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閱微草堂筆記》研究綜述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稱《閱微》），是繼《聊齋志異》之後出現的又一部影響頗大的文言短篇小說集。然該書在20世紀引起學界重視，是80年代後的事，在此前的數十年間，專文論及者甚為寥寥，各種中國文學史、小說史中，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二書外，對《閱微》多隻是泛泛介紹，且以否定意見居多。80年代後，學界對《閱微》卻表現出濃厚興趣，相關論文在50篇以上，且不乏溢美之詞。

一、思想傾向評價

一部《閱微》，並非如作者在《灤陽消夏錄》小序中所稱，是書之撰，不過是“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這自是紀氏故設“障眼法”的“小說家言”，否則何必積十年之功而為之？然作者之寫作用心為何？自清以降之學者，出於不同的文化學養和批評視角，結論也各各不一。

清季學者，多著眼於該書的“勸懲”之旨，並極力揄揚。嘉慶五年（

180

0），紀昀門人盛時彥為《閱微》所作序中即認為：

《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洮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才子佳人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1］。

明指其書以救世為本志，且崇仰之情，溢於言表。這種看法在清人的《閱微》批評中頗具代表性，如鄭開禧為《閱微》所作之序中，也認為該書“詞意忠厚，體例謹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歟？雖小說，猶正史也。”［2］亦著眼於“勸懲”，並視如正史，評價不可謂不高。

與上述看法不同，曾國藩認為《閱微》一書“好虛構萬一或然之事，鬼魅無稽之言，執為確據，以仇視習常守理之講學家，譏謗笑侮，不遺餘力”。（《姜露庵雜記》）曾氏肆力於古文，甚惡小說之“虛構萬端”，故對《閱微》中的“鬼魅無稽之言”極為反感，這也恰正說明曾氏敏銳地覺察到了《閱微》與史不侔的小說特性，尤其是指出該書對“講學家”的譏侮，並非一味衛道，從反面揭示了《閱微》的矛頭所向。

民國時期，學界於《閱微》甚少致力者，各種中國文學史、小說史於《閱微》多不予置喙，偶有論及，也只是於《聊齋》之後略綴數語，且多襲前人，鮮有發明。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他於1923年成書的《中國小說史略》，指出紀昀“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是書“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於《四庫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此先後諸家所未有者。而世人不喻，嘵嘵然竟以勸懲之佳作譽之”。［ 3］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書中，魯迅還對紀昀攻擊理學的“魄力”擊節稱賞：“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間法紀最嚴的時代，竟敢借文章以攻擊社會上不通的禮法，荒謬的習俗，以當時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個人。”［5］魯迅之論， 廓清了籠罩在《閱微》上的嘵嘵之說，尤其是將《閱微》與《四庫提要》相比照，以洞察紀昀撰著筆記小說的真正意圖，並且給以充分的估價，是極具卓識的。

五六

十年代出版的幾部頗有影響的文學史著，在評述《聊齋》之後，幾都要為《閱微》花些筆墨，然在具體評價上卻是眾口一辭，即均視該書為《聊齋》之仿作，而在思想上則極為“反動”和“落後”。如遊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批評該書“或者宣傳忠孝節義等封建倫理道德，或者宣傳因果報應等迷信思想，充滿腐朽反動的內容”。［6］

80年代後，對《閱微》之思想內涵的體認，逐漸成為學界的熱點。綜觀諸家之論，大致有三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與

五六

十年代學界的看法大致相近。不同的是，本期持此看法者多喜將《閱微》與《聊齋》相比較，並進而探討紀昀之創作動機和《閱微》之思想傾向。王渭清《〈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7］一文，在將兩部作品的基本內容和思想傾向進行比較後， 認為《聊齋》是蒲松齡寄託孤憤之作，作者借花妖狐魅，大膽揭露批判了醜惡的社會現實，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而《閱微》“基本內容是宣揚封建道德和因果報應的”，“總的主題是‘不乖於風教’，‘有益於勸懲’，就是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勸善懲惡，以達到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目的。”王先霈也認為《閱微》的文學成就遠不能抗衡於《聊齋》，其主要原因“在於紀氏落後的、包含許多錯誤的小說觀限制了他的文學才能，而這種落後的小說觀根源於他的封建禮教思想”。［8］ 儘管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也承認《閱微》中不乏一些對我們現今有參考價值的材料，但對全書基本上是持全盤否定態度的。

第二種意見認為，《閱微》一書，既有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因果報應，以勸善懲惡，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面，也有暴露黑暗，揭示社會上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用以警世的一面。因此《閱微》是一部精華與糟粕並存的書。張聖康認為，《閱微》“把儒家的倫理道德與佛家的因果報應結合起來，進行勸善懲惡的說教”，這自是作者的侷限。但是，對這一部分內容也不可籠統地加以否定，其中有些“則是事實和傳聞的記錄”；有些意在“宣揚封建道德和因果報應”，但“故事和形象的客觀意義卻遠遠大於作者的主觀思想”。尤其是書中對程朱理學的抨擊和諷刺。邵海清《評〈閱微草堂筆記〉》［10］一文，在全面考察紀昀著書宗旨、寫作態度後，對《閱微》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進行了重點探討，認為就其反映生活的主要方面看，“它還是有著積極的一面的，而不應該像某些評論者那樣全盤予以否定”。同時也指出了書中應予批判和揚棄的封建糟粕。由於《閱微》素材來源廣泛，因而書中不少材料，“對我們瞭解乾嘉時代的社會狀況仍有一定史料價值”。［11］

