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繼明：疑經與宋明道學興起的關係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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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經與宋明道學興起的關係

作者簡介丨谷繼明，同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原文載於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3月27日。

宋代道學興起之前，有一種所謂“疑經”的風氣在當時的思想界比較活躍。

理學是思想史、哲學史中的時代思潮，疑經則是經學史上對這一階段經學的描述

，這二者之間無疑存在著某種關聯。

1

經典詮釋系統轉折期的疑經

中國古代的經典詮釋，如果從“經—注—疏”形式看，可以分為

三個系統

。一是漢魏形成的權威註釋，南北朝撰寫的義疏，總結於唐初的孔穎達《五經正義》，被奉行 400 年。二是從二程到朱熹形成的註釋，宋末元代編錄的“纂疏”，總結於明初的胡廣《四書五經大全》，被奉行200多年。三是清代學者透過輯佚等所恢復的漢代經注和憑藉考據撰寫的新疏。其中《五經正義》和《四書五經大全》都曾是科舉的標準，因而具有意識形態的意義。

宋代的疑經風氣及道學的興起，恰恰處在從《五經正義》系統到《四書五經大全》系統的轉折過程中。

漢魏經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有代表性的傳注，這些傳注甚至取得了與經書一樣高的權威。研治經學的學者，往往謹守一家的註解來講經書，並撰寫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義疏之學。唐代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則，進一步確立了傳注的權威，同時修撰的義疏本身也因功令而成了權威。此時的經學更加因循守舊，學者遂積重難返，從而嚴重降低了經學的解釋力和生命力。

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下去。一些有見識、有勇氣的學者開始從註疏學中走出來，並且質疑起權威傳注。例如，唐代啖助、趙匡的《春秋》學直接越過舊有三家之學，即《左傳》《公羊》《穀梁》，直面經文字身，根據自己對於義理的體會來確定條例，發揮經文字身的微言大義。從晚唐到宋初，這種風氣逐漸蔓延開來。到了司馬光所處的時代，懷疑傳注、試圖開創新的經學已蔚然成風。司馬光在《論風俗劄子》中慨嘆道：“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所謂“《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是歐陽修《易童子問》懷疑《易傳》非孔子所作；“《周官》為戰國之書”也是歐陽修等人的看法；而“三傳可束之高閣”是晚唐啖助、趙匡的《春秋》學風格，在宋初尤以劉敞《春秋傳》為代表。

2

從訓詁之學到儒者之學

程頤在總結彼時學術型別時說道：“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

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所謂文章之學，是指究心於詩賦的學問。唐代科舉要考詩賦，並對於韻律等有著嚴格要求，因此許多人究心於此。所謂訓詁之學，主要指自《五經正義》以來，士人沉溺於義疏，只求死記硬背，對於本心和現實既無關注，更無照察。程頤提出，有志向、有追求的讀書人應當尋求“儒者之學”。他所謂的儒者之學，也就是後來蔚為大宗的道學，或者說理學。

理學家與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在擺脫訓詁之學、走向義理之學的立場上是一致的。

唐代的趙匡就說過：“明經讀書，勤苦已甚，既問口義，又誦疏義。徒竭精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既問口義，又誦疏義”一句，“口義”是當時老師的講解，“疏義”是過往的講解。這些著作文字數量龐大，其主要內容是彌合注釋間的衝突等，不面向直接的現實問題。學者沉溺於此，無暇瞭解當代的禮制、民情、行政等事務，這樣就失去了“臨民決事”等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反而讓不怎麼讀經書的“胥吏”領導了決策。這也是趙匡等人要摒棄義疏乃至三傳，直接解釋《春秋》經文的原因。

到了北宋，這種要求擺脫訓詁之學，直面經典核心和社會現實的呼聲越來越高。王安石說：“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其於道也幾。”王安石強調研究經學的目的是求治道，而不是名物度數的記誦。基於這樣的看法，他在主導熙寧變法的時候，便將科舉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改革的內容包括罷黜詩賦、帖經、墨義等科目。帖經、墨義基本是背誦註疏的科目，王安石廢除此科，改為讀書人各自選一種經典，發揮其議論。這種做法既繼承了晚唐以來的疑經風氣，又推動了當時和此後疑經風氣的繼續發展。

作為理學家的二程和朱熹，

不僅疑經，而且改經。

例如，程頤認為《大學》乃曾子的著作，是儒家學說的入門綱領，但裡面有錯亂，比如《大學》有“三綱領”“八條目”，而漢代傳下來的文字卻並不完全是這樣排列的。因此，程頤便懷疑《大學》存在著“錯簡”。朱熹更明確地按照三綱八目的順序來調整《大學》文字，並且將“缺失”的格物致知傳作了一個補充，這個“補傳”後來竟然取得了和《大學》本身一樣的地位。

3

體貼天理與涵泳經文

在透過疑經以擺脫唐代訓詁之學方面，二程、朱熹等道學家與歐陽修、劉敞、王安石等學者固然是一致的，但他們之間仍然有不同的地方，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道學家將經典置於天理的涵攝之下，對於經典不管是懷疑還是支援，都更為系統，其解釋也更為堅實。以往的疑經，可能只是懷疑者一個偶然的想法，或者只針對某一具體問題，但二程以後的道學則不同。程顥說：“吾學雖有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如果說疑經是二程擺脫舊經學的障礙，直指人心和天理的有力工具，那麼天理之學的建構，恰恰又為程朱的新經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換言之，我們固然可以說以往的疑經也是為了尊經，但由於劉敞、王安石等人缺乏堅實的基礎和縝密的思考，因此帶來的破壞作用比較大。道學家則把疑經當作破除沉溺訓詁的手段，其主要目的是要有所建立。在道學家的“道統”敘述中，自孟軻死，聖人之道便被遺忘，而重新體貼聖人之道的，便是北宋五子。把這種觀點投射到經學上，便意味著漢代以來的傳注義疏都是未見道的。這正是道學家敢於疑經的自信來源，同時《周易程氏傳》《四書集註》等新經注的建立，則是他們體貼之道的經學體現。

二是道學建立了新的解經方法。二程不僅獨自“體貼”了天理，而且用“體貼”二字來面對經典。與此相關聯的，便是涵泳和玩味的解經方法。不管是體貼，還是玩味、涵泳，都是要直面經文字身，以自己心中的義理與經典背後的聖人之意相切劘。這種方法要求治經者：

第一，不能執著於文字和名物訓詁；第二，不能沉沒在大量的註疏之中，而是要讀簡易的經文。

不執著於文字，以理為準，故可改動、增刪經典文字；以天理為最高，必然要打破以往傳注的權威。

經由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疑經之風與道學的形成，既有聯絡又有不同。一方面，疑經作為方法，背後有著各種不同的立場、動機和學者群體，道學家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道學家固然以疑經為方法，從而走出以往的記誦訓詁之學，建立起天理之哲學和理學化的解經體系，但這也僅僅是道學家經學方法之一種。中國古代的經學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疑經不是為了純粹的毀滅，而是河道的疏通、樹木的剪枝

。仔細反思那一時段的經學和哲學，對當今經學的發展具有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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