍作戰的準備，因為他隨時準備開溜，自己先當了上游再說。

我們打撲克的時候，他和王朔還有池莉老是組成京鄂聯軍，向江蘇作家挑戰，然而輸的常常就是他們。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劉震雲動不動就拋棄了王朔和池莉。當上遊最多的是劉震雲，只要能摸到一手好牌，他就很誠懇地對王朔說一聲：

“對不起了王爺，寡人先走了。”

他這一溜走，剩下保護池莉的擔子，自然而然地由充滿騎士精神的王朔去扛，因此王朔的下游無疑最多。做了上游的劉震雲很冷靜地抱著膀子，在一旁看別人垂死掙扎。

劉震雲是河南人，在我的印象中，河南人身上既有帝王之氣，也有土匪之氣。這兩股氣息糅合在一起，能造出一種絕妙的人傑。劉震雲身上經常體現出一種玲瓏剔透的聰明來。之前在上海，一大群感覺良好的作家，紛紛被按倒在皮沙發上，接受上海電視臺“今晚八時”的專題採訪。

在攝影機的掃射下，大家都尷尬和緊張，振振有詞同時又有些語無倫次，侈談大作家和大作品。輪到劉震雲發言，突然冒出一句語驚四座：“現在就要說諸位是大作家，恐怕太早。”他的話彷彿冬天裡的一大盆冷水，立刻讓許多人感到突兀和不自在，尤其是某些在場的曾經一度十分紅火的老作家，因為電視臺主持人正是這麼向觀眾介紹諸位作家的。

劉震雲故意讓自己的話出現長時間的中斷，然後輕描淡寫地補了一句：

“當然，現在就說大家一定不是大作家，這話也太早。”

這是典型的劉震雲式的機智，可惜電視正式播出的時候，這一段被無情地掐掉了。專題片拍了一個多小時，最讓人感到開心的，就是劉震雲這兩句暗藏殺機和禪機的開場白。

閒話王安憶

“王安憶也許是女作家中最健康的一位”

王安憶，作家，代表作《長恨歌》《天香》《桃之夭夭》等

王安憶在文壇上無疑算是一員老將了，不是因為年齡大，實在是文壇上出風頭的日子太長。中國的青年作家中，她可能是最經得起折騰，也是最經得起挑剔的一位。當人們談起文學的現狀時，她顯然不是一個能夠忽視的話題。十幾年前，南京的一批青年物以類聚，湊在一起搞了個同仁性質的文學刊物。因為年輕，難免氣盛。加上幾位寫小說的，如李潮和徐乃建，當時在國內已有反響，害得我們這幫年輕人一個個都輕狂得不行，好像天下的文章就我們能寫。記得那時聚在一起，常常把一些小說寫得正紅火的作家們，貶得一錢不值。

有一次，李潮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對我說：“兆言，不得了，現在新冒出來一個女作家，比徐乃建寫得更好。”

這在那個年頭，是一個了不得的評價，李潮的口吻中飽含了真誠。李潮不僅告訴我，這人的小說寫得好，而且說明她是誰誰誰的女兒。王安憶的母親和我以及李潮的父親，是同一輩作家。在不知道王安憶的時候，我就聽父輩們一邊喝酒，一邊以論英雄的口氣談過王安憶的母親。我想王安憶肯定有和我一樣的共同點，這就是寫作之初，我們總是擺脫不了是誰誰誰的小孩的註腳。我們是在上輩的樹蔭下開始出道的，也許今天許多人已經不知道茹誌鵑這個名字，已經不知道當年讓茅盾老先生盛讚的《百合花》，但是文學史上這些事全記錄在案。

王安憶與母親茹誌鵑（右）

我發表小說雖然有十幾年，但事實上一向不太注意別人的小說怎麼寫。偶爾讀到一兩篇得全國獎的作品，只是感到好笑。最初對於王安憶也一樣，除了知道她是個十分紅火的女作家，對她的作品所知甚少。剛開始是上大學，不是外國小說不會去讀，以後又讀研究生，又因為論文的緣故，不得不玩命地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老實說，我所以後來會特別注意她的小說，不僅僅是由於她小說寫得好，而是她對我的成名起的重要作用。

