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族主義：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很多人只知道一半

民族主義是西方文明產物，產生於19世紀，與工業革命一起構成了改變歐洲的“雙子星”。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對外爭主權，對內爭民權”。

人要國家主權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國人的這個民權就是主權的目的

。所以，民權比主權更為根本，這種根本並不是大家所謂的“人權高於主權”，二者沒有孰高孰低的關係，是工具與目的的因果關係。

沒有主權，就無法保護民權，所以德國人可以在波蘭辦奧斯維辛集中營。但只有主權也不行，安東尼斯庫就可以在羅馬尼亞自己辦滅絕營，不需要德國人來操辦。所以，不保護民權的主權，是沒有意義的。

民族主義作為舶來品傳進亞洲後，成為爭取國家獨立的理論。然而，亞洲人口中的民族主義，是閹割版。

1、中世紀沒有民族，也沒有國家

在說清楚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之前，要先說一說中世紀，因為中世紀是沒有主權、民權這些概念的，也就沒有所謂的民族主義。

中世紀的歐洲，

只有領主，沒有國家

。領地是領主的私有財產，國王無權干涉。農民只知領主，不知國王。國王不過是一個較大的領主，國王的權力，侷限於自己的領地。

中世紀歐洲還存在一個以羅馬教廷為首的跨國教權，宗教事務都聽主教和教皇的，國王沒辦法干預。而且，教廷還跟信徒收稅，就是“什一稅”，等於說，教廷有一個獨立於世俗國王的統治體系。

整個中世紀曆史，實際上就是國王與領主、王權與教權的鬥爭史。

這個時候的歐洲，談不上什麼民權與主權。農民是領主的私人物品，連走出莊園都需要領主的批准，他還受到教會的約束，每天做什麼、想什麼、去哪裡，都由別人說了算。國家更是沒有，所謂的英國、法國、德意志，只是個地理名稱，沒有政治意義。

也沒有民族的劃分。老百姓到哪，都是農奴和農民的身份，別人只會問你“你從哪來”“之前屬於哪個領主”。到了統治階級，整個歐洲的大領主和國王們，都是聯姻的產物，一聊家常，

都是親戚

，打仗的雙方不是叔侄就是表兄弟。

所以，歐洲要出現主權國家，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領主和教權

。

2、主權國家的出現

16-18世紀，地理大發現帶來商業發展，人們渴望建立穩定的統治秩序和統一的國內市場，於是歐洲出現一股

專制主義浪潮

。

國王們粉粹領主的權力，教權進入低谷，歐洲第一次出現“

主權

”的概念。法國的讓·博丹提出了一個概念sovereign powers，現在我們把它翻譯成主權，其字面含義就是絕對權力。

領地的事情不再是領主說了算，由國家說了算。羅馬教廷不能隨便干預國家事務，連同主教的任免權也被國王收回，教皇只有形式上的批准權。

法國、英國、西班牙、普魯士、奧地利，以加強君主權力為特徵的主權國家，相繼出現。

這個時候依然沒有民族的概念。

英國會出現幾個根本不懂英語的國王，他們根本是外國人，光榮革命後的英國國國王威廉三世就是荷蘭人，還是英國人主動邀請過來的。這在近代是不可想象的。

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是法國皇帝的後裔。哈布斯堡家族可以統治奧地利、尼德蘭、勃艮第完全不相連的地區。

因為這個時候的主權與王權是掛鉤的

，國家的代表只能是國王，國王享有不可質疑的最高統治權，人們對國家的認同實際上等同於對國王和王朝的效忠。“國王不受法律約束”、“國王的意願具有法律效力”，這些專制理念，在當時的歐洲十分盛行。

最典型的，就是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國家。”

我們現在很熟悉的馬基雅維利，他的成名作《君主論》，宣揚絕對權力、國家至上，就是在這個時候流行的。

一切憑實力，一切由國王說了算，這就沒有產生民族主義的土壤。因為這個時候的主權，本來就不是為民權準備的，而是為了結束混亂的維穩目的。法國的黎塞留就認為“人民不足以成為言和的理由”，“一年的和平就能恢復一切”。

3、工業革命催生民族主義

商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是與專制不相容的。

1789年法國大革命，提出了一個“

人民主權

”的概念，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全新理念，是人類歷史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法國革命者用“民族”這個詞來反對貴族和教士的特權，宣稱“一切權威屬於民族”。

這就意味著主權要與王權脫鉤了。

拿破崙戰爭將法國大革命的成果灑向歐洲，自由平等的“人民主權”思想衝擊著歐洲人的大腦。

反封建專制的民族主義開始在歐洲出現。

民族主義並非一種必然現象，人也不是天生就擁有民族自覺。出現民族主義的根源在於，

人天生就渴望成為群體中的一員，渴望保持對某個群體的忠誠

。

人們的效忠物件，並非只侷限於國家，還有部落、宗族、宗教、城邦。中世紀的歐洲人有教會和莊園領主，專制時期有國王控制的國家。

但是現在，少部分受教育的群體，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壓迫和剝削自己、不受自己控制、與自己不相干的外界力量（國外異己和國內封建統治階級），並不是自己唯一可效忠的物件，為什麼就不能是自己認同的某種共同體呢？一種自我的人權意識，伴隨著民族自覺，開始覺醒。

