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敘利亞外交官的照片戳中中國人痛處　百年前顧維鈞的雄辯與悲情你可知道？

昨天，很多人在自己的微博主頁上轉發了一位外國外交官的照片

圖片中的人是敘利亞駐聯合國代表巴沙爾賈法裡。

本月7日，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控制的東古塔地區杜馬鎮遭到疑似毒氣襲擊，導致70餘人喪生。敘利亞反對派、美國、英國等第一時間站出來指責敘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襲擊無辜平民。

9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緊急會議，與會的各理事國展開激烈爭辯。當時，這位敘利亞駐聯合國代表在會上怒斥美國以謊言為由發動侵略戰爭，劣跡斑斑。他還特意提到美國發起的伊拉克戰爭，他說對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調查什麼證據也沒有找到。

賈法裡在發言中調侃說，根據白頭盔提供的資訊，“化學武器已經學會區分武裝人員”。因為在“白頭盔”釋出的影片裡，敘利亞政府軍的化學武器從來不用來攻擊反政府武裝人員，而是專門用來殺平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

但他發言一開始，美英代表就已經離席。這篇“檄文”也沒有能阻止13日美英法聯軍對敘利亞發動空襲。

這張照片最早釋出於4月11日，文字顯示圖片攝於4月10日，聯合國會議後。

這個以“巴沙爾賈法裡”名字命名的臉書主頁並不是大使的官方主頁，而是有網友為了感謝他的努力為他建立的。

隨後，有網友轉發這張照片稱：

“壓抑，心碎。你們這些禽獸。敘利亞只是在努力劫後重生。他們做了什麼要遭遇這些。”

在張照片也戳中了太多中國網友心中的痛處：

這張照片之所以能讓中國網友也如此觸動，是因為它讓我們想起了那些年的中國——想起了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徵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想起新中國前，無數次被拎到談判桌前簽字……

快一百年過去了，中國已不是當時那個中國，而世界還是那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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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維鈞，1919的雄辯與悲情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法國巴黎的凡爾賽宮召開。巴黎和會名義上是擬定對德和約﹑建立戰後世界和平，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宰割戰敗國﹑重新瓜分勢力範圍的會議。

作為協約國一方的中國，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團——由北京和廣州派官員聯合組成，包括北京外交總長陸徵祥﹑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公使魏宸組及廣州的王正廷等。中國政府提出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取消“二十一條”，收回日本在大戰時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特權。

在回憶錄裡，外交才子顧維鈞描述了自己對此行的期望：“即將召開的和會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機會，中國可以藉此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並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遭到的慘痛後果加以改正。”

大眾對於顧維鈞的認識，除了歷史教課書，還有1999年上映的黃健中執導、陳道明主演的電影《我的1919》——電影主要展現的就是外交才子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經歷。

時隔15年， 73歲的黃健中導演依舊對當年《我的1919》拍攝的每個細節記憶猶新。

黃健中說，不僅觀眾認可片中的顧維鈞形象，就連顧維鈞女兒都十分認可——

“2000年，我有個代表團活動，去美國。顧維鈞女兒在我的賓館裡等了2個小時。我趕緊上去鞠躬，為遲到道歉。她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沒想到電影把她父親拍得那麼像。她說‘你這個年紀是不會見過我父親的，怎麼會選一個這麼像我父親的演員呢？’”

“1919年中國近代史結束，現代史開端，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在那個年代，舊知識分子希望改變中國形象。”黃健中說。

黃健中表示，這部電影最難的還在於顧維鈞並非1919年的“經典人物”，1919年有“五四運動”，之前沒有一部影視作品是以顧維鈞為主角，透過展現他的外交才華來反映那段歷史，激起大家的愛國熱情。

哥大優等生，16歲演講《覺醒了的中國》

決定執導《我的1919》後，黃健中花了半年時間來研究顧維鈞。半年中，他研讀了民主運動、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等方面的書籍，還看了顧維鈞回憶錄。

1904年，16歲的顧維鈞遠渡重洋，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國際法和外交。

顧維鈞的老師約翰·穆爾曾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他以一個外交官的標準來要求、培養顧維鈞。

顧維鈞成績非常優秀，曾擔任哥倫比亞大學校刊《瞭望者》主編，這對於一名留學生是非常難得的。“我發現，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讀預備班時，演講的題目就是《覺醒了的中國》。”黃健中說，由此可見，顧維鈞少年時就有遠大的抱負。

黃健中還發現，“一戰”爆發後，時任駐美大使的顧維鈞，寫信給北洋政府，建議中國參戰。

“這是一個學者型的外交家，他也是瀟灑的，熱情的。電影由此確立了顧維鈞的內在性格。”黃健中說。

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中的顧維鈞一角，也是陳道明演的。

《建黨偉業》編劇董哲這樣評價顧維鈞：“他是一位很純粹的外交家，非常專業，在國際上都很有聲譽。他擔任過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國民政府駐法、英大使，聯合國首席代表、駐美大使，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是‘民國第一外交家’”。

“1999年5月10日在巴黎開機，7月2日關機。兩個月不到，片子全程在巴黎拍攝。”黃健中說。

看過《我的1919》的人，都覺得顧維鈞1919年1月28日在巴黎和會上，就山東問題的雄辯是最精彩一幕。

顧維鈞從歷史、經濟、文化各方面說明了山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在顧維鈞的雄辯面前，日本代表完全處於劣勢。

這次雄辯在中國外交史上地位非凡，也是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國家的主權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說。

拒絕簽字，一個“弱國”外交家

但巴黎和會最終拒絕中國的正義要求，決定由日本繼續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國內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

顧維鈞和中國代表團多方斡旋，試團扭轉和會決定，均遭失敗。軟弱的北洋政府竟逼代表團屈從列強旨意，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代表團團長陸徵祥等人既不願簽字，又無力抗爭。

和會最後一段時間裡，顧維鈞獨自擔當起了為中國作最後努力的職責，一直堅持到和約簽訂前的最後一刻。顧維鈞感到：退無可退，只有拒籤，表明中國的立場。他把這一想法彙報給陸徵祥，陸徵祥同意了他的意見。

1919年6月28日，當凡爾賽和約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時，人們驚奇地發現：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個座位上一直空無一人。中國用這種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憤怒。簽約儀式的那一刻，顧維鈞正乘坐著汽車經過巴黎的街頭。

後來的電影編劇董哲認為：“對中國來說，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歷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終於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面，最後沒有退讓。但對一個外交家來說，雖然顧維鈞外交才華橫溢，但弱國無外交。那個時代給了他展現外交才華的機遇，但就他個人來說，則是職業生涯的悲劇。”

董哲說，以拒絕簽字來結束，其實是失敗外交。“如果那時的中國有現在的實力，就完全不是那個樣子了。”

如果簽了這個字，就給了日本法理上的憑據。作為一個外交家，顧維鈞守住了底線，也冒了很大的個人風險。董哲介紹說，當時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是陸徵祥，但最後是顧維鈞擔起了這個責任。“顧維鈞最後沒有籤，於他個人，這一選擇是對的。對國家來說，也是對的。從這個角度上講，他是一個有擔當的外交家。”（環球時報、錢江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