作家成名可以有許多途徑，有人一炮而紅，還沒知道文學是怎麼回事，已經彷彿被全世界都知道，有的人卻註定要經過一番磨難，甚至直到死後才被世人認識。我在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曾經飽嘗退稿滋味，吃盡無名作家的苦頭。那時候，人雖然有幾分狂傲，努力要寫一些和別人不同的東西，然而稿子只要寄出去，很快就會被原稿退回。一段時間裡，我非常羞於投稿，退稿弄得我信心全無，又害得我發誓要寫出一鳴驚人的玩意兒來。我一邊堅持不懈地寫著稿子，一邊做著完全不現實的成名夢。退稿只要遲迴來幾天，我便開始痴心地注意投稿刊物的預告，夢想著或許會在目錄上突然出現我的名字。

連續五年沒有發表一篇小說之後，我寫了《懸掛的綠蘋果》，為什麼寫這樣一篇小說，現在已很難說清楚。也許是為了賭氣，越是發表不了，我越是要寫作。也許囊中羞澀，不得不考慮養家餬口，當時我和妻子的薪水加在一起還不足一百元，可愛的女兒才一歲，萬一能僥倖發表就能變成錢，這是所有寫小說的人無法迴避的俗念頭。偏偏這篇小說陰差陽錯，竟然發表了出來，換了四百多塊錢，我立刻毫不猶豫地搬了一臺洗衣機回家。

王安憶是第一個為這篇小說叫好的女作家。有一天我去《鐘山》編輯部，人們紛紛告訴我，說大名鼎鼎的王安憶寫了一封信來，其中有一段專門表揚了《懸掛的綠蘋果》。這封信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那時候的一個大紅大紫的人，她的話對許多編輯有很強的穿透力。人們也許未必真心喜歡這篇小說，但是王安憶說這篇小說好，別人就會真以為這篇小說不錯。

我研究生畢業以後，進文藝出版社當編輯，第一次去上海組稿，便去拜訪了王安憶。我沒有當面向她表示謝意，想說也說不出口。反正就是胡亂聊天，既談小說，也不談小說，然後在她家裡吃了便飯。她住的房子不大，充分體現了一個現代上海人的居住困境。那次給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她有著良好的食慾。有一個好胃口是做人的福氣。

一個月前，在南京舉辦的城市文學討論會，最後有一頓自助餐，我因為逃會而沒有去，在南京作家中最能吃的費振鍾，事後用吃驚的口吻告訴我，那天王安憶吃的竟然比他多得多。那是真的吃驚，費振鍾用手比畫著盤子尺寸，連連搖頭。王安憶也許是女作家中最健康的一位，在中國女性當中，她幾乎可以算是人高馬大。她不是那種小家碧玉的南方女子，她的健康氣息總是不停地散發出來，無論是為文還是為人，她的做派都很大氣。

王安憶私下裡說過的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發。她認為優秀的作家，不是佈道的牧師，也不是技藝高超的調酒師。作家是什麼，也許永遠也說不清。作家是瘋子或被放逐者，是不同於牧師和調酒師之外的第三種人。作家將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佈道，他技藝高超，與世隔絕，在別人的理解或誤解中得到永恆。

閒話格非

“格非不會像我那樣叫人搶了就搶了，

他一定會奮起反擊”

格非，作家，代表作《江南三部曲》《望春風》等

格非曾經寫信告訴我，說小時候得過一種怪病，那就是什麼水碰到身上都燙，即使是涼水也如此。優秀的醫生也許能說出所以然，不過大多數醫生對於這種怪病，恐怕只是和我們普通人一樣，聽了目瞪口呆。不是什麼病醫生都能看好的，有的病自然而然地就好了，說是說不清楚的。

