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麗成︱老丁家的飯桌：回憶丁景唐先生

2004年2月5日，出版博物館籌建之初，我陪出版局領導李新立第一次走進永嘉路慎成裡，拜訪老出版人丁景唐。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在太原路的上海文藝出版社創作樓見過老丁，靜靜微笑著的儒雅書生，著一件過時的人字呢翻領大衣，在滿城盡是羽絨衫的年代。此番再見老丁，已然是身形瘦削、毛髮疏白的八旬老者了。

老丁的訪客很多，都從後門灶披間（廚房）進，因為前門進入的正間是丁家長子的房間。說是灶披間，也是飯廳，兩面沿牆九十度安置著煤氣灶、洗滌池等，南牆靠著一張實木的褐色八仙桌，舊舊的，被紹興阿姨擦得錚亮。在這張飯桌上，老丁會家宴重要訪客，屢屢受邀作陪的我，不僅分享著紹興阿姨的鯽魚湯、紅燒肉，更是結識了老丁引薦的文化前輩，這對白手起家的出版博物館籌建工作，是何等重要的人脈資源啊！

“林麗琴，吃中飯哦。”電話那頭是短短的、輕輕的男聲。老寧波麼，“成”讀“琴”。接到老丁電話，我立馬調整手頭的事，從紹興路拐到永嘉路，順著逼仄的樓梯轉至三樓老丁的房間，第一眼見到的總是老丁的招牌動作：仰頭張嘴大笑狀，雙手大幅擺動鼓掌，聽不到笑聲和掌聲。因為老丁的事前鋪墊，我與初次見面的前輩很自然融洽地交談起來，老丁會在一邊靜靜地聽著。等紹興阿姨上樓“開飯啦”，我們會魚貫摸索著下樓，老丁的長媳亞男或三女言昭會招呼大家圍坐一桌。飯畢，老丁往往要我代他送客出弄堂，這是給我留機會與前輩單獨深入接觸。

2004年在老丁房間，左起丁景唐、林麗成、王觀泉、許覺民

2004年與袁鷹先生在老丁房間

為老丁的自選文集《猶戀風流紙墨香》作序的許覺民、袁鷹先生，都是在老丁家的飯桌上認識的。許覺民先生是鄒韜奮執掌生活書店時期的老三聯人，後來我去北京皂君廟許家做他的口述史。2006年，許覺民先生走了。如今他天天在萬宜坊韜奮紀念館的展示螢幕上，向觀眾講述著他親歷的生活書店、韜奮先生的往事。之後，許覺民先生的親家範用先生的文化遺產，又整體捐贈出版博物館。

那次飯後，我挽著袁鷹先生走在襄陽路上，聽到我對世事的抱怨時，田叔叔停下腳步、轉身注視著我，溫厚地拍拍我的手背：“不要急，會好起來的，再過三十年吧，我是看不到了。”田叔叔的忠言如甘霖沁入心脾，助我克服焦躁之情態，每個人都有歷史侷限性，只能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盡責而已。後來知道袁鷹先生遇到來自領導層的麻煩，我便電話邀請他來上海做口述史，住幾日散散心。他淡定地表示：沒什麼大不了的，可以應付，且家中女兒需要照顧，走不開，謝謝關心。

