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同性戀合法化的今天，來看看這部同志史上最重要的電影

1961年，當英國導演巴茲爾·迪爾登決定將《受害者》搬上大銀幕時，全英國上下舉世譁然。因為同性戀這一極度富爭議性的題材，許多演員都對導演丟擲的橄欖枝投了否決票（如傑克·霍金斯、詹姆斯·梅森和斯圖爾特·格蘭傑）。苦覓男主角無果後，製作組不得不把角色法爾·梅爾維爾的年齡修改得更年輕一點，讓40歲的德克·博加德拿下這一燙手山芋。

由於影片的題材敏感，英國電影審查（分級）委員會（BBFC）在電影正式提交前審查了劇本。反覆拉扯間，電影被敦促刪剪了4行對話，委員會書記特里維廉約翰·特里維廉同意這部電影過審。令人驚訝的是，在製片方申訴後，3行被撤銷又神奇地回來了——這其中包括法爾的大膽自白。被刪減的部分只剩下青春期男孩認為同性戀是“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這樣的對話。

1961年10月，《受害者》在倫敦地下放映，電影史上首度出現用上“homosexual（同性戀）”這字眼的英語電影。

它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後，美國電影協會（MPAA）對它下了一紙放映禁令。弔詭的是，刪減了十分鐘的版本於60年代中期在美國電視獲准播出，並無多少觀者對之提出異議——面對同一樣存在，官方的態度總是比大眾要“含蓄”許多。

黑色電影與恐怖的想象力

“

如果沒有驚悚片元素，《受害者》這部電影，可能永遠也不會出現。

”在一次訪談中，導演巴茲爾·迪爾登坦言。為擴充套件影片影響力，他聰明地採取了和《豔屍兇案》（1959）相同的“曲線救國”策略：製作成一部警察破案的懸疑驚悚片。

電影的開場十分巧妙。在一系列連續鏡頭後，映入觀眾眼簾的是工地上一個名叫傑克·巴里特（彼得·麥森內裡飾）的年輕人。當兩位身著風衣、帶著黑色簷帽的神秘人現身後，他神情慌張地開始了逃亡之旅——這樣的裝扮在黑色電影中，往往象徵非邪（匪徒）即正（警察）的兩面。隨鏡頭推移，“真相”漸漸浮出水面。身無分文的巴里特為逃避兩位警察的追捕，急需現金離開倫敦，只能四處求助。一次次碰壁後，走投無路的他在酒吧中被警察緝拿歸案，而被捕前他做的最後一樁掙扎，是欲圖毀去一本隨身攜帶的剪貼簿。

無頭蒼蠅般的逃避中，我們跟著這個侷促的年輕人，初識了形形色色的倫敦世相。他所求助的人，多少帶著奇妙的情感張力。二手書店老闆哈羅德（諾曼·伯德飾）責怪他“

我瞭解何謂‘恐怖的想象力’，現在換你去體驗試試

”；汽車經銷商看到他出現，滿臉寫著尷尬與不情願；朋友弗蘭克的妻子塞爾維極度不喜歡他：“為什麼他不和自己的同類呆在一起？”另一個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律師梅爾維爾·法爾，更接連拒聽他的電話。

在老少兩位警察夾擊中，滿面淚痕的巴里特承認了挪用工資的“罪行”，但仍一口咬定他花光了2300英鎊。很快，警察按圖索驥地找上了法爾——剪貼簿裡的內容全部與其工作有關。這位年輕有為的律師從容自若地回覆著警察一步緊似一步的追問，即便在“同性戀”一詞清脆地從老警察口中吐出，他也能直視著對方承認“我已經有此概念”。他的失態，出現在聽聞巴里特自殺之時。緊促的音樂響起，鏡頭推進。具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高反差打光法，照亮了他的臉：震驚的面容、晃動的目光。這一幕，無法不讓我們回想起三分多鐘前，攝影機以同樣手法，追蹤著牢房裡巴里特臉上的表情，用毛尖的話而言，“

那種絕望和痛苦成了一個世紀的同性戀人的表情。

”

