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武裝押運的那些日子

武裝押運的那些日子

作者：徐建忠

1975年1月3日。

年底，從勐海縣的工作隊返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州府——景洪。我從1970年7月31日離開勐臘縣南臘河引水工程水利二團大樹腳二連的施工工地，參加雲南省邊疆建設工作隊，在勐臘、景洪、勐海的少數民族山寨工作了四年多時間，在1974年底終於完成了工作隊的使命，調至州級機關。

過了元旦，接領導通知，由我和另外幾個人擔任一項非常特殊的工作——武裝押運錢幣。就是把各種面額的錢幣從昆明的中國人民銀行雲南省分行押運到人民銀行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的金庫，根據全州各地對現金的需求，把錢幣從自治州的州府景洪押運到各縣、鄉鎮的銀行、營業所，另外再把各縣銀行回收的破損紙幣運回州中心支行進行集中銷燬。現金需求量大的時候用解放牌卡車運送，現金需求量小的時候就用北京牌吉普運送。

因為我們沒涉及過武裝押運錢幣的工作，一聽這任務，就覺得又新鮮又好奇。

領導向我們交代這武裝押運錢幣的任務時，神情十分嚴肅地說：“同志們，武裝押運錢幣的工作，是一項光榮而艱苦的工作。現在我們西雙版納三個縣二十九個公社的錢幣和有價證券的押運任務交由你們負責。同志們，我們這兒是山區，人煙稀少，有的公社的銀行營業所距離邊境很近，押運工作具有較大的危險性。為了完成好這項任務，提出以下要求。一、你們必須在短期內熟悉和使用你們在執行武裝押運過程中的各種槍支，要進行拆裝、保養和射擊的訓練。二、必須做好押運任務、押運地點和所走線路的保密工作，就是對最要好的朋友，最知情的親人，也不能透露半句。三、錢幣和有價證券在車上時，押運人員不得脫離崗位。”

同時，領導也宣佈了押運錢幣的八字紀律：“人在錢在，錢失人亡。”

“碰到有人強行攔車怎麼辦，我們能開槍嗎？”

“如果真正碰到搶劫呢？如果不能開槍，這武器不就成了吹火筒？”

“開槍打死了人該怎麼辦？”

我們嘰嘰喳喳地提著各種問題。領導拿出了有關的內部檔案，告訴我們，西雙版納大部分鄉、鎮都在山區，有的甚至離國境線才幾百米。因為山區交通不便，如果一般的為搭車而善意攔車，你們可以持槍警告。如果惡意攔車，車上押運人員有兩人同時可以證明對方有搶劫嫌疑的，可以開槍。以擊傷為主。如果打死了，我們押運人員事後去當地公安機關備個案。

1975年1月4日至1月20日。

今天，我們領取了“五。四”式手槍、半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燒藍澄亮的“五。四”式手槍手在手中，左看右瞧，愛不擇手。放入槍套，身上一挎，武裝帶腰上一紮，用鏡子一照，還真神氣。

領到槍支，我們便開始忙開了，畢竟參加了四年的邊疆建設工作隊，對槍支已經並不陌生。我們在會議室的乒乓桌上，就“嘩啦啦”地把槍械地拆開了，又組裝好，兩天後，我們幾個人可以把眼睛用黑布蒙上，拆卸、組裝槍支可以做到準確無誤。訓練拆裝槍支可以在會議室利用早晚時間進行，白天在外面訓練場的草地上，以訓練步槍站姿、跪姿和臥姿的瞄準為主。訓練步槍時還不算辛苦，瞄準時還有個依託，只要把槍托使勁壓緊肩胛，左手託穩槍身就行，這樣既可以穩定槍支，又能防止實彈射擊時槍的後座力擊痛肩部。訓練手槍瞄準時就不同了，握槍時要求手臂平直，我們還要在手腕關節處吊上一支步槍，而且一瞄就是半個來小時，以此來訓練手槍握姿的穩定性。半天下來，胳膊肘又酸又脹，彎都彎不過來，吃飯只能使用左手，那滋味實在不好受。

我們平時訓練還是挺刻苦的（這是我們自誇的），訓練結束，就是實彈射擊。在靶場進行實彈射擊時，步槍我們打靶的成績每發子彈均在8環以上，還算可以，“五。四”手槍不大好打，那槍擊發時的後座力大，每打一槍，整個手會往上抬90度，真不好控制。當時實彈打靶五人為一組。打靶時，有個姓陳的朋友不知道怎麼搞的，子彈射出去後不知飛向何處，我們進行的幾次實彈打靶，他都一個樣，連靶邊也碰不到。於是，我們同一組的商量好，把他安排在中間打3號靶。射擊時我們兩邊的射手偷偷移動槍口，悄悄地為他的3號靶上送上兩顆子彈，最終全體合格，皆大歡喜。