格非寫信跟我談這些，是因為我也和過去的他一樣，正被一種很怪的毛病纏身，看了好多名醫生都不見效。舉例來說，我和朋友一起去洗桑拿浴，朋友熱得吃不消，一次次出去沖涼，可我自始至終捨不得出汗，結果所有的熱量似乎都到了頭髮上，摸上去燙手，和我一起去的朋友讚歎不已，連聲說我是異人。當然這種異，其實是怪嚇人的，格非寫信給我，目的就是以身說法，用他自己的事例安慰我。

在文壇這個不大不小的圈子裡，餘華、格非、蘇童，還有我，常常被放在一起議論。臺灣出我們的書，宣傳廣告上也是這麼寫的。其實這幾個人都比我小，也比我更有才華，尤其是格非，比我小了足足八歲，他成名的時候只有二十二歲。那一年他發表了中篇小說《迷舟》，這是一部至今仍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好作品。

我最後認識的也是格非，那是去山東領獎，心儀很久，一見面就好像成了老朋友。記得是在一家很不錯的賓館大廳裡，格非孤零零坐在那兒，寂寞無比。見了我們，就像是見了久別的親人。江蘇作家人多勢眾，出門領獎，很少孤家寡人，動輒一幫一夥，這次我之外，還有周梅森和範小青。格非見了我們，連聲說總算見到你們了，又說自己人雖在上海，卻是江蘇鎮江人，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可憐格非坐著硬座，千里迢迢趕來的，到濟南已是半夜，不忍心讓東道主來接他，將就著在車站前的草地上躺了半夜。夜裡涼，格非竟然沒有感冒。問他為什麼不買臥鋪票，回答說是買不到。

1993年的格非

在海南，《花城》的主編曾對我說過，你們這幾個先鋒派，沒想到會這麼老實。他的話當然有所指，作為主編，他肯定不止一次接待過不那麼老實的作家。這年頭，作家的活兒不一定寫得怎麼樣，大擺作家臭架子的，卻大有人在。毫無疑問，格非的小說屬於第一流，但是他從來沒有架子，不僅沒架子，而且沒能耐，連張臥鋪票都搞不到。

在一次發言中，格非很誠懇地談到自己一年的總稿酬是多少，他覺得這個數目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已經足夠，因此作家不應該為了錢，而放棄寫作的原則。會上和會後，大家都在議論，覺得格非太書呆子氣，他所說的那點稿酬根本就不算多。人們的普遍心態，都是覺得房子永遠少一間，工資永遠差一級，說錢已經足夠了，不是書呆子還能是什麼。

格非有一塊很昂貴的歐米茄手錶，是老丈人出國帶回來的禮物。我們曾在一家手錶店做過比較，那種遠不及他那塊表的，也要賣好幾千塊錢。藍星筆會期間，在三亞一家挺像樣的賓館裡，我和王幹住一個房間，格非和餘華住一個房間。有一天晚上，王乾和餘華為誰的圍棋段位高，大打出手難解難分，於是格非只能逃到我房間來。晚上臨睡覺時，我這人馬大哈，忘了將鎖已經有些壞的門鎖上，結果天快亮時，三名小偷溜了進來。我被窸窸窣窣的聲音驚醒，睡意矇矓中，還以為是格非起來上廁所，後來又以為是他在找安眠藥。安眠藥放在我的褲子口袋裡，我轉過身，剛想和他說話，卻看見枕頭邊站著兩個陌生人，沒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站門口的另一位已向我撲了過來，手對著我瀟灑地一揮，一大團氣霧劈頭蓋臉，我只感到眼睛疼喉嚨痛，差一點窒息，看不見也說不出話。格非被我掙扎的聲音驚醒，尚未坐起來，便享受了和我同樣的待遇，立刻被掀翻在床上。

