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相莊嚴——中國古代佛教造像藝術

石刻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文獻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與文獻價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機構的珍視。自近代以來，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國境，散落於世界各地。正如羅振玉在《海外貞珉錄》中所言：“嘗聞我關津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恆數百萬，而金石刻為大端。”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就藏有很多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著極大的藝術與史料價值。

豐富的造像形式

東洋館一號展廳共陳列著32件中國古代造像，其中佛教石刻造像27件，建造時間集中於北朝至隋唐時期。從造像的內容來看，或為單軀的菩薩、如來立像，或是一佛二菩薩的組合。從造像的形式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薩立像，屬石灰岩質地，建造於北齊天保三年

（552）

。長方形底座，四面鐫刻銘文。造像通高2。57米，舉身舟形背光，圓形頭光與橢圓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蓮瓣、蔓草及火焰紋飾，背光後面及側面線刻有千佛坐像。菩薩修長，肩寬腰細，亭亭立於圓形蓮臺上。頭戴寶冠，面相方圓，細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結與願印。帔帛掩住雙肩，於腹前打結後垂至膝下，下身著裙，衣服輕薄貼身，衣紋線條簡潔。此造像擺脫了北魏時期的僵硬與古拙，更加體現了菩薩的柔美與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嫻熟的雕刻技法，實屬難得一見的北齊造像珍品。

第二，不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觀音菩薩立像，隋開皇五年

（585）

建造，屬大理石質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薩立於蓮臺之上，頭披道巾，垂於肩後，面相豐滿圓潤，神態安詳。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長裙，輕薄貼身，微有褶皺。頸佩瓔珞，懸至衣裙之上，復於腹部繞搭兩邊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遺憾的是，此菩薩造像雙臂殘缺，不過仍難以掩蓋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龕式造像。龕式造像數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於唐代，其中，TC-719與TC-775為單軀龕式造像，而其他為多軀龕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觀音龕，建造於武則天長安三年

（703）

，屬石灰岩質，通高1。09米，寬0。34米，縱深0。13米。龕內立一菩薩，頭頂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層，各為五、四、一面。騰騰向上燃燒的火焰紋形成尖頂舟形頭光，頭光兩側各有一舞動的飛天。菩薩髮髻高束，額上整齊盤起，絲絲可見。面相飽滿豐腴，雙耳垂肩，細眉長目，神情安詳。袒露上身，斜披聖帶，披帛繞肩纏臂自然飄下。佩瓔珞項圈、手鐲等飾品，赤足立於束腰蓮花寶座之上，右手上舉持蓮花，左手自然下垂持淨瓶，法相莊嚴，精緻細膩，頗具唐代遺風。

又如TC-720彌勒三尊佛龕，建造於武則天長安三年，整體呈長方形，高1。07米，寬0。73米，縱深0。16米。上方為飾有寶珠、蓮花及飛天的菩提樹蓋，蓋下彌勒倚坐於臺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舉於胸前施無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蓋上，雙足各踩一小蓮臺，兩側各有一蹲獅。主尊兩側為二脅侍菩薩，裝束及身姿幾乎相同，均為束髮結冠，袒上身，佩戴瓔珞項圈、臂釧、手鐲等飾品，下著貼身薄裙，赤足立於蓮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幾乎件件都是珍品。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於中國西安寶慶寺、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以及邯鄲響堂山石窟等處，清末民初時被一些不法之徒販賣劫掠，流出境外。

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廠雜記》中對龍門石窟中隨處可見的斷手殘足、支離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嘆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變計購佛頭。於是，土人斫佛頭置筐籃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數十金。龍門洛陽山壁間法像斷首者累累，且有先盜佛頭，後運佛身，以其殘缺，視為廢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價。殘經毀像，魔鬼時代不圖於民國新創見之，可悲也已！”

寶慶塔區域性

光緒十九年

（1893）

，日本人早崎梗吉遊歷陝西，發現寶慶寺佛殿磚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絕倫的造像

（原屬光宅寺，明代因寺廢而移入寶慶寺）

後，豔羨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結主管人員，最終在光緒二十八年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

