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漸入佳境，國力逐漸恢復：漢武帝走馬上任，如何統治大漢王朝

民生漸入佳境，國力逐漸恢復：漢武帝走馬上任，如何統治大漢王朝

漢朝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極盡輝煌的朝代，它為歷史和文化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因為這個朝代的存在，讓中華文化有了雄厚的發展底蘊，也讓華夏文明能夠在世界文明之列長久地擁有一席之地，直到現在，人們也並不吝惜對這個朝代的讚美。

確實，縱觀整個古代王朝的發展歷史，漢朝的鼎盛的確是排在前列的，它之所以能夠擁有如此之強盛的發展程度，與統治這個王朝的君主是分不開的，畢竟在古代的政治體制之下，君主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核心，一個國家是興盛，還是衰落與君主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

在漢朝的發展歷史中，有那麼幾位皇帝的功績，是註定不可磨滅的，比如說漢高祖劉邦，他為漢朝的發展定力了框架，也確定了發展的方向，再比如漢文帝和漢景帝，兩位君主創造的文景之治，讓漢朝積累了雄厚的發展財富，也穩定了漢朝的社會環境，他們都是為漢朝的發展歷史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人。

當然，如果要說真正將漢朝推向發展頂峰的君主的話，那也不得不提漢武帝，上面幾位皇帝為漢武帝的大展身手提供了一個平臺，在武帝上馬之後，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操作，成功地把漢朝的發展推向了鼎盛階段。

在此其中，他進行了削藩，改良了錢幣，推行土地私有，推行鹽鐵專賣，也進行獨尊儒術，可以說，圍繞著中央集權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甚至一直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漢武帝可以說讓整個漢朝的發展改頭換面。

本篇文章，我們就來了解一下漢武帝是如何實施統治的。

首先，漢武帝要做的是限制民間的財力，也就是，在他政治改良中最為關鍵的鹽鐵專賣和官方鑄錢。

我們知道冶煉、製鹽和鑄錢是當時社會三大暴利行業，畢竟，當時的科技水平和創新實力都不高，人們大多數是透過簡單的工商業和普通的農業來創造財富，那時候，來錢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對自然資源的包攬。

因此，冶煉、製鹽這幾種行業就成為了創造豪紳的主要方式。

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把控三大行業的豪紳橫徵暴斂，將社會財富的差距拉得非常之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個國家的總體調配，所以，當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便將這三種行業的經營權利全部收歸國有。

只不過，在西漢初年，因為此前的連年戰亂，社會生產力已經急劇下降，人口驟減，社會動盪不安，這個時候國家就需要創造大量的總體財富，來逐步的穩定朝堂的局面，進而帶動整個社會環境的恢復，從而保證整體局面的穩定。

所以，漢高祖劉邦不得不向豪強讓步，允許這三種行業在民間私營，但卻給帝國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比如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領頭造反，其之所以擁有這樣的膽量，就是因為當時吳王劉濞的封地處在長江中下游，開採銅礦，煮水為鹽。

因此，吳王劉濞比其他的諸侯更能夠積攢財力，而雄厚的財力就成為了他謀反的後盾，諸如此類的情況在漢朝並不唯一，由此可見，對於財富的壟斷，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漢朝皇室與諸侯之間的局面。

要知道，在漢朝初期推行的是一種郡國並行制，諸侯依舊存在，這就意味著諸侯謀反推翻皇室政權的可能性依舊存在，如果漢朝不能夠壓制諸侯的實力，那麼，他們就有可能重蹈西周的覆轍。

因此到了漢武帝的時候，他軟硬兼施，希望透過把最容易創造財力的行業，收歸國有控制，降低諸侯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壓制諸侯實力的提升，保證朝廷的權力，也保證國家的安定。

所以，一方面漢武帝設立法令，嚴禁鹽鐵私營，一方面有招募歇業的鹽商和鐵商為鹽鐵官員，將冶煉和製鹽這兩大行業控制在國家手中，同時，因為國家與工商業之間的這種官方聯絡，漢武帝的這一做法也開啟了官營工商業的先河。