至此，電影已進行了四分之一。由簡妮特·格林和約翰·麥考密克巧妙撰寫的劇本，鋪設了大量間接迂迴的劇情設計，在解釋人物的“異常”之前，故意隱藏了真實動機，引導觀眾一次次走入迷途。對這個因同性戀而被勒索致死的“受害者”，我們已建立了太多同情，無論這是否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戰術策略，它取得了成功。早前那些諸如“減少犯罪事件的動機”等語焉不詳的模糊指涉，也找到了出口。

敘說同性戀，含蓄顛覆的聖地

二戰後，一個個原英國殖民國家相繼獨立，年輕人面對突然擁有的金錢和權力，面對舊有價值觀的崩潰，在傳統勢力的氤氳下，開始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建造更公平的社會。電影觀眾不再是戰前的家庭型觀眾，逐漸轉變成小眾的特殊族群。據調查，1950年代末，七成五的電影觀眾都不到30歲。

這些歡迎為他們叛逆辯護的年輕觀眾，日漸讓電影成為含蓄顛覆的聖地。

身為時代的一份子，巴茲爾·迪爾登還在伊靈工作室時，便拍攝了第一部使用“混蛋”字眼的電影《寒夜青燈》（1950），這是德克·博加德與他的初次合作。在迪爾登放棄伊靈工作室後，其電影在開創性上突飛猛進，反種族歧視的《豔屍兇案》（1959）、為女權主義搖旗吶喊的《一整夜》（1962），及關注同性戀者身份的《受害者》（1961），都是個中翹楚。

若要理解本片，必須得對英國同性戀歷史狀況做個簡略梳理。在英國，同性戀一直被當作“違反人的天性的罪行”，有著相較其他各國而言最為嚴厲的刑罰。1895年對文豪王爾德的審判，更深刻動搖了這一唯美而行事乖張的群體，導致一些人牆頭轉向。社會上樹立起同性戀者“敗壞青年者德行”的形象，開始對同性戀進行有預謀的沉默。直到二十世紀初著名知識分子團體“布魯姆斯伯裡團體”興起，同性戀、雙性戀等行為才再度風靡，劍橋一度成為同性戀者的天堂——《受害者》中的主人公法爾，亦是在劍橋求學生涯中第一次結識了同性曖昧物件。

隨後，醫學上相繼出現“退化性同性戀”、“可以‘治癒’的後天發育畸形說”及弗洛伊德的“神經功能症說”等理論，為大眾樹立了同性戀是變態傾向壓抑產物的印象。同性戀者的危險成為立法者和法官們偏愛的論題，警方對之實行特殊手段來克服，並以恐慌氣氛促使同性戀者退縮於匿名和私人空間之中。50年代的冷戰、劍橋間諜案的醜聞助長了社會對同性戀仇視的心理，因同性戀被定罪的人數達到頂峰，平均每年2000人。“電腦之父”阿蘭·圖林服毒自殺，即是這一時期的悲劇性事件。從《受害者》警察之口，對此也可見一斑：“

90%的勒索案件都是源自於同性戀。

”

在這種“白色恐怖”氛圍中，不惜毀掉事業與家庭也要站出來追查勒索者到底的法爾，成為孤獨的捕獵手。在導演鏡下，這個倫敦的地下黑暗群體，雖不乏如劇場明星、大律師這樣的英才，但都是被視為“獵物”的受害者，遮遮掩掩、敏感脆弱、自我厭棄、緊張悲傷。因同性戀罪四度入獄的哈羅德，淒涼說出“大自然跟我開了個骯髒的玩笑……我覺得自己是罪犯，不法之徒”這樣的話來。這並非居高臨下的觀望態度，他們只是如同你我的普通公民，小心翼翼過著自己的尋常生活，沒有傷害任何人。借用《豔屍兇案》的話來形容：“

僅僅看著他們，你並不能確定他們與眾不同；儘管那些懷有本能敵意的人，認為你可以做到這一點。

”