好不容易才喘過氣來，我當時就明白是遭劫了，格非以為是有人在和他開玩笑，氣憤地說：“太野蠻了，怎麼能這樣？”

這次遇險，我和格非一人損失了一塊手錶。我的是塊舊電子錶，扔了可惜，偷了不心疼，格非可就慘了。事後，警察趕了來，是位穿便衣的局長，溜之大吉的小偷當然抓不到，我們卻不得不老老實實像寫小說那樣，坐下來寫下事實經過。很多人都跑來問我們，一邊問，一邊笑，不相信我和格非的遭遇會是真的，因為這件事太戲劇性了。在報上也見到過，真出在自己身上，甚至我們都有些懷疑它的真實性。那噴向我們的氣霧，可能是進口貨，供女子防身用的，也可能是“敵殺死”，反正那滋味不好受。

格非後來很緊張，說如果真知道是小偷，很可能出於本能，跳起來搏鬥。餘華曾對我說過，格非是個非常勇敢的人，他常常在街上為了打抱不平，會和別人動手打架。勇敢是一種本能，就像我的本能是懦弱一樣，格非不會像我那樣叫人搶了就搶了，他一定會奮起反擊，我們顯然不是那三個小偷的對手。

閒話蘇童

“更像一位誤下賭海的失足少年”

蘇童，作家，代表作《黃雀記》《妻妾成群》《碧奴》等

蘇童戴著眼鏡打麻將，最能反映出他的特徵。一戴上眼鏡，給人的感覺是老氣橫秋，一本正經。這是一個小孩子在冒充大人，尤其到了摸關鍵的牌時，他更像一位誤下賭海的失足少年。麻將桌上的蘇童談不上儒雅，一輸了也喜歡罵別人，當然更喜歡罵自己，然而無論怎麼罵，他還是一個憨厚的男孩子的模樣。

好幾年前，《上海文學》的吳澤蘊來南京組稿，因為住在鎖金村，離我們的距離遙遠了一些，帶信讓我們去見她。我和蘇童騎車去了，回來時，繞道中央門的南京商場。那時候的南京商場剛剛開業，號稱本市面積第一大商場，東西多，人也多。正是透過那次逛商場，我發現蘇童有很強的購物慾。那時候的蘇童還談不上大紅大紫，只是一個手頭不寬綽的文學編輯。他流連於電冰箱櫃檯，細心研究著不同的牌子，比較價格和式樣。他的認真和專注給我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這以後，我時常在蘇童的小說中，讀到這種男孩子對物質世界的由衷迷戀。一雙回力牌球鞋，一臺老式的木殼收音機，一個裝著香粉的小盒子，那種發自於內心深處的嚮往。

蘇童最好的小說是描寫少年。他文集的第二本就乾脆命名為《少年血》，這是個帶幾分矯情，同時又帶著幾分童真的小說集。書的封面上，蘇童寫道：“我知道少年血是黏稠而富有文學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亂無序的年月裡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軌跡。”少年情結是蘇童小說最重要的內容，稚樸、嚮往、迷戀，少年的血在血管裡不安分地流淌著，所有這些都不同凡響地構築了蘇童小說中的人文景觀。也正是出於這種對蘇童的偏愛，我還是認為蘇童的《城北地帶》是本好書，而且前半部分或許比後半部分更好看。

男孩子的可愛，恰恰同女性的少女時代更具有詩意一樣。這是一個會被文學所忽視的話題。當我們談到紅顏已老的時候，我們通常想到的是女性，是那些曾經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們。蘇童的小說讓我們想到了男孩子的意義。女權主義者一定意識到了，人們過多地談論女性，恰恰是因為談論者採取了男人的視角，紅顏已老、明日黃花只是男人的感受，是男人的感嘆，或者說是為了男人的感嘆。蘇童的小說無意中為女權主義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可以探討的文字，或許也是蘇童的小說為什麼會受到女性歡迎的原因。

