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評家｜張光芒：批評家應該批評什麼？

編者按創作與批評，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軸。文學創作的發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繁榮，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文學批評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壇》推出“今日批評家”欄目，至今已推介百餘名批評家。不同個性的批評家以其敏銳犀利、才情思力、靈動豐盈言說著“我的批評觀”，上百篇文章累積形成了一種敏感鮮活、富有生氣才情的批評文風。現在中國作家網將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與大家分享，敬請關注。今日批評家張光芒（拍攝時間：2008年）1966年生，山東臨沂人。現任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中心學術刊物《中國現代文學論叢》副主編、中心當代文化思潮研究所所長，兼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江蘇省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南京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等。出版學術專著有《啟蒙論》《混沌的現代性》《道德嬗變與文學轉型》《在感性與理性之間》等7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先後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江蘇省“青藍工程”培養計劃、省“333工程”中青年科學技術帶頭人等。曾獲首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江蘇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紫金山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獎”、江蘇省首屆紫金文藝評論獎等多項。我的批評觀批評家應該批評什麼？——我的批評觀張光芒批評家就是審美上的批評者和文化上的批判者，他永遠與時代息息相通，但又似乎始終遊離於時代。批評家職志所在，必須體現對現實深層需求的迴應而不是對文化泡沫的追隨。在筆者看來，當下文化表象背後的真實面目有二，即愚昧和偏見。一方面是大範圍內的“多元主義”的傲慢，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完全向兩極而動，格格不入，彼此拒絕，互相嘲諷。主流話語與民間話語、政治話語與私人話語之間完全處於二律背反的怪圈，其間的裂隙愈來愈大。向相反方向疾馳的物質上的強大與精神上的渺小，自由空間的瘋長與精神的自我萎縮，日趨劇烈，這表明自由手段的多樣化、便利化與自由的異化在同步增長，個體精神的內在分裂日甚一日。另一方面，“文人相輕”在今天尤甚，作家之間互相攻訐，批評家之間彼此指責，有的大腕作家更是聲稱從來不看批評家的東西。更甚者可以無知者無畏地指點江山，唯我獨尊。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愚蠢，正在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存在方式，它意味著所謂“後啟蒙”時代其實也就是“新型愚昧”的時代。如果說在這樣一個“新型愚昧”橫行的時代，作家憑藉經驗而寫作自然有其合理性，那麼批評家就不能僅僅依靠經驗，還必須有充分的理性高度；如果說作家可以從私生活出發進入文學敘述，那麼批評家就不能僅僅侷限於個體領域，還有義務營造“公共空間”；如果說作家的寫作可以是多向的、多元的，那麼批評家的批評則必須有一個基準的方向和價值。當我們說文學批評也應該多元化時，應該指的是不同的批評家可以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立場從事批評，而絕不意味著每一個批評家都可以無標準、無原則、無方向的多元。本雅明之所以探求“救贖的批判”，其意圖即在於使一種已經孤立而又神秘莫測的經驗歸於一種公共的與普遍的經驗。批評家應該有自己統一的思想觀點、審美標準與批判立場，他必須面對大眾、文壇與自我，進行多層面的人性啟蒙和審美啟蒙。具體說來，第一，他必須面對整個大眾階層或者市民階層，包括廣大的讀者和潛在的受眾而發言。第二，批評家還必須有啟蒙作家的高度，在理性美學的品味上他必須高於作家。第三，批評家還必須有強烈的“自我批評”與“自我啟蒙”的意識。我理解的批評家與時代的關係應該是這樣的：當時代處於思想解放的上升期的時候，他當然要順應時代；當現代與愚昧充斥於時代主流時，就必須要做超前的、孤獨的吶喊者和預言家。而當時代的主潮被西化和全球化的泡沫所鼓盪時，批評家則不妨保守一些，矜持一些，堅定一些。這也正是批評家與文壇的關係。