在試圖展示年代共識的角度，影片讓觀眾自己選擇要站在哪一邊。有恐同者使用“惡魔”“怪癖”“性變態”這樣的惡毒字眼，也有人認為“他們只是有點不正常”，警方的態度也相對溫和寬容。電影最後法律助手威廉和妻子勞拉對法爾的理解與體諒態度，甚至令影片有了一抹亮色的光明結尾。

博加德與迪爾登的古典藍調

1960年代是英國電影的黃金時代，大體分為兩個階段：一、“廚房洗碗槽”現實主義（1958-1963）。電影多為黑白片，表現工人階級的日常現實，具社會使命感。二、“搖擺英倫”電影（1963-1969）。影片多彩色攝影，節奏輕快，帶有法國新浪潮的自由不拘感，表現時代的繁榮與時髦。

《受害者》顯然不在這兩種之內。巴茲爾·迪爾登一脈相承的是四、五十年代英倫電影的古典風骨及技匠傳統：強調語言之表達力，階級意識明確，以聰慧精準的態度和剋制優雅的方式，對他所窺視的地下世界及角色表達著同情。寫實的拍攝手法令片中的各個角色栩栩如生，時代氣息多姿多彩。影評人雷蒙德·杜格納特把其與美國反映社會現實的紀實片相比較（如斯坦利·克雷默），指出巴電影主角經常最終做正確的事，具有“謙遜屈從合理的權利”和“身為領導者所需的堅定的信仰”。

德克·博加德飾演的法爾·梅爾維爾是“受損聖人”的集中代表。在演藝生涯的前十年，博加德主要以傳統的浪漫角色和動作片英雄形象示人，尤其輕喜劇“醫生系列”讓他成為“日場劇院之偶像”。40歲時，他被授予爵士，風頭一時無雙。就在此時，與蘭克電影公司14年合約期滿的他，不顧經紀人的警告，決定接演《受害者》。

英俊溫良的外貌、沉著克己的態度，博加德顯然深諳如何帶著型別化的腳鐐，以古典的方式去演繹社會問題影片。如勞倫斯·奧利弗般，他仔細觀察細節而精準地將之展現於外，在唸白、動作、肢體控制、綜合表演上素有訓練，能非常完美地背誦高度風格化的對白，鏗鏘有力而不失人味。這個來自上流社會的的型男法爾，其高談闊論、深思熟慮、飽受折磨……一舉一動均與憤怒青年及寫實青年相去甚遠，是訓練有素的當代貴族。

影評最令人動容的段落，出現在法爾對妻子直白戀情一幕。在黑暗陰鬱的客廳，面對妻子毫不退讓的追問，法爾以冷淡的聲調和剋制的手勢應對，即將奪眶而出的淚水卻出賣了他內心被徹底撕裂的痛楚。他抬起下巴，以略帶輕蔑的態度強烈表達出他對另一個男人的慾望：“

我不再去見他，是因為我想要佔有他

”，令時人瞠目結舌。在一次電視採訪中，博加德故作漫不經心地迴應出演這幕的感受：“我認為在電影中，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段落，因為它毫不留情：絕無隱瞞。我無須對影迷耍任何花招，這是一個直接坦蕩的表演。”——儘管博加德本人在過世前都拒絕承認他是同性戀，他與經紀人安東尼·霍伍德綿延近半個世紀的親密關係，一直是人們非議的焦點。無論他是否選擇出櫃都已不再重要，因為在那個時代，他奉獻出了最強大的同性戀等爭議性表演。《僕人》（1963）裡銷魂油滑的僕人、《魂斷威尼斯》（1971）中帶著無限渴望的老藝術家，均讓他在國際上享有盛譽。

值得一提的是，《受害者》上映後，引發了關於同性戀和相關勒索的全國性討論。影片傳達出這樣的觀念：“毋庸置疑有一條讓同性戀坐牢的法律，給勒索者創造了無限機會。”它間接促成了1967年英國透過“同性戀改革法案”（Homosexual Reform Act），21歲以上成年男子在非公眾場合的同性愛行為不再被認定為犯罪。正如索爾仁尼琴所言，“

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當法爾決心站出來說出“真話”的那刻，歷史已然在悄然改變。而一部電影能有多少機會，去促進社會建立這樣深刻的轉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