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間閱讀 | 暗影無法遮蔽的，寫作也無法化解

以下文章來源於經觀書評 ，作者丁楊

經觀書評。

提供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

在《暗影中的人》中，作者從和妹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重返已被翻修過的“難民樓”故地寫起，筆觸隨著記憶閃回而走，寫到父親的死，寫到年僅三十六歲的母親躍入雷格尼茨河自殺，她和妹妹由此在寄養家庭與修道院之間開始顛沛輾轉的童年……而後，父親的後半生和她在成長中所經歷的近乎畸形的父女關係，構成這本書的兩條主線。

作者 | 丁楊

封圖 | 圖蟲創意

父親下葬那天，帶著相機的娜塔莎·沃丁突然意識到還沒給父親最後拍一張照片。棺材已經合上，墓地工作人員允許開啟蓋板，讓她拍攝。她看到父親和此前在教堂的追思彌撒時一樣，就急忙連續按下快門。這是這位有著烏克蘭血統的德國作家在她的非虛構近作《暗影中的人》結尾所寫到的情景。她隨後收到沖洗好的照片，上面什麼都沒有留下，一片空白。當時她想到了什麼？怎麼會有如此戲劇性的結果？書中沒有說明。考慮到她在這本書中回顧、講述的內容，哪怕這就是一次可以從技術角度解釋的意外，也未免太有象徵意義。

1944年，娜塔莎·沃丁的父母一道被納粹德國以“東方勞工”的名義從亞述海邊的烏克蘭城市馬裡烏波爾帶到德國，她就出生在德國弗蘭肯丘陵地區一片簡陋的住宅區中，那是二戰後德國政府為來自東歐被納粹強徵的勞工建造的“難民樓”，在此之前，他們只能住在流離失所者營地。冷戰時期及其後更為漫長的時間段內，這一家人連同成千上萬生存在當時世界兩大陣營夾縫中的“異鄉人”，經受著今天難以想象的身心摧殘與苦難。在《暗影中的人》中，作者從和妹妹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重返已被翻修過的“難民樓”故地寫起，筆觸隨著記憶閃回而走，寫到父親的死，寫到年僅三十六歲的母親躍入雷格尼茨河自殺，她和妹妹由此在寄養家庭與修道院之間開始顛沛輾轉的童年……而後，父親的後半生和她在成長中所經歷的近乎畸形的父女關係，構成這本書的兩條主線。

一

在敘事上，作者並不那麼追求規律，更像是一個人帶著幾分情緒沉入往事，又不時自我提示從回憶中抽離。她在文字中提供了足夠多的細節和情感因素，將飽經苦難的父親帶給她的另一重苦難描述得具體又深切。德國是她出生、成長的地方，但“東方勞工”“俄羅斯妞”“流離失所者”等符號是其長久揮之不去的精神負擔與迷惘之源。“人們一眼就能看出，你來自哪裡。”娜塔莎·沃丁童年時寄居的德國家庭德雷舍爾太太說她的這句話，在她耳邊縈繞了一生。於是，自卑、反叛的意識貫穿了她的童年、青少年。

出生於1900年的父親，到德國之前有著怎樣的閱歷？雖然作者從父親偶爾的表述與其他蛛絲馬跡中或多或少得知一些片段，但那只是資訊碎片，僅有的一點線索也往往隨著對話結束而中斷，總歸難知其詳。她聽父親說起他沒當過兵，但無法得知他如何逃兵役？他是怎麼躲開1936年的蘇聯大清洗來到馬裡烏波爾的？“對於這一切，我一無所知。我從不敢觸碰他的沉默，這沉默無疑來自那個時代。當時在蘇聯，說話本身就是一種危險。”這是作者的理解，也解釋了父親在此後接連與流離失所、離散、貧窮、病痛為伍的人生中，選擇沉默的理由。他在德國生活了近半世紀，除了“要”“不要”，不會說其他德語單詞。與其說他長期與不需要說德語的東歐人打交道，莫不如說，他乾脆以主動的語言壁壘隔開自己和這個國家的關聯，沉默是一種自我保護、一種心理安慰。這是他大半生的歸宿，卻從來不能給他歸屬感，甚至時時令他感到疏離、茫然和恐慌。這麼多灰暗記憶，以沉默來掩埋，並不能真正消解。他是“暗影中的人”，從被遮蔽，到主動選擇隱匿。

從時間和空間範疇，不難推測與世紀同齡的父親的生平與時代有多少交集，作者母親去世後，父親又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三十多年，母親所經歷的苦難，他必然都經歷過，除此之外，還要加上三十多年的孤獨。書中有個細節，父親在心情不錯的時候，會說起他熟悉的伏爾加河，河邊的四季風景，沿河而居的人們，美食和遊戲。說起這些，就是父親難得的幸福時刻，只不過，“我無法想象，他也曾經幸福過。我從未在他臉上見過一絲一毫幸福的跡象，我懷疑，幸福對他來說就像軟肋，是他永遠不會表露出的一面。”作者的這些感受，意味著父親記憶中的幸福有多強烈，身在異國的沉默就有多痛楚。