常有批評家譴責繼“上帝死了”之後接著是“作家死了”，豈不知，對“作家之死”來說，“批評家死了”尤其難辭其咎。因此，“後啟蒙”時代的批評家何為？那就是回到啟蒙立場，做一個與文壇對立的啟蒙家。梅耶說：“正如中世紀社會透過上帝和魔鬼來建立平衡一樣，我們的社會是透過消費及對其揭示來建立平衡的。”也就是說，批評家必須作為消費時尚的對立面對其進行揭示和批判，在文學觀念與審美判斷上保持自身價值的堅挺，從而使一股股堅挺的個體力量像阿多諾所倡導的那樣，匯聚成為“人類面對飛揚跋扈的制度、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壓力的一種抗議的力量”。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批評家印象記無聲的歸來——關於張光芒，還有我們這代人張 生印象中，我第一次和張光芒見面，大概是在2001 年10 月初的一天。儘管當時時序已經進入秋天，但江南的暑熱卻並未消除。晚上，我和幾個博士同學在南京大學附近的一家飯店簡陋的包房裡喝啤酒時，熱得甚至都脫掉了上衣。當然，這也可能與我不勝酒力有關。其實，和別人不一樣，我的酒量一直沒有自己想象的那麼大。然而，就在這種多少有些不清醒的狀態之中，我的一個同學把我硬拉到樓下的一間包房，讓我和他的幾個同在南京讀博士的山東老鄉見了一面。這其中就有張光芒。可能是怕我糊塗，也可能是怕我不瞭解光芒的分量，在告訴我光芒和我們這批同學一樣，都是今年夏天來的南京大學中文系之後，我同學又特地強調， 光芒是現當代的博士後。言下之意，自然是指相對於我們這些剛剛開始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博士的人來說，光芒比我們要高階很多，換句話講，當我們還只能在名片上小心翼翼地印著博士研究生的時候，光芒已經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名字後面掛上博士二字了。這個差別顯然不是幾個字的差別。不過，那天光芒並沒有因自己是博士後就對我這個準博士不以為然。因為多年前，我曾經在上海見過一個研究散文的博士後，他曾經很不以為然地談到小說家，並且還以自己不懂小說感到驕傲。所以，我才對光芒的博士後身份這麼敏感。但光芒並沒有因此說什麼多餘的話，只是像初次見面的人那樣，很客氣地對我點了點頭，和我碰了一下手裡的酒杯，然後先我而將杯中的酒喝光。他的這個作風倒很有山東人的特點，待人客氣而講究禮節。雖然，從他的清瘦的面龐和略顯單薄的身材來看，他更像一個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因為我在南京大學讀博士的同時，還要在上海交大上課，我常常是在南京大學上了課後就趕緊回到上海，而這樣一來，我在南京大學待的時間就不是很多。所以，自從那次與光芒見了一面之後，再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但是，我的一些住在南京大學的同學倒是經常和他見面。因此，每次，我到南京大學上課的時候，總能從他們嘴裡聽到關於光芒的訊息。我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說光芒很刻苦，但到底怎麼刻苦卻不清楚。誰都知道，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不管是碩士還是博士，或者博士後，都要求在讀期間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儘管這些年來很多人對此頗有非議，但不得不承認，這一規定無形中對研究生所起到的督促作用卻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南京大學，聽到什麼人說某某某很刻苦實際上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大家都很刻苦。但在這種情況下，居然同學們還都認為光芒很刻苦，可想他一定是很勤奮的。最起碼，他一定比我們那些勤奮的同學還要勤奮才行。或許正因為這樣，同學們才會在談到他的勤奮的時候，同時還談到他不斷髮表在各種學術刊物上的以啟蒙為主題的論文。我也是因此才知道光芒的研究方向的。而且剛知道他的研究是以啟蒙為題的時候，我還頗有些訝異。我訝異的並不是啟蒙本身，而是以光芒這樣一個年齡的人，怎麼會去做啟蒙這個東西。之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光芒和我是同齡人，我推己及人而已。我們這一代人，大都生於20 世紀60 年代中後期，在80 年代中後期受的大學教育，應該說，那個時候，我們每一個人腦子裡都是裝了不少浪漫的或者理想化的東西的，可遺憾的是，近二十年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對那些具有正面意義的價值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幻滅。不言而喻，這其中就有所謂的啟蒙。因為80 年代正是一個以新啟蒙為號角的時代，而我們這些被啟蒙的人面對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突然變化的現實，以至於我們對啟蒙本身也猶疑起來，隨著這種逐漸加深的猶疑， 甚至放棄或者不再思考這樣的問題，而以更大的精力去面對時代變遷後陡然掀起的商品經濟的洪流。