1936年拍攝：響堂山第一窟佛像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永野清一、長島敏雄非法“調查”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與龍門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雲岡石窟。此類活動一直持續到1944年，共進行了八次，每次過後，總是伴隨著石刻精品被肢解、盜鑿，偷運出境。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TC-737菩薩頭部與TC-449如來倚像原存天龍山，如來坐像

（未編號）

與TC-408如來頭部原存雲岡石窟，如來頭部

（未編號）

原存響堂山，TC-465菩薩頭部原存龍門石窟。

重要的學術價值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還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如建造於武則天長安年間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與TC-775，都刻有造像題記，因其供養人分別是姚元景、蕭元昚、高延貴、韋均、李承嗣與德感，故又被稱為《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高延貴造阿彌陀三尊佛龕》《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李承嗣造阿彌陀三尊佛龕》《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武周時期存世的史籍相對較少，故這對於該時期的歷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具體來說，其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藉此考查武則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則天雄才大略，稱帝后發起造字運動，創造了多個漢字，被廣泛地應用在該時期的碑石刻辭中。《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中有數個武則天所造之字，如“聞夫香風掃地”之“地”，原作“埊”；“寶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昌平縣開國公”與“奉為國敬造十一面觀音像一區”之“國”，原作“圀”。《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聖人之德”，“聖”原作“□”。

第二，糾正文獻載錄訛誤。

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載於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五、董誥《全唐文》卷九八七、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三二與《全唐文又再補》卷九。

筆者以原石為據進行勘對，發現其存訛誤：

原石“粵以大周長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編》《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均誤“上”為“十”；

原石“彌勒下生”，而《金石萃編》誤“彌”為“珎”（珍）；

原石“六萬仙人之供養”及“奉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補》誤為“生”；

原石“前揚州大都督府、揚子縣令蘭陵蕭元昚”，《全唐文又再補》誤作“蕭元春”；

原石“留犢三江，還鳧八水”，《全唐文又再補》誤“八”為“入”；

原石“雕鐫就畢”，《全唐文又再補》誤“雕”為“調”；

原石“無邊功德，即開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補編》誤“邊”為“遏”，《金石萃編》與《全唐文又再補》誤“即”為“既”；

原石“希證恆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補》誤“恆”為“垣”。

《全唐文又再補》卷九《蕭元春造彌勒像記》後注云：“日本細川護立藏寶慶寺石雕。轉錄自中國曆代紀年佛像圖典。”實際上，此石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全唐文又再補》之所以存有數處訛誤，可能是作者據《中國曆代紀年佛像圖典》識讀刻辭時因圖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見，文獻典籍中的石刻銘文或存有訛誤，我們在利用這些資料時，首先考慮實物或拓片資料，避免人為抄錄訛誤。

第三，瞭解武周時期的佛教盛況。

武則天稱帝后極力扶植佛教，興修佛寺，鐫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

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長安，充任翻經僧，深得武則天的信賴。

作為武周時期掌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最高僧官，德感於長安三年為女皇建造長安光宅寺七寶臺。

造像記中，德感題銜“檢校造七寶臺、清禪寺主、昌平縣開國公、翻經僧”，正印證了史籍記載的真實性。

德感懷著“伏願皇基永固，聖壽遐長”的願望，不遺餘力地建造七寶臺，召集了大批當世

技藝絕倫的畫工塑匠參與其中，故所建造像個個精美絕倫。

武周時期是唐代佛教的黃金時期，在武則天崇佛的帶動下，社會上造刻佛像、開窟鑿龕蔚然成風。究其所發願心，或為國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伏願皇基永固，聖壽遐長”與《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上下平安”；或為先人尊親、眾生萬物祈福，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類”，這都體現了佛教對當時社會影響之深。七寶臺造像作為盛唐時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當時佛教造像藝術及佛教發展狀況珍貴的歷史資料。

作者孟凡港 系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

攝影

：

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