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寫春聯，為何不能寫“五福臨門”？學問大了

清代人寫春聯，為何不能寫“五福臨門”？學問大了！東莞原名寶安，因何改名東莞？與安祿山有關！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辭舊迎新之際，為增添喜慶氣氛，家家戶戶貼春聯，已延習了近千年。春節貼春聯除了喜慶外，另一個就是討吉利，所以，春聯使用的都是趨利避害的好詞，比如中國最早的春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即是。

另外，在民間的春聯表達中，“三陽開泰”“四季平安”“五福臨門”“六畜興旺”等等吉祥短語，更是萬家追捧的“網路紅語”。但是，生活於清朝乾隆年間的先人們，在寫春聯時，就不能隨意任性地寫“五福臨門”這樣的吉祥話了，因為，乾隆帝發話了，這五個字不能連寫，否則就是犯上與大不敬。

乾隆為什麼會下一道如此令人費解的聖旨呢？原來他這是在拿“避諱”做文章。所謂避諱，是封建時代為了維護等級制度的尊嚴而定下的規矩，主要內容是，說話寫文章遇到君主或尊親的名字時，不能直接說出或寫出，以避免冒犯君主或尊親超然的地位。

在說話與寫文章時，如果遇到有與上述人物名諱相同的字怎麼辦呢？這得要改用其他字或其他方法代替。

這種習俗起源很早，據《公羊傳》記載，孔子作《春秋》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

後來，這種習俗經過長時間的應用，不僅需要避諱的地方越來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還規定了避諱的範圍和方法，讓人們必須遵照使用，否則就會被治罪甚至殺頭。由此，避諱變成了一種法律，讓人不得不極為重視。

比如，秦始皇名嬴政，將“正月”改叫“端月”；東漢光武帝名劉秀，“秀才”被改成了“茂才”；唐太宗名世民，“民部”改稱為“戶部”，就連“觀世音”被迫改稱為“觀音”。

漢文帝劉恆當上皇帝后，因避諱不僅把恆山改名為“常山”，改恆山郡為常山郡，還把“姮娥”改名為“嫦娥”。劉恆這一改，嫦娥這一稱呼一直延用至今，而“常山趙子龍”也非同凡響。

據說袁世凱篡權後，忌諱“元宵”二字，因“元”與“袁”同音，“宵”與“消”同音，“元宵”聽起來像是要消滅袁世凱。於是，在1913年元宵節前，袁世凱下令將元宵改稱“湯圓”。雖然這樣做並沒能挽救袁世凱，但“湯圓”這個名稱卻因此而流傳下來。

皇帝之外，普通人也是如此，比如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其父名“杜閒”，為了避“閒”字的諱，杜甫寫了一輩子的詩，卻沒在詩中用過“閒”字；他的母親名叫海棠，《杜集》中無海棠詩。

再如宋代文學家蘇軾，其祖父名“序”，所以，三蘇的文章從不寫“序”字。然而，因其名氣太大，東坡先生常常受邀替別人的文集作序，這可讓東坡先生犯難了，若是用“序”字便是對祖先的大不敬。好在蘇東坡足夠聰明，他將“序”改稱“引”或者“敘”，又間接給“序”這一文體創造了兩個新名字。

再如，我們非常熟悉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是源於避諱一事的。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故語云：‘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陸游的這段話講的是，北宋時，有個常州太守名叫田登，為人專制蠻橫，因為他的名字裡有個“登”字，所以不許州內的百姓在談話時說到任何一個與“登”字同音的字。

於是，只要是與“登”字同音，都要其它字來代替。誰要是觸犯了他這個忌諱，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長官”的罪名，重則判刑，輕則挨板子。不少吏卒因為說到與“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

一年一度的元宵佳節即將到來。依慣例，州城裡都要放三天焰火，點三天花燈表示慶祝。州府衙門要提前貼出告示，讓老百姓到時候前來觀燈。

但是，這卻讓出告示的官員感到左右為難。怎麼寫呢？用上“燈”字，要觸犯太守；不用“燈”字，意思又表達不明白。

想了好久，寫告示的小官員只能把“燈”字改成“火”字。這樣，告示上就寫成了“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 告示貼出後，老百姓都氣憤萬分，忿忿地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民諺的由來。

其實，古人的這種思想也很好理解，因為，在先民的心目中，一個人的名字是非常神聖的，不唯君主，就是普通人家的長輩姓名，外人也是不可以隨便喊的，否則，在當事人看來，也是對自己與家人的大不敬。

記得中小學時代，如果有同學直呼自己祖、父輩的名諱，那是會激人奮起反擊，與之幹上一仗的。

古時不但要避皇上和名人的諱，還避惡人的諱，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憎諱”。

比如，唐肅宗最看不起安祿山，以其為國仇惡聞其姓，把當時有“安”字的城市名一律改掉，一口氣就改了幾十個城名。比如，唐朝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寶安縣被改稱為東莞縣，東莞縣得名至今，已有1263年的歷史了。

那麼，不讓世人寫“五福臨門”的乾隆，這是誰避誰的“諱”呢？他這是在避清朝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順治帝的“諱”。清世祖順治帝就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愛新覺羅·福臨，“五福臨門”中間的兩個字就是“福臨”，正好是順治帝的名字，所以，作為玄孫的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才下詔全民迴避“五福臨門”的。

其實，“避諱”之舉，也是勞民傷財的陋習，一字之改，影響的可是全天下，比如地名之改，所有的公文件案都得隨之更改，那可是一筆不小的投入啊。

當局者也知道此舉的不當，所以，有些皇帝即位後，主動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生僻字，以減少與民間常用字的衝突。

清世祖福臨入關後，為了緩和民族矛盾，曾下詔布恩，特許臣民可不避諱福字，詔曰：“

不可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無福。

”

但是，順治這樣的“初心”並沒能保持下去。到了乾隆朝，政局已穩，滿清統治者再無顧忌，於是，“五福臨門”這種常用的吉祥語終遭禁止。

不僅如此，有清一代駭人聽聞的文字獄，其中就有許多是涉及避諱內容的。

比如，康熙年間，因明大學士朱國禎生前在經清人莊廷鑨冒名出版的《明書》中曾直書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名，輾轉株連冒名的出版者以及修訂、校閱、寫序、署名、刻字、印刷、賣書、藏書、官員等達數百人，處死刑者七十餘人。

再如，雍正年間，主考官查嗣庭摘用《詩經》中的“維民所止”作為試題，經人告發說題中“維止”二字是暗示將“雍正”砍頭示眾，查嗣庭被拿問，病死獄中慘遭戮屍梟首，兒子處斬，兄侄流放。

避諱本是源於古老的語言禁忌，但最終演化為維護封建政治架構的工具。它不僅體現了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霸道，而且給人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戕害。

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避諱制度也理所當然地成了歷史的陳跡，但它所體現的封建等級觀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場，這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