蘇童本人和他的小說一樣，他看上去就是個大男孩子。不止一位女作家說過蘇童是個很不錯的男孩子。那一年開青創會，我和蘇童住一個房間，有一天晚上，有個女人打電話進來，約蘇童到樓下咖啡廳去坐一會兒。這是一個神秘的匿名的電話，我就聽見蘇童反覆地問：

“你到底是誰？”

電話裡的女人顯然在捉弄蘇童，她告訴蘇童自己是誰並不重要，關鍵是他敢不敢下去。蘇童結結巴巴地說：

“我不是怕，但我不知道這麼晚了，你要找我幹什麼。”

電話裡的笑聲讓我相信那女人絕不是一個人在打電話，很可能有一大幫女人。生活中，我們已經習慣男人和女人開一些這樣無傷大雅的玩笑，而思想解放的女性先驅也開始拿男人當作了娛樂物件。我想蘇童那天晚上，心臟一定像初戀的小男孩子一樣跳個不歇，掛了電話以後，他雖然若無其事地笑了，而且還罵了一句粗話，但是臉卻像塊紅布似的不可遮擋。

左起：蘇童、餘華、葉兆言

我和蘇童有許多一起出門的機會，安排我們住一個房間是經常的事。中國特色的筆會，說穿了就是一些不花錢的公費旅行。我最不習慣的是要記住隨手帶房門鑰匙。賓館裡的鑰匙總是附帶著一塊很大的塑膠牌子，弄不好就不知道扔哪兒去了。按慣例鑰匙都是蘇童帶的，他自我感覺比我更有頭腦，而我也趁機落得省事，出門時大聲叫著：“蘇童，鑰匙！”他立刻跟班一樣應著：“知道了，沒問題。”

蘇童是個愛整潔的人，即使住在賓館裡，也喜歡收拾得乾乾淨淨。有一次他似乎有些忍不住了，當我宣告自己最怕整理房間時，他不好意思地說：“我發現你是蠻喜歡攤的。”攤這個字在吳語中意味太亂，邋遢，到處亂放東西。蘇童是蘇州人，這是他難得露出的幾句蘇州腔，當然是經過普通話修飾過的方言。

蘇童的可愛之處是他保留的一些男孩子氣。我們出門在外，最怕自己動手洗衣服。因為時間都不長，我不到萬不得已，不換衣服。每次出門，只帶一兩套備用的，到筆會開到一半的時候才換上。天冷沒問題，天熱便有些尷尬。蘇童這一點上和我一致，不過他習慣於兩套衣服交替著穿。晚上要去參加舞會了，換衣服前聞一聞，哪套氣味小一些，就毫不猶豫地穿哪一套。蘇童的紳士風度好像也更帶著一種孩子氣，他現如今已經很闊了，常常會說一些讓錦囊羞澀的人生氣的話，譬如花很多錢買了一雙鞋子，然後非常矯情地說：“這不貴，一點都不貴呀！”別人說這種話不可原諒，蘇童說了只覺得他可愛。

之前在上海，我們從賓館去《收穫》雜誌社。一輛來接的小麵包車坐不下，我便帶著自己和蘇童的行李坐計程車去。下車時，我忙著跟熟人打招呼，結果計程車把我們的行李都帶走了。這樣的洋相，經常出現在我的身上，等我想到，計程車早沒了影子。這時候，蘇童坐的麵包車姍姍來遲，大家都很著急地問他行李裡有沒有貴重的東西，他好像早就會料到我要出差錯一樣，笑著說：

“我怎麼可能那麼幼稚，葉兆言這人，哪能讓人放心。”

果然他有一筆剛到手的稿費，數量還不小，不過是隨身帶著，因此安然無恙。附帶說一句，那行李後來也找到了，《收穫》雜誌社不得不專門派人去取。

本文節選自

《生有熱烈，藏與俗常》

作者：葉兆言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時代華語

出版時間：2021年5月

原標題：《“說錢已經足夠了，不是書呆子還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