但沒想到，光芒卻並未像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放棄當年的那些夢想， 這讓我多少覺得有點意外。我估計，這也許正是光芒博士畢業後選擇來南京大學中文系，同時南京大學也願意接受他來做博士後的原因。因為南京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的一些老師， 從在碩士時就給我上過課的愛講五四的許志英先生和一直在大聲疾呼要“豁蒙” 的董健先生，還有他們的學生，也是我的博士導師、近年來在學界提出要重回五四起跑線的丁帆老師，在這個大多數人都覺得五四精神已經過了時的時代， 仍在秉承和堅持著五四的一些基本的理念，試圖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和改善當下的人文環境。而在他們的感召和影響之下，這些年來，南京大學的現當代專業在以往那種相對比較重視學術性的基礎上，也形成了新的特色，那就是重學術而不輕思想，或者說，以學術為基礎，思想為追求。用丁帆老師在一次給中文系研究生所作的講座中的話來說，就是：學術終究還是需要有思想的，我們不能因可能產生壞的思想就不思想，即使是壞的思想也比不思想和沒有思想好。信夫！ 但我雖然這樣想來想去，可因為忙的關係，和光芒始終沒有機會見面一談。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可就在我以為這個學期大概再也碰不到光芒了的時候， 某一天，當我應約到系裡去和丁帆老師談我的論文時，卻碰見了正在隔壁的現代文學研究中心忙碌的光芒。看到我，光芒也愣了一下，但他很快想起了我是誰。因為我來得有點晚，所以向他打了個招呼後，就趕緊到丁老師辦公室去了。而因此，在和丁老師談我的論文的時候，我還有點後悔，我覺得，應該給光芒說一聲，什麼時候找個機會聊聊天。出乎我意料的是，當我和丁老師談完話後，走出房間的時候，卻看到光芒正在走廊裡等我。我們寒暄了幾句後，就一起到青島路的一個餐館用餐。其間， 因為我事先已經約了我的同學翟業軍吃飯，就把他也叫到了飯店。也幸好我把業軍叫了過來，因為正式坐下來之後，我才發現，敏於行的光芒有時其實是一個訥於言的人，更多的時候，都是我在講話，要不是同樣對現代文學所涉及的思想問題情有獨鍾的業軍在旁邊不時插上幾句，可能這頓飯吃完，我的肚子還是空的。實際上，和光芒一樣，我同樣也是個性格內向的人。如果不是從南京大學碩士畢業後就一直在上海交大做老師，因此不得不上課、不得不和人講話的話， 我可能到現在為止還不怎麼會和人交談。但是儘管如此，我和光芒卻聊得非常愉快。尤其是當我聊起我們的同齡人在這些年的遭遇的時候，我注意到，每次他都頻頻點頭。我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發現，我們這一代人，無論是在社會上事功的，還是在大學裡做學術的，有成就的人，或者，乾脆點說，還能看到一點希望的人，其實都很少，我們絕大多數的同學似乎都在近年來時代短促而又迅速的轉換中迷失了方向，並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90 年代初，在社會各個角落瀰漫著頹喪和迷惘的情緒，我記得我的很多大學同學，而且越是那些比較優秀的懷抱各種文學和學術夢想的人，越想離開大學去工作。這種情緒即使到幾年後我碩士畢業依然沒有散去，當我後來碩士畢業的時候，我的碩士同學中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在學校之外工作，而不是像我那樣到一所大學去教書。而我之所以到大學教書，只是為了方便和在上海的女朋友團聚而已，並非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今天，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有意無意的選擇，看作是我們這代人的一種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因為我們並不像上一代人那樣，曾經經歷過“文革”和上山下鄉諸多的社會事變，有著堅強的意志和強烈的使命感，所以，不管社會發生什麼樣的動盪，他們都能在既定的軌道上生活。也不像我們的後面的人那樣， 由於直接在一種充斥整個社會的商品氣氛中完整地成長，其神經足可適應同質的生活。我們在剛剛開始成熟的時候就遭遇了一些社會的變遷，猶如一場寒流， 忽然將正在萌芽的樹枝打掉，它的命運就是再也無法成長。這就好像一個人永遠停留在某一個年齡，再也無法成熟。我們不僅與這個社會疏離，與我們的上一代人疏離，與我們的下一代人疏離， 甚至也與我們的過去，還有我們自己疏離。我們成了若有若無的一代，或者說， 疏離的一代。我們有理想，可是不堅定；我們想生活，但卻沒準備。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慢慢退回到自己的內心，在憂鬱和猶豫之中消磨著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最後大多一事無成。所以，當我和光芒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感覺上就好像是兩個劫後餘生的人再次相遇一樣，儘管有著一絲欣喜之情，卻也有著一種消抹不去的淡淡的憂傷。