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極簡歐洲史》，看看歐洲為什麼能成為各個文明賽跑中的領跑者

繼續這本《極簡歐洲史》，今天要說的是，歐洲歷史的權力結構。

我們前面說了，雅典和羅馬早期，都是公民社會，而不是臣民社會，國家有難了，需要公民履行義務去服兵役，那相應的，也就要給他們以回報，這個回報，不是“當兵吃糧”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政治地位的認可，和政治表達的權利，這就是公民權。公民和國家，不是單向的義務，也不是僱傭關係，而是一種雙方面的權利和義務，我給你當兵打仗賣命，那你國家在決策一些事務的時候，就要考慮我所屬的社群、經濟階層的訴求，儘可能地兼顧各種利益。這樣，就讓政權的運作，始終是處在一個受到各種制約的框架下。

因為有這樣的底子，所以後來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還有羅馬帝國滅亡後建立起來的那些王國的君主們，雖然也有很大的權力，但不是無限的，他支配他手下的各級貴族做事，也得給他們相應的回報。這裡舉了一個例子，就是中世紀國王冊封貴族的禮儀，被冊封的貴族，跪下向國王宣誓效忠，這時候國王要過去拉住他的手，聽他宣誓，然後貴族起身，跟國王擁抱，互相親吻面頰，然後並肩而立。這種儀式，雖然也是象徵著貴族對國王的臣服，但可以看出，也有平等的味道，作者解釋，這就象徵著雙方關係的本質：臣屬提供的是效忠，而君主提供的是保護。而不光是國王和貴族，貴族和他手下的家臣，家臣再和他的手下，互相之間也都是這種關係，作者說，西歐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一直是有這麼一種不成文的契約關係。

所以，雖然中世紀的歐洲，也是等級社會，不同階級之間壁壘森嚴，社會地位和財富，差異也很大，但是，他們也都有比較明確的權力邊界。

除了社會結構，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權力的制衡。具體說，就是政權和教權。基督教有一條重要的理念，記載在《聖經》裡，據說是耶穌說的，這句話很有名可能大家都聽說過，那就是，“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世俗政治，這是你們君主的事兒，而人的信仰、精神世界，這是歸我們宗教界來管的。後來基督教成了歐洲最大、甚至唯一的信仰，從國王到平民都信它，而且教會有自己的組織，所以世俗政權，也需要得到教會的合作，這樣，也就不得不讓渡一部分權力給教會。所以你看，在中世紀的時候，羅馬教皇是很有分量的，一旦他宣佈，把某個國王開除出教會，那絕對夠這個國王喝一壺。

教皇和國王這種權力鬥爭，有時候會發展成真刀真槍的戰爭，給歐洲人造成很大的傷害，而且教廷也沒少幹各種腐敗奢靡、荒唐愚昧的事。但是，教權的存在，它始終充當著歐洲權力格局當中的一極，對政權構成一種制衡，所以我們看，歐洲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那麼多各種所謂“大帝”，但他們誰也沒有過中國皇帝那種，無上的權威。

可以說，正是各個社會階級之間的權力邊界，教權與政權的彼此制衡，造就了歐洲這種多極化的社會結構與權力結構。各方之間，一旦誰試圖打破平衡，就會引起其他方面的反彈，最典型的幾次例子，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還有宗教改革，這都是王權或者教會試圖擴大權力踩過界，引發強烈反彈。

在這些不斷的鬥爭中，權力結構也不斷最佳化，國家成為能兼顧越來越多階級利益的一個共同體，這樣，才發展出了各個階級或地區，選派各自理想的專業人才來作為代表，大家一起商量國家大事的，這種現代民主制度：代議制。

再來說說歐洲的語言。歐洲絕大多數的語言（除了芬蘭語和匈牙利語），從大的分類上說，都被歸納入印歐語族，使用印歐語族的民族，在距今五六千年之前，生活在今天黑海一帶，後來他們開始向四面八方遷徙，往東的，進入今天伊朗和印度北部，往西的，就進入歐洲。所以印度的梵語、伊朗的波斯語，跟歐洲語言從根源上說，有共同的起源，這個情況是在近代才被語言學家發現的，因為印度人和歐洲人的祖先都說這種語言，所以把它命名為印歐語族。