第三種意見認為，《閱微》之思想內容固有其不足，但只是碧玉微瑕，該書積極性的內容是主要的，應該予以肯定。

曹月堂《關於〈閱微草堂筆記〉的評價問題》［12］一文，認為和《聊齋》相比，《閱微》的思想內容並無與之相對立之處。書中所強調的“勸懲”，只不過是作者藉以包裹自己的外衣，實則是要以此來闡發自己的觀點，抒瀉鬱憤，“書中沒有對光明境界或世外桃園的憧憬，所有的多是這種對現實剖析、痛斥和奚落的文字，然而這種來自黑暗中的牢騷和憤激，正是早期啟蒙主義的先導。”書中也確實有一些“鬼神之跡”的描寫，但“作者並不是在宣揚封建迷信，只不過是老老實實地表現了他對鬼神的輕信和一些迷惘”，這實際上“是繼承和發揮了孔子的‘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的治學態度，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曹文看法確有新人耳目之處，但否認《閱微》事實上存在的宣揚封建迷信、鼓吹天道輪迴以及有關鬼神的恐怖描寫等，則又有失偏頗。

朱世英《論〈閱微草堂筆記〉之長》［13］一文，結合紀昀詩文、生活經歷以及時代風氣，對書中為學界所貶斥的“封建性糟粕”進行了探討。認為，首先，就思想淵源看，紀昀“‘根本六經’的主張與實事求是的態度”與清初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大學者顧炎武很相似。其次，紀昀生活經歷豐富，學問廣博，故其“對待生活的態度是比較通情達理的”。第三，“封建禮教本身的內在矛盾，如節孝不能兩全、奉老與保嗣難以兼顧等等，也影響到作者的思想，並且從作品中反映出來，使作品的客觀意義遠遠大於作者的主觀意圖”。從分析作者思想矛盾入手，這對學界深入探討作者的哲學思想、倫理觀念以及它們與作品的關係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啟發作用。

沈伯俊《追蹤晉宋，頡頏〈聊齋〉》和李泉《評〈閱微草堂筆記〉》［14］二文均對《閱微》的思想內容持肯定看法。沈文引魯迅之評對《閱讀》“透過那‘盛世’的帷幕，看到了某些社會矛盾，並且予以多方面的表現”極予讚賞，是魯迅之論的進一步揮發和引申。李文則透過對《閱微》勸懲之作、愛情篇章和狐魅筆墨的全面考察，認為：“筆記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真切地描繪了一幅明末清初的生活畫圖，它的現實性和批判性是其它文言小說所難以企及的。”指出，紀昀的倫理道德觀，“並不完全是封建主義的說教，其中也包含著中華民族傳統倫理道德觀中的某些美德”。輪迴報應問題，“我們既要看到它迎合封建統治利用鬼神麻醉人民的消極一面，又應透過宗教迷霧，肯定它反映素樸生活邏輯的合理一面。這裡包含作者從生活中總結出來的一種樸素的辯證觀念。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作者借因果報應來抨擊醜惡表彰美善的良苦用心。”可以說，李文最大限度地給予《閱微》以肯定評價。

總之，80年代後，雖然對《閱微》的思想內容極力批判並進而否定整部作品者仍不乏其人，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擺脫開那個特殊的政治年代的影響，不再因紀昀位高爵顯就理所當然地視其為封建統治思想的代言人，而是從其作品的實際內容出發，給予比較客觀、公正的分析和評價。

二、藝術價值評判

《聊齋志異》“用傳奇法，而以志怪”［15］，於清季文壇享譽甚隆，紀昀卻對其“一書而兼二體”，且“燕妮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見之？”深感不解，以為不過是“才子之筆”，而“非著書者之筆也”。［16］本著這種小說觀念，紀氏《閱微》之創作與《聊齋》自大異其趣。

盛時彥對乃師“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的“著書者之筆”多所闡發，認為《閱微》一書：

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見焉。……夫著書必取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書之理者，雖稗官脞史，亦具有體制。［17］

作為《四庫全書》之總纂官，紀昀之飽學多聞，確非常人所能及，盛氏之論也自是著眼於乃師之長。不過，對《閱微》一書之文學特性，盛氏也並未視而不見，“敘述剪裁”諸評，雖只是形象化的比喻，亦頗能揭櫫《閱微》結構佈局之妙。

以“著書者之筆”優於“才子之筆”，盛氏之論在清代不乏同調，如同樣主張以學問為小說的俞鴻漸，在其《印雪軒隨筆》卷二中即認為：

《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餘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五種》。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繢，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五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18］