但真正將民族主義發展成歐洲的大眾運動的，是

工業革命

。

工業革命帶來劇烈的社會變動，整個歐洲的傳統等級共同體都已經被這場巨大的變革徹底瓦解。大量農民離開農村移居城市，告別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每個人的活動範圍和人際聯絡大大增加，隨之而來的就是情感和心理上的缺失。

這個時候，就亟需找到一種新的身份認同和群體歸屬。民族主義恰好能滿足這種需求。

人們能夠從自己歸屬於某個獨特民族這種想法中獲得極大的滿足感

。這是人類天然的情感，人天生就和跟自己類似的人更親近。

因此，在一個變化較小的傳統社會，是不需要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出現，總是伴隨著社會的劇變。

所以，民族這個詞的出現，一開始就帶有民主的含義，它暗示著同一民族的每個人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

；一開始的目的就是打造政治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共同生活在一片相互聯絡且有界限的領土範圍內的全部本土居民構成。

在這個共同體裡，沒有強加在自己頭上的教權和王權，國家主權是獨立個人把自己的權利讓渡出去形成的，是認同相同規定的“我們”組成的實體。

民族國家的建立，是維護國民的普遍利益，不是維護君主和少數統治階級的利益。

國家的合法性和存在理論徹底變了。

4、民族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文化概念

作為當時封建統治秩序的最具破壞力的力量，民族主義要形成民族國家，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

1、如何界定民族？

2、如何保障公民權利？

對於第一個問題，普遍都是從文化角度去操作，這樣能讓人做到主觀上的最大認可。

完成這項任務的理論家被稱為

文化民族主義者

，比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

他們認為國家的民眾源自相同的種族，擁有一致的文化和歷史傳統，經歷同樣的民族悲痛和巔峰。

他們就努力去尋找和打造一種共同的歷史文化

。

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拉博關於國民教育的提案：“我們必須更新當前一代人，同時塑造下一代人……我們必須使法蘭西民族成為新人……因此，我們需要用一種快速、有效且持續的轉變方式，把這種理念傳遞給全體法國人。”

所以，歷史學在18-9世紀的歐洲十分興盛，這並非偶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者重視民族起源和歐洲各民族的發展差異，對那些民族傳說、神話和古老文字有著強烈的興趣。

被稱作民族主義學術研究“開山雙祖”之一的漢斯·科恩就說過：”

歐洲的民族是由詩人、文獻學家和歷史學家創造的

。”

在具體方式上，主要是“實行義務教育、推廣標準語言、普及民族風俗、宣揚民族歷史”等幾個角度。

從文化角度對民族共同體進行定義後，政治家就會加以運用

。因為文化共同體不是目的，只是個工具，最後還是要落實到政治共同體這個身份上。

構成成一個民族的核心是主觀上具有相同的認同，即相信我們是同一類人，而支撐起這一類認同的，表面上看是一系列文化工程，包括文化象徵物的構建、共同祖先的想象、民族歷史和語言的溯源、風俗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描述。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從本質上來說，民族是“想象”、“建構”的產物，最終要服務於政治目的。

文化民族主義必然會導致政治民族主義，它一開始就是為了後者這個目的

。

對於第二個問題，民族主義者利用了啟蒙主義的自由思想。“整個主權的本源根本上乃存在於國民”，只有政府貼近全體國民時，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自由才能得以實現。

所以，民族主義從誕生一開始，就與

自由主義

聯絡在一起。這是民族國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所在。

19世紀初，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發表“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他認為

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才是人們真正獲得自由的前提條件，只有從民族的大前提出發，個人才能獲得自由。

19世紀上半葉，義大利的統一先驅馬志尼認為，真正的國家是這樣的：具有廣泛的自由和平等的人格，人們團結在一起，向著共同的目標前進。

1882年，法蘭西學院院長內斯特·勒南在《什麼是民族？》的著名演講中，認為，民族是一個透過“公民投票”得以維持的“一種靈魂和精神上的本源”，換句話說，民族的存在要歸功於公民的擁護和忠誠。

也就是說，歐洲的早期民族主義者，將建立單一民族國家視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的一種途徑。

這就形成了一個結果：

民族國家的形成，往往和立憲是同時出現的

。

憲法解決三個核心問題：

1、用律法來界定“我是誰”；

2、公民權利有哪些；

3、國家怎樣保障這些公民權利。

用憲法來完成民族構建的最後一步，這樣一來，民族國家就會成為“我們”自願擁護的、互相訂立契約的結果。因此，民族主義形成的民權和主權是互相交融的狀態，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狀態。