當時，在景洪的朋友對我們武裝押運錢幣的工作十分羨慕，說什麼背了手槍，坐著北京吉普車，在全州的各縣各鄉到處跑，真神氣。其實，他們這樣說也太片面了。要知道在這風光的背後，有著我們多少的酸甜苦辣。

1977年雨季。

景洪縣銀行下屬小街營業所、大勐龍營業所現金短缺，已經嚴重影響所在地區農場的生產和職工發工資，急需現金。我們接到通知後，立即辦好現金出庫的相關手續，由金庫工作人員把錢箱裝上了北京吉普車再經我們清點無誤。因為當天就可以到達，便由我和駕駛員柳葉青、張三其三人押運。我們挎上 “五四” 式手槍，坐上吉普車，冒著大雨離開景洪城區，向小街、大勐龍方向駛去。

我們的車經過嘎曬壩子不久，便沿著這條簡易的砂石公路進入了山區。雖然小街、大勐龍離景洪不算很遠，但已屬於山區，若在平時，沿著這一條砂石簡易公路繞山而上，因為路況差，車速也不能快。早上出發，中午到達小街。午飯後繼續行駛，到達大勐龍時已近黃昏。

山區的砂石公路路況極差。天晴時車輛駛過，車後會揚起一陣陣黃色的灰塵，像車的尾部放了煙霧彈。可一到雨季，這路上就坑坑窪窪，車輛通行十分的困難。這天中午，我們到小街後，把小街營業所的錢幣卸下匆匆吃過午飯，便沿著繞山公路往更高處行駛，去大勐龍。

大勐龍在山那邊，必須翻過那座山才能到。去大勐龍的山路更難行，連續的幾天的下雨，本來不平的道路更加坑坑窪窪，只見二道很深的滿是黃泥漿水的車轍印，蜿蜒向前伸去。路上也沒見有車輛冒險行駛，只有我們這輛吉普車，在風雨中一路顛顛簸波，車輪不停打滑。終於，車子被陷在路坑中不能動彈了。

總不能讓這一吉普車的錢在山路上過夜吧？於是，我和張三其下來冒雨推車。可這車輪陷入了深深的車轍中，連車底盤也卡住在凸起的路脊上，駕駛員一踩油門，光見車軲轆打空轉，不見車子動一動，飛轉的車輪帶起的泥漿水，濺了我們一頭一臉。再說這一段又是上坡路，如何能推得動？想著把車上的錢卸下來？可天下著大雨，人在雨中淋著推車，即使淋溼了也問題不大，可這剛出金庫的錢，外面只是用木條板箱包裝，裡面才用一層薄薄的柏油紙封的，怎經得起雨淋？

“山邊有碎石，快拿來墊車輪下。”駕駛員柳葉青也下了車，和我們一起搬了不少碎石塊，在車輪下墊好。接著，他坐上駕駛位，發動了車。

“一、二、三！”我們一齊用力猛推，吉普車掙扎了幾下，終於爬出了那道深深的車轍坑。我們的駕駛員柳葉青再也不敢沿著車轍印開了。他靈巧利用吉普車前後四輪驅動的特點，讓車輪行駛在車轍邊的略高處，緩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我們坐在車上，終於鬆了口氣，正在用毛巾擦乾滿頭的雨水，突然，車輛一個急剎車，把坐在車後錢箱上的我嚇了一大跳。

“怎麼回事？”我問。

“媽的，路太滑，差一點滑下山溝。”柳葉青嚇得臉色煞白，死死地踩著剎車。

我和張三其跳下車一看，只見吉普車的左前輪已經騰空，整個車身也已經傾斜。再向外側的往下面看去，是二、三十米深的山溝。我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如果柳葉青的剎車再晚一秒鐘，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事後我們想想都有些害怕，說是就差那麼一點，我們沒當上革命烈士。

我和張三其馬上搬來大石塊卡在車輪前頭。然後倆用手使勁頂住車，然後讓柳葉青松了剎車，把車倒入了路中央。就這樣，一路上我們驚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等我們最後到大勐龍時天已很晚，我們在營業所卸下錢幣後，馬馬虎虎吃了點晚餐，就早早入睡。第二天仍在下雨，我們可再也不敢冒雨下山，一直等到第三天雨停了，路面略幹些後才下山返回景洪。這次也讓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難。