這種看法在晚清學界的極力支持者是邱煒萲。邱氏論小說，亦主張“小說家言，必以紀實研理，足資考核為正宗”，故“

本朝

小說”中，“談狐說鬼者，自以紀昀《閱微草堂五種》為第一，蒲松齡《聊齋志異》次之，沈起鳳《諧鐸》又次之”。［19］具體而言，《聊齋》固有其妙處，“微不足者，筆近纖巧耳”，而“《閱微五種》，體例較嚴，略於敘事，而議論之宏拓平實，自成一家”，自當為“小說之魁”。［20］

《聊齋》以文勝，《閱微》以理勝，兩者本各有所長。以重虛構、想象之小說文體特性衡之，以說理見長之《閱微》終隔一層，自不能與文章華美之《聊齋》相比。然在樸學盛行之清代學界，以“紀實研理”為衡文之準的，小說之文學特性常為學界所忽略，故爾“《閱微》遠勝《聊齋》”竟幾成清代學界定評。只是這種批評，顯然隱含著將小說創作引向學術探討的危險。而後來如李汝珍《鏡花緣》於小說中考究地理、名物，與清代小說批評中的這種小說學術化思潮不能說毫無關係。

清人於《閱微》藝術特色的這種學理性批評，在民國學界則得到了糾正。其中影響最著名者自當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的這段話：

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

對《閱微》以說理見勝之“理”趣甚為賞識，但同時也指出《閱微》不乏“天趣盎然”之“文”趣。正是這種文、理兼擅，“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書中，魯迅還指出，因紀昀對《聊齋》有不滿，“為避此兩缺點起見，所以他所做的《閱微草堂筆記》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力避唐人的作法”。［21］從學術淵源上闡明瞭《閱微》崇理之原因。

民國時期的各種文學史，道及《閱微》時，多引魯迅之論以闡《閱微》、《聊齋》之別，並進而對《閱微》予以否定，與清人之論截然不同。如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在援引魯迅之論後，認為“以說理性”的《閱微》“過於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22］胡云翼《新著中國文學史》也認為《閱微》五種，“皆屬志怪，但體例已不似小說”。［23］

五六

十年代學界也都紛紛指責《閱微》的小說議論化傾向，如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對《閱微》“篇中充滿了枯燥的議論”極為不滿，並認為“不少篇章則是一些偶然事件，沒有生活的真實，某些故事更是一些無聊的虛構，缺乏感人的力量”。［24］

《閱微》過於注重精研名理，與現代文體意義上的小說確實多所隔膜，但倘因此而忽略作品中的“雋思妙語”和“天趣盎然”之筆，甚而將其摒斥出小說之列，則又失之偏頗。

八十年代後，隨著對《閱微》思想內容的研究視野日益拓寬，對《閱微》藝術成就的探討也不斷地深入。雖然仍有論者認為紀昀的小說觀限制了他的藝術成就，如王先霈《封建禮教思想同小說藝術的敵對性》就認為：“封建禮教思想同小說藝術是相敵對的，它窒息了紀曉嵐的藝術想象力，又因紀曉嵐的鼓吹而限制了其時別的若干小說作者才能的發揮。”但大多數學者則認為，考察《閱微》之藝術價值，不應過於拘泥現代文體意義上的小說概念，而應著眼於《閱微》一書之創作實際，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邵海清《評〈閱微草堂筆記〉》一文，以《閱微》與《聊齋》相比較，認為《聊齋》與《閱微》“代表著明清筆記小說中兩種不同的流派，對清代文壇和文言短篇小說的發展都產生過重大影響。”文章還指出，由於作者的文藝觀、小說觀是正統的，保守的，“他追摹晉宋筆記小說的寫作方法，一方面使《閱微》這部作品有尚質黜華、敘述簡古、天趣盎然、雍容淡雅的特色，另一方面也難免有敘事過略、描摹太少、議論說教過多以及枯燥平淡的不足”。

姚莽《〈閱微草堂筆記〉藝術成就初探》［25］一文認為，《閱微》“以神鬼狐妖喻人情世態，從而發展了寓言體小說的形式，或者說，志怪筆記的寓言化，這是紀昀的一個創造”。其在藝術上特點有三，即“形虛神實”、“自然成趣”、“妙語解頤”。可以說，紀昀《閱微》堪稱筆記小說的“集大成之作”，“正像《紅樓夢》之為古典長篇小說的頂峰，《聊齋志異》之為古典文言小說的頂峰，而《閱微草堂筆記》則是古典筆記小說的頂峰”。

李漢秋、胡益民《清代小說》認為，“作為一般散文體來看，《閱微草堂筆記》尚有自己的特色。作者文筆老練，善以簡潔、質樸的文字敘事，又能即事即理，把敘述與議論溶化一體，有大家風範。其寫景文字，往往從容簡約而又天趣盎然”，“其文長於諷刺，又能居高臨下，含蓄深沉”。同時也指出：“紀昀不懂得小說之為藝術的特點，抱著班固的小說觀念不越雷池一步，以蒲松齡近乎現代意義的短篇小說創作為小說的外道，反其道而行之。徑以粗陳梗概的六朝筆記的筆法從事創作，硬讓發展了的現實生活穿上古老的藝術衣裝，有意創新而終於淪入不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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