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信不立”與“兵不厭詐”我們應該信哪個？

“人無信不立”說的是人如果沒有信用就不能立足於世間；“兵不厭詐”說的是人在鬥爭中不應該排斥欺詐的手段。

但是欺詐和守信是背道而馳的，我們該信哪個呢？

我們先看看“人無信不立”。

孔子曾經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ni），小車無軏（yue），其何以行之哉？”

這就是“人無信不立”說法的來由。孔子為什麼對信用這麼重視呢？因為在孔子之前的歷史中就有過很多人因為沒有信用導致禍患發生。

比如，

春秋時期齊國齊襄公就因為失信被人殺死。

公元前685年，齊襄公派遣連稱和管至父駐守葵丘，說好來年這個時候再派人來代替他們駐守。等到一年後，連稱和管至父沒有等到齊襄公要他們換防的命令，就向齊襄公請求換防，齊襄公沒有同意。於是，兩人就聯絡對齊襄公不滿的人一起發起叛亂，攻進宮城，殺死了齊襄公。

還有

晉惠公夷吾因為背信而失去大臣的擁戴、惹來了秦國的敵意導致在與秦國的戰爭中失敗被俘。

晉獻公晚年因為驪姬亂政，殺死了太子申生，重耳以及夷吾逃亡國外。後來晉獻公死，夷吾在國內大臣和秦國的幫助下順利成為了晉國國君。夷吾當上國君後，就把當初幫助他登位國君的大臣殺掉了，又背棄了割讓河西城池給秦國的諾言，惹來了秦國的進攻。秦、晉交戰中因為晉國的將領對於晉惠公背信棄義不滿而消極避戰，最終導致晉惠公被俘。此後，晉惠公雖然逃得一命，卻也鬱鬱而終。

以上事例可知，“人無信不立”是很有道理的古語。那麼“兵不厭詐”呢？

“兵不厭詐”出自韓非子的著作，說：“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

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人物，他生活在我國戰國時期，那個年代戰爭是主流。

“兵不厭詐”正是他從各種戰爭中感悟出的得勝規律之一，那麼這個規律可信嗎？我們可以晉文公稱霸中原的那場“城濮之戰”中具體看看。

公元前632年，楚國攻打宋國，宋國因為曾資助過流亡在外的晉文公而向晉國求援。晉國晉文公即位後勵精圖治，見宋國求援，知道這是晉國謀求霸權的一次重要機會，非常重視。決定先攻打衛國和曹國兩個親近楚國的國家，引楚軍救援衛、曹以解除宋國被圍的境地。可是，楚國不上當，宋國二次向晉國求援。晉國因為齊國和秦國都不同意攻打楚軍，有些踟躕。這時，

晉文公手下建議將攻下的衛國和曹國的土地分給宋國，

再讓宋國賄賂齊、秦去調停宋、楚之圍，楚國因為衛、曹的事，肯定不會同意齊、秦的調停。這樣一來齊、秦就惱羞成怒，就會同意攻打楚國。

果然，齊、秦兩國同意跟從晉國攻打楚國。這時楚國又出了一招。楚國提出讓晉國恢復衛國和曹國的地盤和地位，自己就撤去宋國的包圍。這是個好提議，只是晉國不覺得，因為這樣一來晉國將會威望大降，再不能率領諸侯。於是，

晉國又私下裡答應恢復曹、衛以取得曹、衛的支援，

最終讓楚國的圖謀失敗，最終落敗於晉國。

其中，晉國先是向宋國許諾分給他們曹、衛的土地，後又許諾恢復曹、衛，其中必定有一個是欺詐。而這兩次許諾又是晉國贏得楚國的關鍵所在。

所以“欺詐”是晉國贏得楚國的重要手段。所以“兵不厭詐”是有道理的，其作為鬥爭的得勝規律之一也是可信的。

“人無信不立”和“兵不厭詐”都有道理是不是意味著守信和欺詐都是值得推崇的品質？可是兩者是矛盾的，怎麼能同時推崇呢？

實際上不是這樣的，“人無信不立”和“兵不厭詐”所適用的範圍不同，前者說的人生存在世界的所有範圍，後者說的只是人在鬥爭和博弈的範圍，前者是包含後者的。

所以兩者的矛盾之處是：鬥爭和博弈的時候應該守信還是欺詐。這點在城濮之戰中也有體現。

當是時，晉軍以欺詐取得了對楚國的優勢，卻仍然遵守在戰爭之前對楚國的諾言，對楚軍退避三舍，以取得道德高點，提升士兵計程車氣。這也是晉國贏得楚國重要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戰爭也可以說鬥爭或者博弈的範圍之外之外守信是立身之本；鬥爭和博弈的範圍內守信和欺詐都是手段，可以靈活應用。

綜上所述，“人無信不立”是可信也值得推崇的，但是在鬥爭和博弈的時候就不應該死守誠信，排斥欺詐的手段，這時候“兵不厭詐”才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