當然，這只是我心內的一些稍縱即逝的零散的情感，實際上我們的談話卻並沒有這麼纖細和傷感。我告訴光芒，就像我和他一樣，雖然當年我們這批人大都離開了學校，可現在卻一個一個正在歸來。不說我常在南京大學的校園裡看到當年和我同住一幢樓的那些哲學系、歷史系還有政治系的碩士時代的朋友， 如今都像我一樣不約而同地重回母校來讀博士，就是在我現在的同學中，也不乏和我同齡且有同樣的心路歷程的人。像我的博士同學趙順宏，在1989 年碩士畢業後，曾心灰意冷地把自己安置於廣東的一所大學打發時光，而在撒手學術多年之後，又和我同年考到南京大學攻讀博士。還有我大學時代的好友任輝獻， 也在法院工作多年之後，又重新燃起自己當年的學術夢，準備考到南京大學哲學系來攻讀西方政治和法律哲學的博士（後來他果然順利地考到了南京大學， 跟隨顧肅先生研讀西方政治哲學），都是這樣的例子。這當然不像麥克阿瑟當年被迫離開菲律賓的時候，嘴裡咬著玉米芯菸斗， 充滿信心並且擲地有聲地說，我將回到這裡。事實上，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 是不知道還會或者說還能回來的，但當年激動過我們的那些東西卻並沒有隨著歲月消失殆盡，卻是真的。如今，雖然當年的熱情已經被時間冷卻，但它依然存在，正是這種在內心深處跳動的持久的想望和追求，才讓大家一個又一個無聲地歸來。就像當初悄無聲息地離開校園一樣，回來也是無聲無息。而這或許正是這一代人的特點。因為他們早已經在90年代的自我放逐中離散，現在也只是一個個零散地歸來，來做過去沒有做完的夢。漸漸的，開始還很喧鬧的小店裡最後只剩下我們三個人，然而，直到分手， 我都沒有問光芒為何會選啟蒙和中國這一百年來的文學之間的關係來作為自己的研究物件，因為和光芒這次見面之後，我已經知道這顆種子發芽於何時，又是如何支撐著光芒從山東輾轉到多雨的江南來繼續尋找和求索自己的夢想。之後，我們彼此依然忙碌，也並未因這次見面而增加更多的見面機會。因為作為博士後，光芒不僅要完成自己的科研計劃，還有教學任務。而我在完成博士學位的課程之後，基本上待在上海，和光芒見面的機會更少了。2003 年的冬天，我到北京去辦些事情，順便也陪好友郜元寶到北京領取“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在頒獎委員會的安排下，我們住到了芍藥居附近的一家賓館裡。晚上，當我們和一個朋友在房間裡聊天時，我突然看到了光芒和當時還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書的張桃洲走了進來。我開始還感到很奇怪，後來才反應過來，原來，他們兩個也都是來領取這個獎的。作為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重要的獎項，能夠獲得“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顯然是對一個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青年學者的最大的肯定。而光芒到南京大學後，很快就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說明他的確付出了常人所難以想象的努力，當然，這也不僅僅是勤奮能夠達到的，其中應該還有光芒的聰穎和對思想還有學術的領悟在內。董健老師在他新出的《中國當代啟蒙文學思潮論》的序中就肯定了他的這個特點。並且，還不無親熱地稱呼他為“張啟蒙”，這其中，我想不無褒獎之意。轉眼，我離開南京大學又有三年，讀博期間南京大學的生活又再次成為往事。前段時間光芒打電話來，說《南方文壇》要做他的一個欄目，要請一個作家和一個批評家來介紹他一下，他希望讓我這個作家來寫一篇關於他的文章。我開始還覺得有些為難，因為我和光芒的交往那麼有限，自然談不上是合適的人選。但是，《南方文壇》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批評刊物，它的獨立性、客觀性和對青年批評家乃至青年作家的關注，大概在現在的很多受金錢支配的批評刊物中，是很少有的，我覺得有機會能為《南方文壇》寫稿，是很高興的事。同時，出於對我們這一代人的瞭解，出於對前些年在南京大學共同生活的背景， 我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這個邀請。現在，在這篇文章結束之前，我要向光芒表示感謝，因為，正是他的信賴，才讓我有機會在多年之後重新回憶了一下過去， 並在回憶中再一次思考了我們這代人的一些特質。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特質只是特質而已，與我們前後的那些人相比，並無高下尊卑之別。不過，我最應該說的，還是請求光芒原諒我的拖沓和因此產生的散亂的思緒， 事實上，這篇文章早該寫成，而且，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它應該以另外一副模樣出現。或許才更符合光芒向我約稿和《南方文壇》的題中之義。（張生，同濟大學中文系） 文章刊登於《南方文壇》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