一個月後，還是這個雨季中。

我們在昆明的省分行提了滿滿一卡車的錢，返回景洪。

西雙版納地區因為有大量的農場知青和插隊知青。他們當中，除了一部分是當地“老三屆”上山下鄉的知青外，絕大多數是昆明、四川、上海、北京的知青。每次知青探親，都會帶走不少現金，所以，會造成現金髮行量大，現金的回籠小，需要我們經常去省銀行提取現金，以保證全地區對貸幣的需求。

按正常的速度，從昆明出發，第一天晚上歇元江大山頂的小鎮上，第二天晚上歇元江大山腳下的墨江縣城，第三天晚上歇思茅，第四天就可以回到景洪。這四天中，按規定駕駛員負責除下車買飯菜，押運人員不得離開卡車，吃睡都在車上，就連方便也得一人一人的分期分批，否則不得離車。

離開昆明時天還好好的。在玉溪吃過午飯，車剛駛上元江大山的盤山公路，天就下起雨來，也正好應了民間的那句戲言：“雲南十八怪，東邊下雨西邊曬”。我們的車駛上元江大山頂時，雨越下越大，大暴雨造成了大面積山體滑坡，把前面駛向景洪的一段公路沖斷了，為了錢幣的安全，我們想調頭駛回昆明的省分行。後面開車駛上來的司機告訴我們，回昆明的公路也被山體滑坡沖斷了。

我們沒有辦法，只能停留在元江山頂的那個小鎮上，看守著這一卡車的錢了。當時我們就苦笑著說，這下我們的武裝押運改行成武裝看守了。

這元江山頂上小鎮才有三十來幢房子，當時由於前後兩邊的滑坡，電源也斷了，電話線也斷了，不能發電報也不能打電話，對外中斷了一切聯絡。幸好這小鎮上還有個小飯店，來往吃飯、住宿的客人也不多，我們也不至於捱餓。米飯足夠供應，只是菜馬虎些，就一鍋大鍋菜，但總比沒吃得強。

只是辛苦了我們的卡車駕駛員，一日三餐把飯菜買來送到我們手上，等我們吃好了還得由他去飯店還碗筷。我們十分過意不去，要自己派人去買飯菜，都被他拒絕，說：“只要錢在車上，這兒就是你們的崗位，你們誰也不能離開，買飯買菜由我去。如果押運任務完成，等我們空車了，到時候你們再服侍我。”

晚上，我們把車廂內的錢箱儘量放平，鋪上隨車攜帶的被褥，駕駛員和一個押運員在前頭，我和另一個押運員在後頭，就這樣，高高的元江大山頂上，我們抱著槍支，在一卡車的鈔票上睡了將近半個月。

由於訊息不通，把省分行和州中心支行的領導們嚇得不輕，擔心了半個月，直到十五天後我們裝滿錢的卡車平安駛回景洪，他們才得以放下心來。

1978年7月10日，陰雨。

近來，國境線一帶與某關係日趨緊張，我們也已接到上面通知，清理好各種檔案，清理銷燬或者集中打包，一旦情況惡化，隨時準備向瀾滄江北撤離。景洪城內的氣氛也十分緊張，食品商店內的餅乾等方便儲存的食品也已經脫銷。但是我們的武裝押運任務一刻也沒有耽誤。

昨天，我們押運半卡車的錢幣去勐臘縣銀行。這縣級公路的路況要比鄉級公路好許多，路面上澆了一層瀝青，撒上些碎石瓜子片，上面用壓路機一壓，就成了簡易的柏油路。公路平整了，車速也就快了不少。在汽車沿公路開過小勐侖山的最高處時，突然車子跳起來近一米高，車箱內的木錢箱都跳起來砸到了車頂的蓬布，也把我們砸得哇哇直叫。下車一看，原來路中間有個二、三十公分深的坑，因為駕駛員的視線被山頂上公路最高處的路面擋住了，沒發現，對著坑坑直接駛了過去，差點沒把我們的車顛翻。

剛顛過沒多久，我們的車又停了。前面路中央橫著一棵大樹，旁邊站著四五個知青打扮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想強行搭車去幾十公里外的勐臘縣城。當看到我們握著手槍跳下卡車時，他們尷尬了，連忙移開橫在路中央的樹木，讓我們通行。

因為自己也曾經有過當知青的經歷，想當初，我們從大樹腳到勐臘縣城二十公里，還要當天來回，這裡頭步行的辛苦我十分清楚，因此，對他們是很同情，對他們的做法也很理解。但我們畢竟是在執行押運任務，即使再同情再理解也決不能違紀，只能好言相勸，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好在他們也比較拎得清，看到我們全副武裝，也不會強行登車。