有了國家的強力管控以及大力的干預，民營工商業受到了帝國的遏制和壓榨，他們只能夠在夾縫中艱難的生存，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民營工商業如果想要與有帝國支援的官營工商業進行碰撞，那麼結局必然可想而知。

最終，最能夠創造財富的幾個行業，就被國家牢牢地掌控在了手中，如此國家也就掌握了社會財力的大部分，與諸侯之間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

透過對民間財力的限制，漢武帝可以說，在極大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發展的安定，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一直都是重農抑商的，很多人對於這種主流意識的認知在於，華夏文明地廣人多，又處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這樣土壤肥沃的地帶。

因此，依靠農業經濟來支撐整個國家發展的形式必然是主流，這當然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可實際上卻並不是最為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古代的歷史社會是一個集權的社會，既然是集權社會，

那麼，最終都會發展成專制，而既然是專制，

就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或者說，不會允許任何形式的民間勢力存在。

如果不重農抑商，如果不將冶煉等行業的權力收歸國有，那麼，把握這些行業命脈的人和家族，必定會成為一個小型的財力群體，而小型的財力群體如果不斷地發展，那麼，很可能會造就一個足以與帝國相抗衡的財力社會，到那個時候，帝國必然岌岌可危。

畢竟，在古代王朝中並不缺少富可敵國的商業大亨，靠這些富豪發展起來的國家實力，尤其是處在漢朝前面的秦，秦的崛起和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那些鉅商大賈，比如說巴清，比如說呂不韋……

在那個時代裡，商人勢力之大是可以擁立國君的，也是可以左右朝局的，因此，作為國家統治核心的君主，他們對財力大族必須要防範，因為他們可以把君主扶持上位，同時也可以把君主拉下馬。

再說了，那些征戰沙場的開國元勳，都免不了兔死狗烹的局面，更何況是一些商人呢？是一些憑藉的財力威脅到了君主權力的商人呢？所以說，

古代社會必然重農抑商。

因為農業民族更多的是依靠個體，而農業的發展比較平穩和緩慢，個體小戶是沒有力量動搖一個國家，他們只有在王朝腐敗到極致的時候，才可能團結起來擁護起義軍。所以，維護農業民族的安定比維護士商人團體的安定更能獲得收益。

因此，重農抑商成為了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主流意識，而這一點在漢武帝統治時期也被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一改之前漢高祖等人對民間資本群體的妥協，透過強硬的手段設立法律來保證國家對壟斷行業的把控，壓住了民間財力的發展，進一步維護了君主手中的權利。

打壓了民間的財力之後，漢武帝同時也在著手解決民間的武裝，這一點就更不難以理解了，作為一位君主是必然明白武裝部隊的恐怖的。

漢武帝所在的劉氏家族，就是憑藉著軍隊才從草根成為了皇室

，他對於軍權自然是更加看重，在這樣的基礎上，漢武帝必然不可能允許民間武裝的存在，想來也是，民間的財力群體都被國家大力打壓，更不用提民間的武裝群體了。

實際上，不僅是漢武帝在位時期想要解決民間武裝問題，在漢文帝、漢景帝的時候對於民間武裝的防備和打壓也比比皆是，比如說，當時的山東豪俠周庸就是被漢景帝剿滅的，後來，漢武帝繼位後，則陸續剿滅了中原的諸多豪俠。

沒有了民間武裝群體的存在，王朝的政治安全就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得以保證，這樣的行為其實並不難以理解。

事實上，帝國作為典型的權力社會，其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必然是透過武力過渡過來的，比如說，秦朝透過滅國之戰消滅了山東六國，最終一統天下；漢朝則是夥同其他諸侯消滅了秦，又轉而消滅了其他諸侯成立的王朝。

他們都曾經手握武力，最終透過武力成就了權力，所以，武力是權力社會的一種境界，透過武力成就權力的人必然不可能讓其他人手握武力，不然就會影響到自身對於權力的把控。

因此，在權力社會當中，武力必然會受到制約，而且，這種制約要比財力受到的制約更加嚴重。就像韓非曾經說過的那樣，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亂禁

