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三別

祝新宇

暮春時節，收到一套《汪曾祺別集》（以下簡稱《別集》），因汪曾祺的文字從前讀的不算少，並未立刻翻讀。一日閒暇，沏了杯龍井，隨手抽出一冊，恰好讀到這一頁，說汪曾祺最後一句話是，給我來一杯碧綠透亮的龍井。茶端來時，汪曾祺已駕鶴西遊去矣。此時天氣不冷不熱；龍井不寡不淡；《別集》不薄不厚。不薄，是說這套集子有20冊；不厚，平均每冊10萬字左右，開本也小，盈盈一握，手感頗佳。時節書籍兩相宜，如果心境如此歲月、如此茶，則庶幾得汪曾祺之真意也。這樣便讀至華燈初上。

先說說這套《別集》的內容編輯，分小說、散文和戲劇三大輯，但每冊均穿插一些汪曾祺的其他文字，例如有史料價值的與文藝界人士的往來書信，汪曾祺的詩歌、文學評論、序跋，甚至還有工作思想報告，每冊最後再附送一篇他人賞析短文。編排上有這樣的小小的不守規矩，冊子就活潑恣意起來，讀著亦有變化感。

我也喜歡《別集》的軟皮，32開本。如今出名家集子，動輒精裝，再不濟也是所謂的簡精裝，價格嚇人，外形也硬邦邦地拒人千里。而軟皮書不僅捧讀舒服，且外出亦便於攜帶，像《別集》這種開本，有些口袋書的意思，稍大點的衣兜即可裝下，很符合歐陽修提倡的讀書“三上”。現在的生活節奏快，時間寶貴，能夠隨取隨讀的書籍還是多多益善。

最早讀汪曾祺的文字當然是他大名鼎鼎的《受戒》。那還是30多年前在中學課本上，影響深刻的還有孫犁的《荷花澱》。當時讀著就覺得和其他作品不一樣，到底哪兒不一樣，說不上了，老師也不教。後來眼界漸寬，閱歷漸長，方能品出十之一二。

汪曾祺是一個很特別的作家，與他相似的還有孫犁，可惜孫老先生沒有“別”到底。當然，說汪曾祺就不能不提及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沈從文對汪曾祺的影響之大，怎麼說都不為過。中學時代的汪曾祺，曾隨家人到一座小廟裡避難——就是《受戒》裡的那個荸薺庵——當時日本人要打過來，他僅帶了兩本課外書，其中一本就是《沈從文小說選》。而汪曾祺的第一篇作品，《小學校的鐘聲》，即是“經沈先生介紹出去的”，汪曾祺在1981年的小說集《寂寞和溫暖》自序中這樣說道，那時他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也是他文學創作初期，可惜那個時期的習作，“都已散失”。包括沈從文在內，這三位作家的共同之處是受外界干擾很少，堅持自身的文學思想，真正做到了我手寫我心；如果做不到，索性輟筆或轉行。孫犁後期雖恢復寫作，卻是以隨筆為主。沈從文則轉向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而汪曾祺的文學創作沒有太長時間的中斷，他對文學的理解亦一直體現在筆端，即使是寫樣板戲的時候，也要“把京劇寫得像個京劇”（《關於〈沙家浜〉》，汪曾祺，1991年）。《沙家浜》第四場“智鬥”至今仍是膾炙人口的經典，並且留下了“人走茶涼”的成語。

儘管和大多數作家一樣，汪曾祺也是從年輕時就開始了文學創作，但他應該屬於“大器晚成”的那一小撮兒作家。這是汪曾祺的一“別”。1979年至1981年，汪曾祺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受戒》《異秉》和《大淖記事》，此時他已年過花甲。彼時，文壇掌旗人物疲態漸露，包括曲波、浩然、楊沫在內的主流作家，其“創造活力已難以為繼，有的逐漸停止寫作，有的雖仍然發表作品，卻不願或無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達方式，而呈現了整體的陳舊感。”（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一些現在看來的重要作家，例如王蒙、張賢亮、陸文夫、從維熙、劉心武等，著重於解放思想，解放人性，文學主題幾乎與剛剛過去的那個特殊時期有緊密聯絡，因此帶出了後來出現的“反思小說”和“傷痕文學”。而我們更熟悉的莫言、阿城、北島、史鐵生、餘華等尚在破土、萌芽狀態。此時汪曾祺出現了，《受戒》出現了。孫鬱說，汪曾祺出現在80年代是個奇蹟。阿城說，《受戒》看完如玉。