作為寫作者，娜塔莎·沃丁對父親的人生充滿尋找答案的好奇與記錄往事的責任感，就如同面對一張擋在秘密前面的空白照片，背後的答案有待她揭開，為此她付出不少努力。有一次她在父親的洗衣簿封底發現了他手寫的莫斯科地址，後來她找機會到了莫斯科，頗費周折地憑藉這個地址見到了父親的親弟弟。他們聊了一些家事，叔叔還給她看了一張父親第一次婚姻（作者的母親是父親第二次婚姻的妻子）時的全家合照，她想要追問，但叔叔意識到父親和她隱瞞了這段往事，就執意讓這段往事繼續塵封下去，“如果你父親什麼都沒告訴你，那麼我也不能告訴你任何事”。也許，叔叔去世後，這段往事就永遠在世界上消失了。

除此之外，娜塔莎·沃丁還需要懷著非凡的勇氣，喚起塵封在自己記憶裡的那些至暗時刻——父親是她的至親，卻帶給她太多童年陰影、成長期的漠然與暴力，無休止的衝突、糾纏，沒有下限的干預、強制，這些都令她在痛苦和反叛中體會到扭曲的親情與異化的父權。這種體驗是如此深切，哪怕在父親瀕死之際，他病房裡那種莫可名狀的混合氣味對作者依舊構成衝擊，“我吸入的彷彿就是他即將終結的生命，彷彿他要以這種方式再次侵襲我，使我成為承載他生命的容器”。不過，這也激發出另一重力量，“他完全不曾預料到，他的信念中蘊含了多少真相，而多虧他的管教，我成了一名作家。他的沉默始終是我拿筆抗爭的物件，從一開始就滋養了我的寫作慾望”。而這種“慾望”，促使她走上揭開母親和父親生平秘密的探尋、梳理和寫作之路，《暗影中的人》將遮蔽了父親一生經歷的隱瞞、沉默掀去，她的另一本非虛構作品《她來自馬裡烏波爾》，則試圖打撈英年早逝的母親的身世、遭遇，在紙上留存她主動縮短的人生、刻意稀釋的記憶。

二

在娜塔莎·沃丁十歲那年，母親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偶爾憶及與母親短暫的相處時光，成為之後很多年身處親情缺失、自我認同迷茫困境的她難得的慰籍。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慰籍越來越轉化為一個又一個疑問。母親的一生經歷了蘇聯內戰、大清洗、饑荒，經歷了二戰、被納粹強徵為勞工，這期間她這樣一位出身烏克蘭貴族家庭的女子是如何抵禦、化解的？她怎樣和父親相遇？關於母親的身世之謎，僅憑她留給娜塔莎·沃丁的回憶和實物是無法解開的，時隔太久，許多當事人或早已不在人世，或不知去向，回溯談何容易。隔著大半世紀的時間，從德國到俄羅斯的空間相距遙遠，更不要說夾在時空距離之外的，還有歷史、文化、意識形態的鐵壁。這些都為作者蒐集資料增加了不少難度，但她還是以非凡的耐心、勇氣和對歷史的敬畏完成了《她來自馬裡烏波爾》這部記述母親一生、反映“東方勞工”遭遇和命運悲劇的非虛構佳作。某種意義上，這本書對於記錄、呈現二戰期間“強制勞工”這段歷史，有著一定的填補空白的價值。

同《她來自馬裡烏波爾》相比，《暗影中的人》在文字所蘊含的情感層面，要更強烈、感性、個人化，畢竟這本書中父親的後半生是作者參與、旁觀的，而關乎作者自己的童年、青少年成長經歷，則有切膚之痛。無論是父輩還是娜塔莎·沃丁自己，都是親歷時代鉅變的一分子，她的寫作無意涉及宏大敘事，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國際局勢也只是在必要的前提下一帶而過，她更樂意貼近普通人，走進個體內心世界，以此定格為時代的側面，像拼圖一樣地力圖承載、還原記憶的全貌，以寫作對抗沉默和遺忘。

縱使《暗影中的人》中關於父女關係的部分瀰漫著疏離、暴力、壓制與怨恨，但在父親進入病痛和孤獨纏身的暮年，娜塔莎·沃丁對父親一生的遭際有了更多瞭解之後，她對父親的態度還是有所變化。當然，這個世界上並非所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關係都能回暖、和解，有些事情所留下的烙印不可抹去，但審視烙印的角度、情緒是有可能轉換的，當她透過相機鏡頭看到即將入土的父親最後一眼，這裡用“放下”會更恰當，而當她完成《暗影中的人》，或許才真正地長出一口氣，能夠面對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書中作者面對父親時微妙的情感變化就說明了這一點，“他的嘴巴嘟起，嘴唇在口中填充物的支撐下皺在一起，看起來就像一個蠢笨的小孩正準備對著人發出撲哧怪響。”望著父親的遺體，她的描述頑皮、漠然，帶有某種荒誕的傷感。她坦言面對日漸衰老、病痛纏身的父親時，“仍然恨他，但我更同情他。”耐人尋味的是，這種病弱帶給作者的並不只是恨意之外的同情，還有更深層的感受，“曾經他用暴力沒能做到的事情，如今卻好像靠著這份虛弱和淒涼做到了。從前我最不願成為的就是他的孩子——現在我卻無法忍受他比我還虛弱這個事實。”這幾乎是整本書中最柔軟的句子。

原標題：《午間閱讀 | 暗影無法遮蔽的，寫作也無法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