，民間武裝和民間思想向來就是專制和集權的大敵。

帝國可以容忍街頭的小打小鬧，但是絕對不會允許民間出現武裝力量，一旦出現就必須要剿滅，這不僅僅是漢朝的所作所為，古代所有的王朝對待民間武裝力量都是同樣的態度，比如說宋朝，像宋江方臘這樣的就屬於民間武裝。

也正因如此，他們必然會與帝國站在對立面，也必須與帝國殊死搏鬥，因為最終只能二存其一。

事實上，帝國不僅反對民間武裝的存在，對於那些獨來獨往的俠客，他們在官方的眼中也是不應該存在的，所以，帝國把能夠收編的人千方百計的進行收編，而實在不願意被帝國所收編的人，最終，也會被帝國千方百計的消滅。

這也就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一個國家的各村各戶都各自為戰，不斷地出現民間的武裝和勢力群體，那麼就說明，這個王朝對於國家的整體控制權已經極度衰落。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要麼天下大亂、流寇橫行，君主昏庸無能，無力保證社會的穩定，要麼就是外敵入侵、防線崩潰。

如果一個社會相對穩定，一個國家的發展步入正軌，那麼民間的武裝群體就必定不會存在，也不應該存在。

漢武帝時期的漢朝顯然就是一個蒸蒸日上蓬勃發展的時代，所以，漢武帝對於民間武裝的壓制並不意外。

其實，漢武帝所實施的推恩令，也是立足於“擠出”民間武裝的基礎上實施的，其根本目的就是在於解除民間的武裝，防止這些武裝脫離帝國的控制而對帝國產生影響。

而從某種方面來看，掌握在諸侯手中的武裝權力，也是影響帝國安全的一個方面，只不過，因為這些人頂著諸侯的身份，頂著漢朝開國元勳的身份，漢武帝並不好直接對他們動手，而且他們大多數人還都是皇親國戚。

因此，漢武帝實施了推恩的方式，允許他們將自己的土地分給自身的子孫，從而不斷削弱每一個人的領地，最終，在他們無力抵抗帝國統治時，將他們手裡的土地人口收歸國有，實現新一輪的大一統。

因此，無論是對於民間團體的剿滅也好，還是對於諸侯實施的推恩令也好，這都是漢武帝想要將軍事權力收歸國有的一種表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

漢武帝上馬之後針對的目標其實很簡單，一個就是財力，一個就是武力。有強大財力支援的財政群體，他們可以支援不同的政治群體，還可以收買官方的大臣，這樣財政群體的存在，是對於國家極大的威脅。

因此，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漢武帝將那些能夠創造巨大財富的行業收歸國有，透過官營工商業的發展，打壓民營工商業，把握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命脈，讓朝廷掌握經濟密碼。

與此同時，漢武帝也很清楚，人人各自為戰的情況很容易導致社會往野蠻時代退回，到那個時候，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團體就會出現，並且都要來爭奪國家的最高權力，所以，他必須將那些威脅到國家發展的勢力群體通通消滅，如此才能夠保證最強大的軍事實力掌握在朝廷手中，才能夠在實力上打擊當時的諸侯。

說到這裡，這也算是漢高祖劉邦留給漢武帝的一個疑難問題，漢高祖劉邦初定天下的時候，在郡縣制和分封制之間左右搖擺，最終，並沒有單純地選擇其中的一個制，而是選擇推

行郡國並行制，允許諸侯國的存在，

也正是因為他的這個決定，讓後來的漢朝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諸侯叛亂。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他深刻認識到了這樣的制度對於國家發展的威脅，所以，對那些民間武裝以及諸侯政權進行了極大程度上的打擊，最終，他做到了將財力和武力都收歸國有，最為富足的成了國家，最有實力的也成為了國家。

如此一來，皇帝就是這個國家最為尊貴的人，沒有人能夠影響到他的決策，也幾乎沒有人能夠輕而易舉地覆滅這個王朝。

這樣高度集權的局面一直延續了下去，只不過，漢武帝並沒有單純滿足於對財力社會和武力社會的統一，他雖然打擊了民間資本，雖然解決了民間武裝，但他認為這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講遠遠不夠，因此，他又將目光對準了民間的思想，開始了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