今天下午從勐臘返回景洪，有幾個哥們請我去聚聚，他們告訴我說要去河口接近越南國境的那邊，這次聚了，只有等到他們回來再能聚了。部隊調防十分正常，於是我們在“迎賓酒家”叫了些菜，要了兩瓶酒。酒後便握手告別，相約回來再見。

1979年1月12日，晴天。

今天，給勐海縣的勐阿公社運錢。半路下來吃午飯，車在飯店門口停下，我提了手槍剛進飯店準備給車上的押運同事買飯，卻被一個穿警服的公安人員攔住了，看他的年齡和模樣，應該是縣公安局的一位領導。因為，在我們的北京吉普停靠前，飯店門前已經停了一輛北京吉普了。

“你是上海人嗎？”警察丟擲一句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

“是啊。怎麼啦？”我有點稀裡糊塗。

“上海人？誰讓你們被搶的？你有持槍證嗎？”

“我沒有持槍證。”聽到上海人不能背槍這句話，我暈了，著實讓人哭笑不得，就故意逗他。其實持槍證就在衣兜裡。

“沒持槍證就把槍繳出來。” 說完，他向我伸出了手。

“給。”我把槍遞過去。就在他接槍的時候，我又把拿槍的手縮了回來，向飯店門口示意了一下，說：“等等，你把門口那車送到勐阿，車上的東西你用腦袋擔保。還有，你在繳我槍的時候，應該想一想自己後果。”

他向外望去，飯店門口，我們的吉普車門已經開啟，我那留守在車上的同事，早已手持五。四式手槍，把槍口對準了他。

“這……你們……”他一看這情景，傻眼了。不過，在大庭廣眾下覺得下不了臺，說，“你們以後到下面來，是不是應該穿好服裝，也不要留那麼長的頭髮。”

“我們可沒有接到在執行任務時，對服裝和頭髮長短的有關規定。”其實我知道這次出來，打扮的像上海在西雙版納的知青，穿小褲腿，留長頭髮，把槍甩在肩上，那樣子是有點過分。

從勐海縣的勐阿返回景洪，已是下午五點，我拿了飯盆正要去州革委大食堂打飯，辦公室的電話鈴聲響了。是半年前分別的朋友打來的。他們在電話中告訴我，已經從前方返回，晚上在老地方聚聚。朋友半年多不見，相聚當然是件高興的事兒，我當然也不能空了手去。便買了條“紅塔山”香菸，提了軍用水壺中滿滿一壺52度的苞谷白酒，騎了個單車直奔“迎賓酒家”。

來到酒家，只見小四川和猴子倆人臉色凝重地在張羅酒菜。

我把煙和酒放在桌上，問：“小四川，怎麼不見阿王、小老頭、光頭？他們幾個人呢？”小四川和猴子見了我，忙走上前來，三人緊緊地相擁在一起。“阿王他們呢？”

“他們……”我順著小四川的目光往酒桌那邊看去，只見酒桌上每隻酒杯前，放著一個鮮紅的五角星帽徽。我心中猛地顫抖起來，難道他們……

小四川和猴子告訴我，一個月前，他們在離國境線不遠的貓耳洞駐守。有一天，一夥越南的武裝人員越過國境線，槍殺正在山上勞動的我國邊民。小四川他們出擊相救。老百姓得救了，入侵者消滅了，可是小老頭、阿王、光頭他們卻倒在了血泊中，全班只有小四川和猴子活著。

望著眼前的紅星，我扭開了軍用水壺的壺蓋，默默地為小老頭、阿王、光頭他們斟上酒。心中祈禱著：“弟兄們，你們是真正的英雄。今天我們送你們一程，天堂沒有戰爭，你們一路走好。”

結束語：沒過多久，我回到了闊別十年的上海。如今，回想起那幾年在我們的武裝押運下的這些個事兒，想起那些個睡在錢幣上的日日夜夜，心中不免會升騰出一種自豪的感覺。不論環境如何，我們每次都能平安把錢幣送到目的地，特別是一九七八年下半年，中越邊境摩擦加劇，但我們仍舊義無反顧，車上裝著鈔票，穿插在離國境線很近的一帶鄉鎮，圓滿地完成了當時的西雙版納地區現金髮行任務。

作者：徐建忠，男，上海知青，筆名：海上清風，文學愛好者。1953年出生，1969年12月赴雲南水利二團，1970年7月調至雲南省政治邊防和階級複查工作隊，1975年初調人民銀行西雙版納中心支行工作，1979年回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