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教育變法”

蔡元培（1868－1940），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學校長，開“學術”與“自由”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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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皓月當空，紹興府中西學堂院內如積水空明，花廳高朋滿座、嘉賓匯聚，杯觥交錯間，一位文質彬彬、儒雅風流的才子高舉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

話有意無意停住了，再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西潮與新潮》，蔣夢麟著）。滿廳嘉賓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說這話的正是剛過而立之年的蔡元培。一年前，蔡元培放棄高官厚祿，離開人們所欣羨的翰林院，回到故鄉紹興擔任中西學堂監督——翰林院編修出任小學校長，算得上一樁新聞。正是這個時候，有一位13歲的學生，成了他後繼者的另一位北大校長蔣夢麟，目睹了這一刻，記錄在自己的文章裡。

蔡元培真正的“教育變法”要在十幾年後，他接到了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的任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教育者，養成人格之事業也”。跨進北大校門後的蔡元培，以實際行動開始對學校進行徹底改革的第一步：校長與教員人格平等。接下來就是劈波斬浪、大刀闊斧。自然，“刀”和“斧”始終是要“砍”到那一幫誤人子弟的教師頭上的。

果不其然，沒過多久，就有北大教員悄悄敲開了蔡元培租住的家門，從懷裡掏出一張四合院地契，攤在校長面前，後退三步，拱手作揖：“還望蔡先生網開一面，在（教授）評議會上給我說些好話。”老教員意思明顯，倘能保住自己的北大教席，蔡校長一家也不必在外面租房啦！

但是蔡校長“不識抬舉”，回答說：“如今我住這兒倒也習慣了，沒有換房子的打算。”結果可想而知。開除英籍教員克德萊時，有人甚至搬出了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朱爾典親自登門拜訪——走出辦公室的朱爾典揚言：蔡元培不要再做北大校長了。看來，朱爾典雖然沒吃閉門羹，但也沒達成自己的願望。

去了一批濫竽充數者，總得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怎麼來？請！一次請不動就二請三請。

第一個請陳獨秀——接到北大任命的當天就去請。蔡元培到陳下榻的旅館邀請他，但陳婉言謝絕。理由是：回上海辦《新青年》。第二天，陳獨秀還沒起床，堂堂北大校長且年齡大陳獨秀12歲的蔡元培已經坐在門口的一張小板凳上耐心等待，頗有三顧茅廬的意思。陳獨秀答應任職，但梁啟超等教授強烈反對。理由是思想激進，學問不夠。在蔡校長的領導下，北大難免沒有幾位“克萊登大學博士”，甚至北大落榜生梁漱溟也在被邀請之列。但真才實學都是具備的。“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只要有真才實學，激進的能來，保守的自然也能來。於是，北京大學“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裡，座談會上，社交場合裡，到處討論著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問題”（《西潮與新潮》）。

蔡元培說：“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他極其尊重教授，每逢發薪水，帶著助手，親登教授門，鄭重作揖，分賓主坐下，先是高度評價教授的教學水平，其次親切問候家人情況……請來這一批教授，目的是“教授治校”：在評議會的基礎上，再在各學科內設立11個教授會，公開選舉教授主任，任期兩年。這才是把舊北大變成新北大的關鍵。

“大刀闊斧”所砍的除了管理模式、教育內容，學制也在其列。砍掉“學年制”，改為“選科制”。學生根據興趣選擇科目，完成一定的量即可畢業。他也親自登臺，講授美學。常一邊講著課，一邊彷彿變著戲法拿出一張從國外帶回來的美術作品。然後繼續一邊講理論，一邊教學生欣賞。久而久之，可以容納100多人的教室很快擠滿了人，只好搬到大講堂去授課。沒過多久，大講堂也變得水洩不通了。

至此，那一所學子整日“看戲、郊遊、打麻將、吃花酒，甚至是吃了晚飯就直奔‘八大胡同’的”北大，學生“平日裡對於學問上並沒有什麼興會，只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的北大，在蔡元培的領導下已經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可惜的是，因為北洋政府對北大的干預甚至逮捕北大教師，“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此後的蔡元培，再一次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然而並沒有到任。

蔡元培“居北大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對北大的改革，是不是比康梁的政治改革更徹底呢？或許，答案只有蔡先生自己知道。但我想，至少目前沒有校長可以像當年蔡元培評價康梁的改革那樣，來評價他在北大校長任內的所作所為吧？

（作者單位系浙江省溫州道爾頓小學）

《中國教師報》2021年04月14日第13版

作者：匡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