如此一來，民族主義就徹底改了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政治形態，被西方史學家稱為“

文明之光

”。

這也使得，“所有的無產者生來就沒有民族的偏見”的MKS主義，在歐洲沒有市場。

5、民族主義誕生現代歐洲

19世紀下半期，歐洲出現了兩個主要的民族國家：義大利和德意志，奧地利也在民族主義的衝擊下搖搖欲墜，從而奠定了基本的現代版圖。

義大利和德意志這兩個地區，在將近1500年間都是一盤散沙，小國林立，義大利和德意志只是一個地理名稱，不具備政治上的任何意義，從來沒有義大利人和德意志人這樣的說法，等同於現在的中東、東南亞。

但是，它倆在19世紀70年代都成為了統一的民族國家。

這兩個國家都在18-19世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文化運動，引領歐洲的文化民族主義潮流

。義大利有“文化復興”運動，還出版《義大利公民和道德的卓越性》，首次將義大利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德國知識分子不斷在追問“祖國在哪”，掀起德意志民族文學，湧現出歌德、席勒、海涅、格林兄弟等等大文豪，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可謂狂飆突進。

現在的德國國歌《德意志之歌》，歌詞就來源於19世紀的自由主義詩人奧古斯特。

義大利和德意志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派別，但民族主義能夠把不同的派別團結一起，並由自由民族主義者主導革命。義大利統一的“三大天王”——馬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第，都是信仰個人自由的自由派。

德意志統一的決定性力量不是武力，而是倡導自由貿易的關稅同盟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支援。再加上長時間的德意志民族文化和德語的宣揚、聯合，1871年的儀式僅代表了統一這一漫長程序的尾聲。統一之前，德意志地區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遊行集會，都在呼籲自由和統一。

1861義大利統一、1871年德意志統一，

第一時間頒發憲法，建立議會

。相比中世紀，體現出濃烈的自由主義傾向。

6、民族主義的歪曲

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相輔相成的

。一旦自由主義式微，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就出現問題，必然導致民族主義的變異。

作為民族主義的集大成者，德意志和義大利先後將民族主義帶歪了。自由主義者在國內失去控制力後，執政者放棄了契約國家的信條：國家的關鍵是民眾的支援，轉而信奉中世紀末期的王權理論：

絕對實力和控制力

。

但中世紀末期是沒有民族主義的，

而20世紀初的歐洲人已經有了民族認同感

，這種情感不可能一夜之間讓它消失。

於是，他們將民族國家的理論進行重新解構。文化民族主義朝著極端方向演化——

種族主義

，將政治民族主義推向自由主義的反面——

極權主義

。

種族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的那種主觀認同，而是用優於其他民族來維繫的被動認同，它必須有一個對照。“我們”不僅是同一個民族，還是一個比“別人”更加優秀的民族。

民族主義為了實現共同體的主觀認同感，採用保障民權和民眾支援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種族主義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強，採用壓迫和擴張的方式建立絕對權力。

所以，當法西斯出現時，它已經與民族主義沒有什麼關係了。

為什麼有著專制主義傳統的亞洲國家反而不會出現法西斯？

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沒有經歷文化和政治上的民族主義運動。

當亞洲國家採用民族主義擺脫殖民、追求國家獨立時，其實與西方的民族主義大相徑庭。

首先在於，它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文化民族主義的運動，構造民族認同感的文化活動顯得倉促而粗糙。

以至於大都是透過反西方、反H（比如越南、蒙古）這樣構建共同的敵人來打造民族認同感。

其次，因為國家不是建立在主觀認同和自我支援的基礎之上，所以國家存在的首要目的不是保障民權。

因此，民族主義之後的歐洲，它的絕對權力主要體現在

對外壓迫

，這才給了法西斯存在的理由。亞洲沒有經歷真正的民族主義，它的絕對權力依然是：

對內壓迫

。

所以，當亞洲人與歐洲人在網上爭論民族主義時，其實說得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是雞同鴨講。

7、中國與民族主義無關

本來文章到此就結束了，但為了避免有人無端遐想，進而說作者居心叵測，我就再多說幾句。

20世紀初，以梁啟超為首的中國知識分子，確實想學習西方的民族主義來拯救中國。但是很快，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建立五族（漢蒙滿藏回）共和的聯合體。

實際上就拋棄了民族主義。

至於新中國的建立，更是與民族主義八竿子打不著。

為什麼如此？因為：

中國是一個文明，不是一個

郭嘉

。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術語，不是民族術語。

中國等同於西方，而不是法國；中華民族等同於西方人，而不是法國人。

當下中國所謂的民族主義情緒，實際上是

民粹情緒

。

所以，本文與中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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