說汪曾祺是中國文學史承上啟下的人物有些誇大，但汪曾祺當時的一系列作品，彷彿是置於大魚大肉宴席上的一杯龍井，不僅令人眼前一亮，且有解膩清神之功效。他的某些作品，可以說是80年代末期興起的“尋根文學”之發軔。即使今天讀來，依然足以滌盪我輩之充滿慾望且消化不良的腸胃。

以《受戒》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沒有受到一絲一毫的大環境影響，這也是汪曾祺的一“別”。汪曾祺說他只想寫人性的健康的美，不及其他。汪曾祺直言，“我希望我的作品有益於世道人心”（《汪曾祺自選集》重印後記，1991年）。《羊舍一夕》裡的4個少年，小呂、老九、留孩和丁貴甲，就是《受戒》裡的明海，是和魯迅的少年閏土與阿發，沈從文的翠翠一路沿襲下來的。同時也是汪曾祺年輕時的自己，他曾說過明海、小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話。換言之，作家寫反映時代，批判社會的作品，也可以寫與時代、社會不那麼緊貼，但卻始終存在於人性中的美好。汪曾祺不是不寫人性黑暗的一面，例如《歲寒三友》裡的王伯韜，《大淖記事》裡的劉號長，都是不折不扣的壞人，但他們都是用來反襯好人的。所謂好人，即人性中率真、未被汙染的那一部分。一個作家，能秉筆直書，不顧及當時仍籠罩文壇的主導思想，亦是難能可貴和富於勇氣。

話說回來，汪曾祺的作品並非是在象牙塔裡寫出來的。他宣告“我的感懷寄託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的，必須先論世，然後可以知人”（《晚飯花集》自序，1983年）。在一個掩藏內心真實慾望，花鳥魚蟲不受歡迎的時代，去寫健康的人性和花花草草，不正是一種批判嗎？這樣的寫法在古今中外絕不罕見，例如陶潛的《桃花源記》，與他寫作時的社會狀態完全相反。幸運的是，汪曾祺以及我們嚮往的生活不久便實現了，雖然這並非是文學的功勞。

汪曾祺的“別”，還體現在他關於文學形式的觀點。“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裁偽體”（《茱萸集題記》，1987年）。所謂“別裁偽體”，指的是汪曾祺欲打通散文與小說之界限。汪曾祺不止一次說過，《世說新語》《項脊軒志》以及很大一部分中國古代筆記都是小說。文無定法在汪曾祺這裡得到了淋漓的體現。他的一些作品的確如此，不能嚴格地定義為小說或是散文。他在《茱萸集題記》裡說，“我的作品倘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他不是“不會”，而是“不願”。文學是一種藝術，而藝術形式的本質，基本上都是用來突破和創新的。把散文和小說的界限定的死死的，才是陳腐之見。當然，他的作品也非篇篇皆佳作，例如個別散文中過多提及了當地官員和商人，刪掉這些無損文字質量，他的某些小說，我覺得也一般般，但這不是大毛病，甚至算不上“瑕”。

評論到此，我忽然有所醒悟，說汪老“別”，實際上是我們正經、嚴肅的時間太長了。如今，不止文學，我們生活的諸多方面早已活潑起來，汪老健在時就感受到了，也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創作於晚年。 2021-06-14 00：00：00：01166180遼寧日報http：//epaper。lnd。com。cn/lnrbepaper/pc/con/202106/14/content_116618。html13汪曾祺的三別/enp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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