復旦新聞系的姚福申先生，也是經老丁認識的。姚先生經歷坎坷、與胡道靜先生是提籃橋監獄的同室獄友。他與文化生活出版社創辦人吳朗西先生的長子吳念魯是上海中學的同窗，瞭解新中國成立後吳家的境遇。吳朗西晚年最放心不下的是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時與巴金的一段誤會，生前曾留下文字（原件存魯迅紀念館），想澄清當時有文章暗示他曾想借助麗尼（郭安仁）排擠總編輯巴金的誤傳。鑑於當時一些出版物以訛傳訛的現狀，吳家子女希望從事新聞出版史研究的姚先生能出面釐清史實。由此，姚就吳朗西先生的遺願撰文《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段往事》交付館刊《出版博物館》。涉及巴金的舊事，作為館刊主編，我猶豫著是否要先給李家人過目、以免後患。我求助於老丁，他反問我道：“如果家人反對或者不回答，你就不發了？”是啊，堅守歷史真相是館刊的辦刊宗旨，懷揣忐忑的我就堅持了。稿件刊發後，風平浪靜。事後我去拜訪巴老的弟弟李濟生先生，他談了一些文生社同仁共甘苦的往事，以及吳、李兩家重續舊好的情況，唯對姚文沒有任何異議。關鍵時刻，老丁的點撥讓我作出了正確選擇。

自從知道出版局決定籌建出版博物館後，老丁真是從不把自己當外人。他雖始終任職於出版業，文博界關係也很深，帶我去魯迅館、左聯館等，他是那兒的上賓。最有意思的，是去龍華烈士陵園紀念館。上世紀九十年代，籌建龍華烈士陵園期間，館方與老丁商議，將八百餘種藏書存於該館資料室。出版博物館籌建後，老丁就要求館方將其中與出版相關的書籍轉贈出版博物館。那日他帶我過去，指著書櫃讓我翻。我手腳麻利地快速搜尋，不管不顧那位尷尬又無奈地站立一旁的館領導。這次出擊的最大戰利品是商務印書館1902版的《華英音韻字典整合》，是1948年春，老丁夫婦根據上級黨組織指示，在廣州躲避追捕期間購買的舊書。該書是中國最早的英漢雙解字典，由盛宣懷題簽，序言有四篇，中文序言是嚴復寫的，三篇英文序言的作者分別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辜鴻銘、薛思培（J·A·Silsby，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多年擔任上海清心書院院長）。不久，龍華烈士陵園紀念館即為老丁舉辦捐贈儀式，我又他陪出席。

老丁米壽的家宴，安排在弄堂對面的點石齋，我榮幸地受邀出席。那年冬季，老丁就沒什麼精氣神了，氣息奄奄、懶言少語，然後就進了華東醫院。醫院的科學調理讓他重返生機，走進十九樓病房，又能見到他大張雙臂的招牌歡迎動作。他會高興地報告體重增了三十斤，還指著新生出的黑髮黑眉，不無得意地說“滑稽伐，滑稽伐”。他為出版博物館文庫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編輯工作資訊》作序，對範泉先生劫後餘生所作貢獻給予懇切評價。聽到中華書局舊址被野蠻改建，他給宣傳部的領導寫信、在《新聞透視》欄目出鏡，呼籲保護出版文化遺產。

2016年4月，由媒體得知，屠岸先生將來滬出席《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線裝精藏本的首發式，我萌生了讓他與老丁見上一面的想法。兩位前輩雖無個人間的親密交往，但都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在上海學界從事文化工作的地下黨人，“文革”後，又分別在北京人文社和上海文藝社任領導，神交已久。聯絡王為松社長後，27日下午，屠岸先生在兒子蔣宇平和韋泱的陪同來到病房。那天的老丁讓護工邢阿姨捯飭過了，精神清爽。屠岸先生上前握手，第一句就是：“你是我的老領導啊。”老丁則念出了屠岸的舊詩。兩位九旬老者，雙目對視著憶起共同的青春歲月，那場景於我，永永遠遠地揮之不去。誰料想，僅年餘，他們相繼在一週內離我們而去。

丁景唐（右）、屠岸（左）和林麗成，韋泱攝

2017年春末去看老丁，他已怔怔的、木然的，難以交流了。作為每天的功課，邢阿姨讓他唱歌，他會斷續地發出沙啞的微聲“大刀向……”我掏出手機，留下他蹣跚移步的身影，還合了影。我悲嘆，那個給過我許多溫暖時光的老丁不再了。

我所熟悉的晚年老丁，心思深邃，表面恬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