而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古代的歐洲人並不知道這些，他們因為《聖經》的記載，認為所有人類都是亞當夏娃的後代，那他們說的語言，肯定也是古代猶太人說的希伯來語演變來的。而事實上，希伯來語屬於另一個大語系：閃米特語族，包括今天的希伯來語、阿拉伯語，還有一些中東地區的其他語種。印歐語族跟閃米特語族，其實關係離得就比較遠了。

印歐語族在歐洲發展了幾千年，又分化出三大語系，分別是拉丁語系、日耳曼語系、斯拉夫語系。其中拉丁語是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在當時就相當於我們的文言文，日耳曼語呢，就是日耳曼蠻族的語言，那就相當於大白話，隨著雙方的交流，互相都有很多的單詞進入對方的語言，所以這兩種語言彼此影響比較深。斯拉夫語，距離他們要遠一點，今天的俄語，還有烏克蘭語、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這些，都屬於斯拉夫語系，主要在東歐。

今天世界上通行範圍最廣的英語，屬於日耳曼語系。在中世紀的時候，只懂日耳曼語而不懂拉丁語的人，被視為沒文化的，但隨著宗教改革，馬丁路德提倡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翻譯《聖經》，打破使用拉丁語的教廷對《聖經》的壟斷，加上當時印刷術的普及，英國德國北歐這些地方的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有了能跟拉丁語世界相抗衡的，自己的地標性的文化人，比如英國的莎士比亞，據考證，莎士比亞不懂拉丁語，在當時以拉丁語為正統的所謂傳統文化人眼裡，基本就是文盲一個。

下面再來看歐洲獨特的生活方式。

在這個問題上，作者講的就更簡略，就只提了兩條線：工業化、城市化。這個過程，作者重點對比了18-19世紀的法國和英國。我們知道在當時，歐洲已經處在技術革命的前夜，本來法國和英國的基礎是差不多的，但是法國的農民在革新方面，太保守了，不願意承受哪怕一點變革的代價，而英國，先是在農業上採用四田輪耕制，就是把土地分成四塊，不同季節種不同的作物，透過這個辦法實現了農業增產，也就是說，用更少的地養活更多的人，這樣為工業革命和城市化，鋪平了道路，所以英國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躍居世界頭號強國。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生活方式，影響力範圍，在今天世界上也是最廣的。

作者在後記中探討的一個問題，更值得我們思考，那就是，歐洲為什麼能成為各個文明賽跑中的領跑者。

在這作者特意把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做了一個比較，他認為，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長期領先於歐洲文明，也對歐洲有過很大很深遠的影響，比如四大發明，還有運河的水閘、騎兵的馬鐙，這些技術都是中國傳入歐洲的。還有中國是一個大一統國家，綜合國力，那不是歐洲任何一國能比的。那麼歐洲完成對中國的反超，靠的是什麼呢？作者認為，這就是因為在歐洲，“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國王的”。注意，這就是關鍵，也就是我們前面用那麼多篇幅講過的，社會結構和權力結構的多元化。這種社會結構下，各種權力互相制約，國王要給手下的封建貴族們幾分面子，貴族在自己的領地上，徵稅也不能徵得太狠，必須細水長流，不能殺雞取卵。

這樣，社會才有彈性和活力，一些新興階層，能從各種權力的縫隙間，獲得自己的生長空間，比如城市的中產階級。同樣，思想、文化、科學、藝術，也都是如此，沒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來限制，可以自由發展。而反觀中國，皇權一個命令，就能決定一個影響未來幾百年的國策，比如明朝皇帝下一個禁海令，中國曾經那麼輝煌領先歐洲將近一個世紀的航海事業，說廢就廢了，而儒家學說，從學術到人的為人處世，都規定得死死的，這就壓制了文化和思想的生長，所以歐洲的自由、多元、活躍，還有進取精神，這是歐洲能獲得優勢地位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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